余程萬血戰常德，方先覺血戰衡陽，蔣介石為何一貶一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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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諶旭彬

一

1943年12月7日，蔣介石出席國民政府陸軍大學第六期畢業典禮。蔣以校長身份發布訓詞後，突然宣布：自己已下令，將第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判處死刑。理由是：「余程萬在常德保衛戰的緊要關頭，竟然棄城而逃，並遺棄傷兵數百名於不顧，致使功虧一簣。他這種貪生怕死違抗命令的行為，還配做我的學生嗎？還配做一個革命軍人嗎？」

但是，蔣的判決，並不能令人信服。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的何成濬，就認為：余程萬以區區八千之師，面對數萬裝備精良的敵寇，死守常德、浴血奮戰達16個晝夜，最後幾乎全軍陣亡，雖在最後關頭率200餘人棄城突圍而走，但無論如何，也罪不至死。

1945年5月10日，在國民黨的六全大會上，以中共秘密黨員身份擔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王崑崙，發言質問當局：受命率部死守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已經投了敵，為什麼還能夠回到重慶，為什麼還能夠以「抗日英雄」的身份「招搖過市」？這裡面究竟是何緣故？軍部必須「明白回答」！蔣介石責備道：所謂方先覺投敵，乃是共產黨造謠，王崑崙代共產黨發言，是何居心？王崑崙起立為自己辯護，「總裁大怒，拍桌而罵。」

但是，蔣的拍桌大罵，同樣不能令人信服。雖然在1944年8-10月份的衡陽保衛戰中，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率部浴血死守衡陽達47日之久，直至彈盡糧絕。但其最終選擇了投敵（有特殊條件），乃是不爭的事實。這個事實，國民政府軍委會早已查清，並不是什麼秘密。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就對蔣介石無視事實一味袒護方先覺的做法相當不滿，在日記里記下了某友人的激烈言辭：「方先覺降敵後逃歸而蔣先生慰問備至，各方開會歡迎，皆屬軍人無恥，政府、社會俱以無恥教人，危險孰甚。」

如此，就有了這樣一個問題：余程萬、方先覺均是蔣之愛將，其問題也很相似。余率部浴血死守常德，最後關頭未能與城池俱存亡，選擇了棄城突圍；方率部浴血死守衡陽，最後關頭未能以身殉國，而選擇了投敵。蔣的處理，卻有天壤之別——余程萬浴血之後棄城突圍，所犯軍紀，嚴重程度遠不如方先覺浴血之後投敵，但蔣卻堅持要判處余程萬死刑；方先覺投敵逃歸的真相，在重慶傳播甚廣，早已不是什麼秘密，蔣卻一意孤行，堅持要將其打扮成「抗日英雄」，並重新任以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的要職。

蔣介石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如何解釋這種荒唐的反差？這種不公正，是否僅僅是蔣介石個人的情緒化所致？如果將視野從戰役本身，擴展到國內外政治、外交層面，其實不難發現，問題相當複雜——蔣介石對余、方二人的處置，看似矛盾，其內在邏輯，卻驚人一致。

二

先說余程萬。

常德會戰，正值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1943年11月1日，蔣介石接到羅斯福的電報，稱希望在11月下旬，與他及丘吉爾在開羅附近會面，蔣表示同意。次日，日軍發起進攻，常德會戰拉開序幕。11月21日，蔣介石抵達開羅。25日，蔣介石電令余程萬所部五十七師：「固守常德，與該城共存亡。」12月2日，蔣再次親自致電余程萬，稱自己已出席開羅會議並會晤了羅斯福、丘吉爾，此次會戰，關係到國際視聽，「務希嚴督所部，與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輝煌戰績，勿使史達林格勒之戰史獨美於前也。」次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本日幾乎終日為常德戰況不明所困，繁慮無已，除補志日記外，不能再事其他矣!」。（事實上，常德已在當日失陷，蔣尚不知）

