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

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

李大釗

原載《言治》季刊第3冊

1918年7月

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溯諸人類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謂為基於自然之影響。蓋人類生活之演奏，實以歐羅細亞為舞台，歐羅細亞者歐亞兩大陸之總稱也。歐羅細亞大陸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 (tableland)，此與東西文明之分派至有關係。因其地之山脈不延於南北，而亘乎西東，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

人類祖先之分布移動乃以成二大系統，一為南道文明，一為北道文明。中國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諸國、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爾齊斯坦、波斯、土爾基、埃及等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滿洲、西伯利亞、俄羅斯、德意志、荷蘭、比利時、丹麥、士坎的拿威亞、英吉利、法蘭西、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奧士大利亞、巴爾幹半島等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鬥與同類奮鬥之文明。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時，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故其生計以農業為主，其民族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賜予甚乏，不能不轉徙移動，故其生計以工商為主，其民族為移住的。惟其定住於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處也，故其家族簡單。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義；家族簡單故行個人主義。前者女子恆視男子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風，而成賤女尊男之習；後者女子恆視男子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嚴尊重女性之德。農業為主之民族好培種植物，商業為主之民族好畜養動物。故東人食物以米蔬為主，以內為輔；西人食物以肉為主，以米蔬為輔，此飲食嗜好之不同也。

東人衣則廣幅博袖，履則緞鞋木履：西人衣則短幅窄袖，履則革履。東方舟則帆船，車則騾車、人力車；西方舟則輪船，車則馬車、足踏車、火車、電車、摩托車。東人寫字則用毛筆硯池，直行工楷於柔紙，西人寫字則用鉛筆或鋼筆，橫行草書於硬紙。東人講衛生則在斗室靜坐，西人講體育則在曠野運動。東人之日常生活以靜為本位，以動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動為本位，以靜為例外。試觀東人西人同時在驛候車，東人必覓坐靜息，西人必來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

更以觀于思想，東人持厭世主義(pessimism)，以為無論何物皆無競爭之價值，個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樂天主義(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為向上進化發展，確認人道能有進步，不問其究竟目的為何，但信前事惟前進奮鬥為首務。東人既以個性之生存為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是謂定命主義(fatah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進步，則事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是謂創化主義(creative progressionism)。

東人之哲學為求涼哲學，西人之哲學為求溫哲學。求涼者必靜，求溫者必動。東方之聖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間以向實在，而欲化人間為實在者也。西方之聖人是向生活里殺來，是由實在以向人間，而欲化實在為人間者也。更以觀於宗教，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東方教主告誡眾生以由生活解脫之事實，其教義以清靜寂滅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龕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無聲，皆足為寂滅之象徵。西方教主於生活中尋出活潑潑地之生命，自位於眾生之中央，示人以發見新生命、創造新生命之理，其教義以永生在天、靈魂不滅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與祈禱，皆足以助人生之奮鬥。

更以觀於倫理，東方親子間之愛厚，西方親子間之愛薄。東人以犧牲自己為人生之本務，西人以滿足自己為人生之本務。故東方之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之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更以觀於政治，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政治，有世襲之天於，有忠順之百姓，政治現象毫無生機，幾於死體，依一人之意思遏制眾人之願望，使之順從。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有數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議士，有隨民意以為進退之內閣，政治現象刻刻流轉，刻刻運行，隨各個人之意向與要求，聚集各個勢力以為發展。東人求治在使政象靜止，維持現狀，形成一種死秩序，稍呈活動之觀則詆之以搗亂。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潑，打破現狀，演成一種活秩序，稍有沈滯之機則摧之以革命。東方制定憲法多取剛性，賦以偶像之權威，期於一成不變，致日新之真理無緣以入於法。西方制定憲法多取柔性，畀以調和之餘地，期於與時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隨時可合於理。此東西文明差異之大較也。

東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挾種族之僻見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學者頗引為莫大之遺憾。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就東洋文明而論，其所短約有數端：

(一)厭世的人生觀不適於宇宙進化之理法。

(二)惰性太重。

(三)不尊重個性之權威與勢力。

(四)階級的精神，視個人僅為一較大單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價值全為單位所吞沒。

(五)對於婦人之輕侮。

(六)同情心之缺乏。

(七)神權之偏重。

(八)專制主義之盛行。

而其所長則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以窺見生活之神秘的原於，益覺沉靜與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問日在物質的機械的生活之中紛忙競爭，創作發明，孜孜不倦，延人生於無限爭奪之域，從而不暇思及人類靈魂之最深問題者究竟為何?

