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及其帝國的男女

本文節選自《1916：全球史》

在1917年，加里波利老兵，紐西蘭人亞歷山大·埃特肯（Alexander Aitken）把那些能產生共鳴的回憶第一次寫成回憶錄並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他對1916年春沿著從埃及到西線的路線去遊歷法國期間看不到男性感到印象深刻。在馬賽的鐵路編組站，埃特肯「起初看不到男性，只有婦女和姑娘們在鐵路側線從事著沉重的裝卸工作；最後來了一些法國人，他們人過中年，是本地的預備役民兵，監管著幾批德國戰俘」。

由於火車沿著法國東北海岸線行駛緩慢，埃特肯得空就觀察車廂內的人，發現除了在休假中的士兵外，看不到任何男性，這些士兵們結伴坐在朝向海邊的座位上，神色茫然而憂鬱—不少清秀的年輕女性身著深色喪服。他回憶道，「我在這裡才對凡爾登會戰有切身體會，正如我後來在伊普爾所強烈感受到的那樣」。這場戰爭不只是軍事上有所傷亡而已—它也在許多不同方面影響了婦女們的生活，既帶來傷害也帶來機遇。

和全部的主要交戰國一樣，法國政府為了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國家資源，不斷地干預經濟與社會事務。徵召大批男性勞動力不可避免地造成各個經濟領域的勞動力短缺。法國鄉村在戰爭開始時一切還算正常，在一群老人、婦女和孩子的幫助下1914年獲得豐收。隨後幾年，農業勞動力受戰俘、大批西班牙臨時移民和人數較少的希臘人和葡萄牙人影響而有所增加。在整個戰爭中，約23萬西班牙人，2.4萬希臘人和2.3萬葡萄牙人到法國工作。法國的工業由於要應付不斷增長的、貪得無厭的各種軍需品需求，顯得有些力不從心。1915年間，為了保留必要的男性，國家推出了「保留」崗位條例，不過這種實踐由於全體男性都必須為國防而當兵，不能破壞法國長期的服務平等原則而受到限制。外國工人一樣受雇於企業，但是此外更重要卻是對婦女的持續動員，以至她們如今也能受雇從事男性所普遍從事的工作。

不過，最初戰爭的影響反而使許多婦女丟掉工作。在有許多精通針線活的巴黎婦女尤其如此。但是到1916年7月，普遍的勞動力短缺導致政府採取官方政策，在儘可能的地方使用婦女來替代軍事人員。在整個戰爭期間，大約有68.4萬名婦女受雇於法國軍需部的工廠。雖然法國從開戰至1916年12月的總參謀長霞飛曾斷言，如果沒有婦女們在軍需工廠工作，法國就會輸掉戰爭。因此毫無疑問，在戰爭期間婦女們的工作一帆風順。但婦女（像他們的男性配偶一樣）是被資本家利用的。她們的工時很長，且工作環境糟糕透頂，通貨膨脹使得已提高的戰時報酬率貶值。

1916年8月，一家軍需廠的女工向金工工會書記阿方斯·莫爾海姆（Alphons Merrheim）請願，她們稱：「我們許多人睡不著覺，從這種夜以繼日的過度工作中，我們感到胳膊跟腸胃都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工人的鬥爭精神由1916年秋的涓涓細流發展成為1917年波及各個民用行業的浩大罷工潮，這種崩潰和同一時期的軍人嘩變在關係上有相似之處。而這些罷工中的許多活躍分子都是婦女和非常敢於鬥爭的服裝工人。

法國婦女可以在更傳統的方面支援戰爭。中上層婦女投身於廣泛的慈善志願工作當中。有人在馬賽創建了一個「淪陷區士兵教母」（Godmothers for the Soldiers of the Invaded Regions）計劃以幫助士兵們和他們在德國佔領區的家人取得並維持聯絡。在英國，「犒勞」前線部隊的組織也是多種多樣。婦女們受鼓勵收養軍中的「教子」，給他們寫信寄禮物。在法國（正如在所有交戰國一樣）護士是一項非常突出的戰時職業。它充分發揮了女性的細膩和耐心，成為了為國奉獻的高尚職業，十分引人矚目。

上萬年輕男性響應徵兵遠離家鄉，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外難耐內心的饑渴想要滿足生理需求，因此對性交易的需求迅速增長起來。在法國，性交易是合法的，在防線後面如亞眠或魯昂的許多鎮子里，妓院的數量迅速增加。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多非法行徑。在1917年的馬賽，雖然地方當局登記在案的大約有700~800名妓女，但在馬賽城的實際性工作者有近7000名。據反映她們的客戶不止包括法國人，因為在巴黎埃圖瓦勒附近的一家妓院里，妓女們在閑暇時間還在學英語。