蔣之所以如此關注常德會戰，一再要求余程萬必須「與常城共存亡」，乃是因為：蔣對開羅會議，存有兩大期望。一是不能讓英、美看不起中國，要保持民族尊嚴；二是與美、英兩國討論盟軍在緬甸的反攻計劃。但中方抵達開羅後，立即就發現，儘管在英、美的計劃中，中國將為緬甸反攻提供最大的兵力，但兩國卻無意邀請中國人參加開羅軍事會議的實質討論。直到蔣介石因此震怒，表示將因此拒絕向盟國提供中國關於緬甸戰爭的行動計劃，宋美齡也向羅斯福提出抗議，雙邊討論才匆忙被改成中美英三邊會議。即便如此，英、美兩國仍無意將其擬定的緬甸反攻計劃的具體內容告知中方，直到將要開會討論前幾個小時，才扔給中方代表團一份簡短的大綱。英國將軍蒙巴頓，甚至過分到將一份中方從未見過的作戰計劃，說成是充分融合了中方的意見和要求的成果。

整個開羅會議，瀰漫著濃厚的對中國的蔑視。期間，羅斯福、丘吉爾曾離開開羅前往德黑蘭，與斯大林會晤。斯大林在會晤中一再對羅、丘提到：「中國人對日軍作戰非常壞，這是因為領導階層的錯誤」、「中國人必須努力作戰，過去的表現太差了」羅斯福則相當關係常德會戰的進展，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6日，羅斯福即詢問史迪威：「你看蔣委員長能夠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道：「情勢十分嚴重，蔣可能垮台。」羅斯福說：「如此，我們就需要覓取別人或別派，來繼續和我們合作了。」

1943年11月30日，蔣介石在回國途中，寫下了他對開羅會議上中國被歧視的痛切感受。蔣說：或許，中國人還需要20年的努力，才能趕上西方。假如不努力的話，則將永遠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對待。中國贏弱的主要原因，在人才缺乏，中國必須用一代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和西方人士平起平坐的真實地位。如此，自不難理解，對余程萬未能遵命「與常城共存亡」，蔣介石的失望、恚怒之情。

1944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嶽會議的閉幕總結髮言中，蔣介石說了這樣一段話：「為什麼扔下傷兵自己突圍出去？在開羅的時候，我向羅斯福總統介紹過57師正在守衛常德的事情，羅期福總統很感動，還特地在筆記本上記下余程萬師長的名字。難道這就是余程萬師長么？我現在還沒有親自審問余程萬，具體情況還在調查中，但是，余程萬師長必須交軍法審判，當時其他同時退卻的官長一律要按革命軍連坐法來處置，決不寬貸。」

此外，蔣介石震怒欲槍斃余程萬，還有另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即與爭取美援有關。開羅會議期間，蔣曾向羅斯福當面請求10億美援的貸款，但未能得到答覆。12月9日，國軍收復常德，次日，蔣即再次正式致電羅斯福，請求貸款10億美元。顯然，蔣介石認為，如果余程萬能夠死守常德，將更有利於其向美國請求貸款援助。

三

再來看方先覺。

衡陽會戰發生在1944年6月到8月間。戰事初期，尚較為單純。進入7月份，即迅速與中美關係糾纏到了一起。

時為1944年7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突然致電蔣介石，要求其將史迪威自緬甸召回，「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據羅斯福解釋，其動機，是欲挽救中國戰事免於崩潰。一位盟國領袖要求另一位盟國領袖交出全部軍隊指揮權，在世界近現代史範疇，實屬罕見；況且，儘管當日中國面對日軍「一號作戰」，呈節節敗退之象，但亦未至崩潰之局。羅斯福此舉，帶給蔣介石的突兀與震驚，可想而知。

蔣介石接獲該電報，正值抗戰7周年紀念日，故其反應異常強烈，認為該電報是對中國的莫大侮辱。7月15日，蔣再接羅斯福電報，語氣粗暴，且威脅稱：若中國不能努力作戰，則兩國此後將無繼續合作之基礎。此事折磨蔣介石極深。7月2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體鱗傷。」8月23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自本年七七以來，每聞羅有來電，無不疑懼戰兢。以其非威脅即壓迫之電，皆為余之恥辱臨到之時也。」

9月1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此事)為十年來所未有之恥辱。處境至此，悲慘已極。今日環境，全世界惡勢力已聯絡一氣，來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獄張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個波浪無不是威脅我。這樣摧殘我的情景，誠是毫無理由。自思我往日，雖驕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報應，而且問心實無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於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

蔣介石不願意將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到美國人史迪威手裡，並不是因為蔣本人貪戀權力。而是因為：