東西文明之互爭雄長，歷史上之遺迹已數見不鮮，將來二種文明果常在衝突軋轢之中，抑有融會調和之日，或一種文明竟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決之問題。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二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為功。所謂本身之覺醒者，即在東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印度開放而後，西洋思想已漸蒙東洋之影響。如叔本華 (Schopenhauer)之厭世哲學，尼采(Nietzsche)之天才個性主義，皆幾分染東洋思想之顏色。惟印度之交通不便，西人居印者少，而印人之視英人只認為嫻於政治藝術之巧練蠻人，以為論及修養彼輩尚屬幼稚，彼輩所汲汲以求者，東方人決之於心中也久矣。故東西文明之間，在印度不生密切之接觸。逮于海通，西人航海來華者日眾，東西思想之接觸始漸密切。良以吾國氣候之溫和，海路之利捷，遠非印度可比也。

由是言之，對於東西文明之調和吾人實負有至重之責任，當虛懷若谷以迎受彼動的文明，使之變形易質於靜的文明之中，而別創一生面。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父教授(Professor Maynard W．Metcale)曾在奧柏林 (Oberlin)為中國留美學生會演說《科學與現代文明》，論及中國之將來，有曰：設有一民族於世界最終之民族中能佔一大部者，其惟中國人乎?

其數量之眾，忍苦之強，衍殖之繁，愛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堅，智力之優，與夫應其最高道德觀念之能力，皆足以證其民族至少亦為最終民族中之要素。但彼等究與啟發未來最終民族生息於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響乎?中國其將於智於德有所貢獻於世界，亦如其於數量乎?此殆全視彼善導其發育於今方環接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

中國於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及於高麗乃至日本，影響於人類者甚大，今猶能捲土重來以為第二次之大貢獻於世界之進步乎?世間固尚未有一國民能於世界之進步為第二次偉大之貢獻者。埃及、阿西利亞、佛呢西亞、希臘、羅馬、亞拉比亞、波斯，皆曾達於極盛之域而遂衰亡不復振。獨義大利之文藝復興為顯著之例外，然亦非舊羅馬之復活，逮其純為新民族之日，固不知有幾多異族之血混入古義大利人之族系也。

猶憶三十年前，加潘特(Edward Car— penter)曾為文以論《文明之起源及其救濟》，甚有趣味，文中指陳曾經極盛時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徑路，謂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預兆時期，浸假而達於炎熱最高之度，浸假而貽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運焉。世界史中尚未見有回春復活之民族重為世界之強國也。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容諱言。中國民族今後之問題實為復活與否之問題，亦為吾人所肯認。顧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復活，可以於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

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達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而立東西文明調和之基礎。今日立於東洋文明之地位觀之，吾人之靜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處於屈敗之勢。彼西洋之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雖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無趨於自殺之傾向，而以臨於吾儕則實居優越之域。吾儕日常生活中之一舉一動幾莫能逃其範圍，而實際上亦深感其需要，願享其利便。例如火車輪船之不能不乘，電燈電話之不能不用，個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議政治之不能不採行。

凡此種種，要足以證吾人生活之領域，確為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勢滔滔殆不可遏。而一察其現象，則又呈扦格矛盾之觀，到眼都是。最近所發生之社會現象，如飛虹、普濟、江寬等輪之沖沈也，某處火車之遇險也，某處電燈之失慎也，此類事實若一一叩其原因，固各不一致，而且甚複雜，就生活現象以為大量之批評，則皆足引為吾人不適於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證據。

