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檢討蘇聯解體：黨內權貴與葉利欽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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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戈爾巴喬夫

文 | 諶旭彬

戈氏認為：蘇聯解體，是由各共和國私慾極強的政治精英們決定的

1991年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並宣布解散，蘇聯就此解體。對於這場震驚世界的變故因何發生，史學界的解讀已是汗牛充棟。不過，最值得重視的解讀，恐怕仍要數事變當事者、最後一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晚年反思。

1998年，戈氏出版回憶錄體裁著作《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其中，對於蘇聯解體，戈氏說道：

「我現在的評價和六年前一樣；這是真正的悲劇，……我至今仍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錯誤：蘇聯本是可以保留下來的。」

鑒於很多人認為民族分離主義是蘇聯解體的主因，戈氏承認，民族矛盾在當時確實很尖銳，「1987年中期以後，族際關係問題實際上就沒有從政治局的日程上消失過」，「我本人以及我的同事們曾花大力氣減緩要求分離的情緒，但是我們的努力並沒有取得效果」，「我們終究遭到了重大的損失。」

但在戈氏看來，各加盟共和國民族分離主義的膨脹固然嚴重，但導致蘇聯解體的真正主因，並不在此。1995年，戈氏接受鮑里斯·斯拉文訪談。當斯拉文問及：「您認為，蘇聯解體這一過程主要是客觀原因造成的，還是主觀因素、個人因素起決定性作用？」戈氏的回答是：

「這件事與其說取決於各個共和國本身，還不如說是由這些共和國的政治精英們、領導人決定的。這些人野心勃勃，慾望極強。他們中有些人是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過去一直不得志，而另一些人財希望享受政權，週遊世界，擁有自己的外交部、自己的專機和衛隊及其他權力象徵物。」

在《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一書中，戈氏表達了相似的意見：「那些認為聯盟倒台是由波羅的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亞的民族衝突引起的議論，都是企圖事後為葉利欽及其戰友們的不負責任的瓦解蘇聯的行徑開脫」，「俄羅斯總統及其周圍的人為了實現使自己入主克里姆林宮的強烈願望而實際上使聯盟成了犧牲品。」

俄羅斯作為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絕對主導者，卻選擇拋棄蘇聯要求獨立，其內在權力邏輯，葉利欽班子的智囊團曾擬有一份「絕密」文件《過渡時期的俄羅斯戰略》，闡釋得相當清晰。該文件分析道：

「客觀上，俄羅斯不需要在它上面有一個專門從事重新分配它的資源的經濟中央。可是很多其他共和國都對有這樣的中央感興趣，它們在控制住本國境內的財產之後，力圖通過聯盟機關對俄羅斯的財產和資源進行有利於自己的重新分配。這樣的中央只有在各共和國的支持下才可能存在，因此在客觀上，不管它的幹部組成情況如何，它都將推行與俄羅斯利益相左的政策。」

圖註：戈爾巴喬夫（右一）在莫斯科紅場檢閱台上

戈氏還認為：蘇共黨內權貴，為自身利益與葉利欽等人走到了一起

此外，戈氏還重點提到：「現在已經十分清楚，俄羅斯領導瓦解蘇聯的路線，曾與蘇共內部頑固的特權勢力所進行的反對蘇聯領導的鬥爭交織在一起……這兩個陣營——葉利欽周圍的一批人和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儘管看來好像思想立場對立，（實際上）都挑唆、鼓動並串通一起來打倒戈爾巴喬夫。」

在葉利欽拋出以解體蘇聯為主旨的《別洛韋日協議》後，「那些在八月份似乎是『為了保留聯盟』而支持叛亂分子的黨內權貴們，這一次卻也投了搞垮聯盟的贊成票！」——所謂「八月份似乎是『為了保留聯盟』而支持叛亂分子的黨內權貴們」，乃是指：1991年8月19日-21日，一批包括蘇聯副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克格勃局長在內的高級幹部，以挽救蘇聯解體為由，發動未遂政變，企圖廢黜戈爾巴喬夫。

對於這場未遂政變，戈氏的解讀是：「黨的領導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針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鋌而走險呢？我再三考慮，得出的結論是，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後一滴水』，就是對失去個人權力的擔心。」戈氏回憶：在7月底，他曾與葉利欽及納扎爾巴耶夫晤談，談話內容，涉及制定新憲法、選舉新的權力機構，「在交換意見過程中，提出讓納扎爾巴耶夫出任內閣首腦。……還談到必須大力更新權力機構的上層領導班子——幾位副總理，特別是要害部門的領導人。提出了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體問題——他們的退休問題。」戈氏認為，「我們的談話被錄了音，克留奇科夫聽了後，有了證據；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喪失了理智。」

事實上，蘇聯最終是在蘇共精英黨員們的歡呼聲中解體的。一如戈氏所言：

「在白俄羅斯，只有盧卡申科一人投了反對蘇聯解體的票。在烏克蘭只有2-3人反對蘇聯解體，而其餘則一致同意解體。在俄羅斯有幾位代表試圖發表意見，但其餘人卻叫喊：『何苦竹籃打水，已經一目了然，投票吧。』於是迫不及待地在一片歡呼聲和掌聲中把蘇聯解體了，有六人棄權，俄羅斯議會代表中86%是共產黨員……我當時就指出：『是自私驅使他們這樣做的。』」

簡言之，作為劇變的當事人，較之流行的「民心論」，戈氏的檢討更多地集中在內部權力鬥爭和利益衝突層面。至於這種檢討是否準確，不妨參考當日烏茲別克的「棉花案」——該案的偵破歷時5年之久，至少3萬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烏茲別克的幾乎整個領導層被起訴，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最高蘇維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書記等大批黨政官員被捕，在布哈拉州委第一書記家中，查獲130公斤黃金製品……最後，案件的調查被莫斯科強行中止，原因是案件的偵破已經順藤摸瓜，蔓延到了蘇共中央，「涉及許多部長、最高法院院長、蘇共中央工作人員甚至中央書記」，為「大局」計，戈氏不得不中止這一「給黨的機關抹黑」的調查。戈氏說蘇聯解體是由各共和國「野心勃勃、慾望極強」的政治精英們、領導人決定的，非為無因。

圖註：1991年12月，莫斯科，老婦、倒下的鐮刀與鎚子

注釋

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新華出版社，2002，P102。同上，104。《尚未結束的歷史：戈爾巴喬夫訪談錄》，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P67-68。《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P135。同上， P169。同上，P136。《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P1337-1340。維·科洛基奇 德·卡爾東：《「八·一九」事件追憶 ——戈爾巴喬夫訪談錄》，《俄羅斯文藝》2002年第1期。《尼·伊萬諾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反腐敗》，收錄於《親歷蘇聯解體 二十年後的回憶與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