第一，美國此舉侮辱中國國格太甚。在7月8日給羅斯福的回電中，蔣曾表示同意將軍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不過考慮到中國軍隊派系背景複雜，為防引發混亂，須有一定準備時間。同時蔣還要求，兩國政府應仿照歐戰成例，就此事簽訂一項正式協議，以明確軍事指揮權的具體權利和義務，避免未來引發不必要的糾紛。但是，如此重大的人事問題，美國軍方卻拒絕循美英、美蘇之先例，與中國簽訂任何正式協定。換言之，「美國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張空白支票，由美國人任意填寫其內容，中國人不得加以限制。……這等於是美國要求中國無條件奉上軍事領導權。」

第二，中國軍隊遠未實現國家化，更多的時候是靠私人關係在維持，即便是身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在與下屬的交流中，也不得不採取稱兄道弟的稱呼方式。蔣不認為史迪威有能力駕馭內部派系如此複雜的中國軍隊，更不相信史迪威能夠如其所宣傳的那般的，能夠真正指揮得動中共的軍隊。

在這樣的背景下，寄望於方先覺所統率的第10軍，希望他們能在衡陽保衛戰中打一場勝仗，以駁斥羅斯福來電所謂「中國戰事將要崩潰」乃是妄言，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在羅斯福逼迫蔣交出全部中國軍隊指揮權的當下，國軍能夠在衡陽有傑出的表現，顯然可以增加蔣對抗華盛頓的籌碼。當蔣越來越感到來自華盛頓的壓力，「每聞羅有來電，無不疑懼戰兢」時，衡陽的情勢也同樣越來越緊張。他在研究增援時曾寫出：「軍事憂惶，未足言危，而對美外交之頹勢，實為精神上最大之打擊。但果能邀天之福，軍事獲勝，則外交危機，亦可轉安，萬事皆在於己這之力耳。」(1944年7月20日)可見蔣對衡陽會戰所寄予的外交層面的厚望。

有相當多的日記，足以表現蔣的這種迫切期望。譬如：「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944年7月25日）祈求神祗到如此地步，這是抗戰期間絕無僅有的唯一一例。

來自華盛頓的壓力越大，蔣給予衡陽前線的壓力也越大。7月26日，白崇禧曾委婉建議蔣，衡陽難守，不如命城中部隊突圍，另外可以著手部署衡陽失守後其他戰略要點的防守事務。但蔣在27日給方先覺發電報，命其繼續「督率所部決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應」，並不讓方再向外發電報求援：「以後對於求援與艱危情形非萬不得已，不必發電詳報，以免敵軍偷譯。」

8月2日，美方晉陞史迪威上將軍銜，此舉顯然是為其接掌中國軍隊指揮權所做的一項安排。同日，蔣甚至發電報，告誡方先覺衡陽之戰的重要性，並提醒其注意以死報國：

「此次衡陽得失，實為國家存亡所關，決非普通之成效可比。自必經歷不能想像之危險與犧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須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報國之決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懼一切，戰勝魔力打破危險，完成最後勝利之大業，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陽守軍之勝利與光榮。」

8月7日，衡陽戰事岌岌可危，蔣介石「起床禱告凡三次，幾未入眠也。」8月8日，蔣「於凌晨4時起默禱能轉危為安」。當日，衡陽失陷，方先覺投敵。

當衡陽的陷落已是無可挽救的事實，蔣介石能夠很清楚地預料到，來自羅斯福和史迪威的壓力將隨之加大。蔣採取的挽救方式是：通過宣傳方先覺等守城將士「誓與城池共存亡」的犧牲精神，來責備美方破壞中國抗戰——當衡陽戰事吃緊時，史迪威不允許陳納德將軍用物資交付給中國陸軍，陳只得選擇私自授予的方式，魏德邁後來的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蔣介石後來憤然向羅斯福控訴：「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撥之租借軍火，不許用於東戰場作戰，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國軍隊除遠征軍外，迄未在中國租借案中得到一槍一炮。」