其他大致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則精神煥發，利便甚溥，而一入於吾人之手，著於吾人之身，則怪象百出，局促弗安，總呈不相配稱之觀。蓋嘗推原其故，以為以靜的精神享用動的物質制度器械等等，此種現象必不能免。苟不將靜止的精神根本掃蕩，或將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沈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蹈於自殺。蓋以半死帶活之人駕飛行艇，使發昏帶醉之徒御摩托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艇車亦毀於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嘩、唯諾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系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杌隉不寧，此種政制之妙用亦必毀於若而國中。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粉碎，世間最可恐怖之事莫過於斯矣。

余既言之，物質的生活今日萬不能屏絕勿用，則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徹底之覺悟，將從來之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根本掃蕩，期與彼西洋之動的世界觀相接近，與物質的生活相適應。然在動的生活中欲改易一新觀念創造一新生活其事較易在靜的生活中欲根本改變其世界觀，使適於動的生活其事乃至難從而所需之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強毅之氣力赴之。奇普陵(Kipling)之詩曰：

"Oh，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Till Earth and Sky stand presently At God s great judgment seat，But there is neither East nor West，Border，nor Breed nor Birth，When two strong men stand face to face Tho』they come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譯其大旨，即謂除非天與地立於上帝最高裁判之席前，東終是東，西終是西，絕無相遇之期。但有二偉人焉，雖來自地球之兩極，相對而立，則無東西畛域之見，種族血系之分也。吾青年乎，其各以two strong men中之一人自命，竭力剷除種族根性之偏執，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於動性之技藝與產業。此種技藝與產業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與實驗之科學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學之演試必能日臻於純熟，科學之精神必能淪浹於靈智。此種精神即動的精神，即進步的精神。

一切事物無論其於遺襲之習慣若何神聖，不憚加以驗察而尋其真，彼能自示其優良者即直取之，以施於用，時時創造。時時擴張，以期盡吾民族對於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貢獻。愚文既已付印，偶於《東方》第十五卷第六號見有《中西文明之評判》一文，譯自日本《東亞之光》，其首段曰：有中國人胡某者於開戰前後在德國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種：一名《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辯護》，為開戰前所刊；一名《中國國民之精神與戰爭之血路》，為開戰後所刊者。

歐美人對於東洋民族多以為劣等國民，偶或見其長處則直驚以為黃禍，其真傾耳於東洋人之言論者極少。有時對於東洋人之言論呈讚詞者，多出於一時之好奇心，或屬於外交辭令而已。然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大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於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對於他人之批評，虛心袒懷以傾聽之者亦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時未必有人過問，而此時卻引起相當之反響，為贊否種種議論之的。……次乃介紹德人對於辜氏著作之意見，贊成之者則有台里烏司氏及普魯克陀爾福女士，反對之者則有弗蘭士氏。其中所論頗足供愚文之參證，為幅帙所限，未能迻錄，讀者可取《東方》閱之。

往者愚在日京曾於秋桐先生《說憲》文中，得悉辜鴻銘氏有《春秋大義》之作，嗣以激於一種好奇之心理，嘗取辜氏之書略為披閱，雖讀之未暇終篇，但就其卷頭之綱目導言之大旨觀之，已足窺其概要。彼謂：「西洋之教人為善，不畏之以上帝，則畏之以法律，離斯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也。逮夫僧侶日多，食之者眾，民不堪其重負，遂因三十年之戰，傾覆僧侶之勢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權威。於是繼僧侶而興者，則為軍警焉。軍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過於僧侶，結果又以釀成今日之戰。

經此大戰之後，歐人必謀所以棄此軍警，亦如昔之摒棄僧侶者然。顧摒棄軍警之後其所賴以維持人間之平和秩序者將復迎前曾摒棄之僧侶乎?抑將更事他求乎?為歐人計，惟有歡迎吾中國人之精神，惟有歡迎孔子之道。」是篇所舉胡氏之說，與辜氏之說若合符節。胡氏疑即辜氏之誤，辜字譯音頗與胡近。其書既以英文出版於北京，復以德文出版於柏林。日人展轉迻譯致訛為胡，國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為中國二干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一之為奇，寧復有偶，必為辜氏之訛無疑。