蔣的宣傳，從衡陽失陷的當天，即全面鋪開。其核心宣傳資料，是一份方先覺等人的「最後一電」。據說，該電報發於8月7日下午三時，方先覺等在電報中說道：「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不過，這份「最後一電」，極有可能是蔣介石的侍從室所偽造。事實是，就在當天晚上，方先覺已開始與日軍談判投降條件。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曾建議蔣介石暫緩發布方先覺的「最後一電」，因為方是否殉國，尚未可知。但蔣的意見是：不待證實，立即發布。蔣的目的，是希望趕在美國施壓之前，迅速造成輿論優勢。果不其然，8月9日，重慶各大報剛剛以頭條位置刊載方的「最後一電」，8月10日，羅斯福就再度致電蔣：「中國戰場形勢危急，關於史迪威（指揮全部中國軍隊）之事需要立即行動，否則將為太遲。」同日，有關方先覺降敵的消息和證據陸續傳抵重慶。12日，張治中與蔣介石商議關於方先覺的宣傳問題，張治中建議謹慎從事，宣傳上要留有餘地，蔣的意見是：不留餘地，繼續宣傳，即便方先覺被俘後變節，也沒有關係。12月，方先覺在軍統的運作下被從衡陽救出，送返重慶，蔣介石第一時間召見了方，並指示重慶媒體再掀對「抗日英雄」方先覺的宣傳高潮。

四

綜上，棄城突圍的余程萬，自1943年12月，被蔣介石送交軍委會執法總監部，羈押長達整整一年，直至1944年12月，才被免除死刑，減為有期徒刑五年。相比之下，投敵歸來的方先覺，蒙蔣介石親自接見，媒體一片頌揚之聲，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被重新任命為軍長要職……就戰事本身而言，這種懲罰與獎賞，確屬是非顛倒，黑白不分。

然究其根源，蔣命令余程萬與常德共存亡，命令方先覺與衡陽共存亡，都不是從戰爭本身層面來考慮問題，而是為了在政治、外交上應對盟國。對余程萬的嚴懲，代表了蔣對盟國壓力的響應，對方先覺的吹捧，則代表了蔣對盟國壓迫的反抗。

換句話說，無論是常德會戰，還是衡陽會戰，本質上，都是「政略」第一，「戰略」第二。

關於「政略」與「戰略」的正確關係，陳誠曾有精闢的表述。陳誠說：「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目的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爭既啟，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獲得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著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敗，就是最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著惡化。」蔣一再以「與城共存亡」為命令，強調「犧牲」多於強調「勝利」，實際上意味著：在他的決策邏輯里，為了達成「政略」，可以不考慮「戰略」的可行性。

陳誠的說法有他的道理，但蔣介石也有他的苦衷。其之所以強調「犧牲」多於強調「勝利」，乃是因為，對一個貧弱的農業國而言，要對抗一個強大的工業國，落實到具體會戰，「戰略」上本就沒有多少勝算。對於這一點，1934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對國軍軍官訓練團已講得非常明白：

「我們中國沒有現代作戰的條件，不夠和現代國家的軍隊作戰，如果不待時而動，貿然作戰，那只有敗亡而已，不僅是十天之內，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佔領起來，……不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隨時可以佔領，無論那一個地方都可佔領。……依現在的情形來看，他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現在我們中國的軍隊，無論你在哪一個地方，無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幾時死，就可以幾時死，要佔你什麼地方，就可以占什麼地方。」

親歷八年抗戰的國軍高級將領張發奎，在回憶錄里，說得更加直白：「我感覺敵人能攻佔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佔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思路一貫都是這樣。一切都是時間問題。」

所謂「時間問題」，實際上也就是「苦撐待變」，也就是「政略」的運作問題。

所以，從淞滬會戰開始，整個八年抗戰，對「犧牲」的強調，始終重於「勝利」——當日軍在淞滬陸續增兵至20萬之眾，蔣仍認為：「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衛一二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儘力固守上海。」期待著用「犧牲」，而非「勝利」，來引起「政略」（國際干預）的反饋，是整個抗戰史最基本的特徵。弱者「待變」的前提是「苦撐」，而「苦撐」的手段，唯有「犧牲」。

注釋

畢群，《常德守將余程萬被扣押內幕》，收錄於《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唐縱日記》，1945年5月10日。徐永昌日記，1945年1月7日。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 太平洋戰爭時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P417-425。《開羅、德黑蘭會議紀要》，收錄於：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綜合月刊社，1973，P929。蔣介石，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二），1944年2月14日。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 太平洋戰爭時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P519-585。鄧野，《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陳誠，《滬戰的經過與教訓》，1938年2月28日。蔣介石，《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193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