愚讀歐人對於辜說之評判，不禁起數種感想：第一，國人對於現代西洋最有價值之學說恆扦格不相入，詆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無價值之夢話，一入彼歐人之耳，彼皆以誠懇之意迎之。或則以促其自反，或則以堅其自信，雖見仁見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虛心袒懷資為他人之助。以視膠執己見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遠，有非可以道里計者。故吾人對於歐人之注意辜說，惟當 引以自愧，切不可視為「驚動歐人之名論」以自榮。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於物質主義，宜否取東洋之理想主義以相調劑，此屬別一問題。時至今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潔凈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不重物質之證，則吸食鴉片之癖亦保不可數為相同之便，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

為不許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第三，希望吾青年學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學說，同時將吾東洋文明之較與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紹之於歐人，期於東西文明之調和有所裨助，以盡對於世界文明二次之貢獻，勿令歐人認此陳腐固陋之談為中國人之代表。第四，台里烏司氏謂：「人雖有採用新稅制新服制者，而無輕易採用新世界觀者。」斯言誠不盡妄。但愚以為於吾東方靜的世界觀，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與動的世界觀接近，則其採用種種動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見其利只見其害。然此非可輕易能奏功效者亦屬事實。當於日常生活中習練熏陶之，始能漸漬濡染，易靜的生活為動的生活。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吾人即於日常生活中常懸一動的精神為準則，其結果尤不能完全變易其執性之靜止。倘復偏執而保守之，則活動之氣質將永不見於吾人之身心，久且必歸於腐亡。

愚頃又見早稻田大學教授北聆吉氏曾作《論東西文化之融合》一文，載於《東方時論)第三卷第六號，中多透闢之語。茲節譯數段供參證焉。……西洋之文化為求精神之自由，先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歐入對於自然不能漠不關心純取觀望之態度，不能融合其自我於自然之中以與自然共相遊樂。其視自然為自我發展之憑基，非自我產生之嫡母。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礙也。菲西的謂對象即抵抗，實足為歐人自然觀之綱領。彼等所以不即其本然之體以觀察自然，而必分析之以求發見其構成之要素與軌範要素結合之法則者，乃欲如斯以為人類再建自然。其科學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張自我克服自然而產出。培根嘗謂為「知識之力」，蓋歐人之科學即使彼等制御自然之力也。

然東洋諸民族關於此點，其努力則與歐美人異。同是東洋民族，其間固亦有相異之點，而自大體言之則凡東洋諸民族皆有—共同與西洋民族不同之所，即其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遊樂是也。彼等不言人則與天則對立，寧依天則以演繹人則。東洋人一般之宿命觀以從天命為道德之能事，足為彼等如何視自然為強權之實證。東洋人與其欲制御自然以獲精神之自由，寧欲使精神之要求服從自然，於此覓一安心之境地。故彼等對於自然不加解剖，不加分析，但即其本然之體觀察之而已。

東西文化之差別，可雲一為積極的，一為消極的。此殆基於二者使現實生活徹底之意力之強弱。歐美人使現實生活徹底之慾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於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進。東洋人之於現實生活不視為絕對，故使之徹底之努力缺乏。東西對於自然之差異，無論其基於何種理由，究於二者之間生出思想與生活種種之不同。西洋人在與自然奮戰之間養成一種猛烈之生活意志。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種生活意志，以使其他劣弱之民族為之屬隸，更為此目的利用其獨佔之科學知識。東洋人常以求得最大之滿足於其被與之境遇為能事，故於本民族中認不法階級之存在，即認異族為政治統治者亦甘受之而帖服。西洋人在與自然奮戰中所養成之自我觀念與人間中心之思想，構成一種價值哲學，設便於自己之標準評量一切價值。不僅於現世以自己為中心，即於來世亦主張個性價值之保存。

希臘人受地理之影響本為極端個人主義之信者。以智慧、勇氣、正義、節製為四德，而慈悲仁愛在東洋思想認為一切道德之首者，則反屏之於道德範疇之外。今日之西洋人合此希臘人之個入主義與希臘教靈魂不滅之教義，而成個性價值保存之哲學，從而西洋人缺真實大我之哲學。顧在東洋，儒教則求修養最終之標的於天，佛教則求之於涅檗以成大我無我之哲學。寧以打破個人主義與人間本位之價值哲學，始足認為備哲人之風格，老莊荊楚之學於此點最為徹底。……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向；與自然融合，對於所與境遇之滿足，為東洋人優遊之境地。此二者皆為人間文化意志所向之標的。

吾人於斯二者均不可蔑視。若徒埋頭於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而忘卻吾人對於內的生活之反省，則吾人之生活必歸於空虛。故今世大哲若柏格森，則謂今日普魯士人之生活幾全埋頭於生產之事，于軍事與產業方占勝利之際，詩與哲學益趨退化以為警告矣。若倭鏗則以內的文明與外的文明，詩與產業之兩立為理想，唱言今日人本主義的文明，一面征服自然，一面有使自己靈性歸於空虛之恐矣。彼歐美人今既於徵服自然之中漸喪其自己之靈性，而東洋人則何如者?彼等既不求若何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故其與自然融和一致之精神不過僅為少數人所能知，自余之大多數殆為自然所征服。

東洋聖哲自覺「破於此處成於彼處」之大自在，故現實生活之成敗多不足以惱其心神。其大多數對於人生真義毫不理解，為自然所征服，又為利用自然者所驅使，以度最悲慘之生活。故於產生老莊解脫哲學之支那，造成多數如豚之苦力。於產生釋尊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於疾疫，則厄於饑饉，今且被佣為兵，在西部戰場為英國人效死。然則無征服自然之能力，甘居於被與之境遇之東洋民族，將有莫大之危險，從其生活以俱至。此為吾人所不可不記取者。

於是乃生歐羅巴的文化與亞細亞的文化之補救乃至融合之必要矣。吾人為自己精神的自由，一面努力於境遇之制服與改造，一面亦須注意於境遇之制服與改造不可無一定之限制，而努力於自己精神之修養。單向前者以為努力，則人類將成為一勞動機械；僅以後者為能事，則亦不能自立於生存競爭之場中。必兼斯二者，真正人間的生活始放其光輝。而欲為此，非能將一切反對之要素攝取而統一之之民族不可。世間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質與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族焉，必於是等文化不認其中之一為絕對，悉攝容之而與以一定之位置與關係，始有產出將來新文化之資格。若而民族於歐則有德意志，於亞則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別創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綜合從來之一切文化的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處。……梅烈鳩闊佛士基論歐羅巴的精神與亞細亞的精神曰：

「漸向下沉之西方之光，地之真人之真也。漸向高升之東方之光，天之真神之真也。西方之光非必較東方之光為小，唯此二種之光二種之真相結合，始與真晝之光，始與神人之光。」今且引述其言以終吾文矣。

按此篇所論頗多特見。而其主張東西文明之須相調劑亦與愚論無違。惟其謂具調和東西文明之資格者於歐則有德國，於亞則有日本，此則全為日人「我田引水」之談，與其崇拜德國文明過度之過。固執文明特質之民族固不易與反對之文明言調和，而能綜合異派文明兼容並收之民族，固於異派文明之調和易與介紹疏通之助，恿亦非敢概為否認。但愚確信東西文明調和之大業，必至二種文明本身有徹底之覺悟，而以異派之所長補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煥揚光彩發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紹疏通之責，亦斷斷非一二專事模仿之民族所能盡。愚惟希望為亞洲文化中心之吾民族，對於此等世界的責任，有所覺悟，有所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