據詹姆斯·F·麥克米倫（James F. McMillan）觀察，「賣淫是戰爭所導致的性行為增多的唯一特例」，他引用反戰人士及社會懷疑論者阿納托爾·弗朗士（Anatole France）不太妥當的看法—戰爭之所以會延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妻子們在她們的丈夫不在家時會過得非常愉快。如果某些吹毛求疵的觀察者們信以為真，那麼婚外性關係的迅速增長也就很正常了。戰時社會道德束縛的解放顯然為增進兩性（同性）之間的互利關係帶來了機會。基本上人人都同意這一點。激進的性教育先驅艾蒂·魯特（Ettie Rout）曾在1916年2月前往埃及幫助照料紐西蘭士兵們，她很重視許多士兵的性價值觀，同時也對由於性的忽視而導致性病高發病率感到悲哀。她後來在倫敦和巴黎工作，致力於提供避孕藥和安全套等預防措施，並發起「為士兵提供一位女性伴侶的社會與性福利服務」。她在巴黎遇到了乘火車抵達巴黎北站的部隊，並向這些軍人們推薦了一家同意接受衛生條款的妓院。

《法國母親》（1916年），澳大利亞人希爾達·里克斯·尼古拉斯（1884–1961）繪。它反映了戰爭期間女性所承受的痛苦。尼古拉斯的丈夫於1916年11月戰死沙場，此時距他們在倫敦完婚僅僅過了五周。

在許多人眼中，法蘭西帝國幾乎可以為軍事及民用需要提供無盡的人力資源。1910年，有著豐富殖民地經驗的法國軍官查理斯·曼京在《黑軍》（La force noire）中曾認為，法屬西非可以提供至少40萬軍隊。在戰爭期間，這種估計實在過於樂觀。雖然如此，但在戰爭期間西非及其他地方還是動員了上萬的殖民地士兵。這些士兵起初駐紮在非洲，到了戰爭後期，他們已服役於法軍所在的每一片主戰場。殖民地不僅可以滿足工農業上勞動力的短缺，還可以滿足後方對軍需品服務不斷增加的需求。維持著凡爾登神聖之路運作的是殖民地的勞工營，「強壯的塞內加爾人」和「個矮而勤勞的安南人」也在其中。

這些勞工部隊於1916年1月開始成編製招募。1916年1月，陸軍部頒布了《殖民地勞務令》（Service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這一法令自1916年春起開始引進華人勞工，截止到戰爭後期，大約招募了4萬人。在法國政府以自願形式招募華人的同時，他們也從法國控制下的北非地區（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分別提供了大約7.9萬人、3.6萬人和1.8萬人）和法國東方殖民帝國的印度支那（今越南），不斷地以強迫入伍或招募的形式招收勞工。軍需部於1915年底要求阿爾及利亞當局提供3萬名勞工，但截止到次年6月，只召集不到5000人。政府給阿爾及利亞當局頒布了一項法令，下達了供應勞動力的指標並要求：一旦志願軍數量不足，將採取義務徵兵措施。類似的措施也適用於突尼西亞。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當局充分發起一場公眾運動，在殖民地到處張貼招募告示，並給定指標，但實際上，中央行政機構卻允許當地村莊首領在招募行動中強迫他人以滿足招募名額。

在北非和印度支那，這些對法國本來就沒有什麼忠心的地方，對法國如此強勢的徵集人力行動（既有軍事招募也有民用招募）表現出強烈的抵抗。自1914年8月起，為了團結法國各個政治團體中的人，聯繫他們去抵抗德國侵略者，有人提出將傳說中的「神聖同盟」適用到殖民地各地。1915年10月阿爾及利亞的本地事務主管寫道「相信本地人願意效忠法國，相信他們會因為愛國主義或忠誠而加入戰爭的想法非常幼稚」。

1916年8月，阿爾及利亞東北高原地區的巴特納省因義務徵兵制而引發了大範圍的抗議。據報道，在一座村莊里有人宣稱「我們不會出賣孩子們！你們要搶走他們！」不停抱怨的抵抗活動到了11月轉變成為公開的暴動。約1000—1500人組成的一隊武裝分子洗劫了法國殖民者的農場，剪斷電話線並進而殺害了兩名殖民地官員。11月30日，一支法國部隊在押送阿爾及利亞應徵士兵到軍營途中被一隊要求「給他們兄弟自由」的暴徒襲擊。12月，叛亂分子撤到了山間，並竭力擊退了想要活捉他們的敵人。進入新年後叛軍處境日益糟糕，政府不得不將一隊1.4萬人的軍隊調遣過來，暴亂最終被平息下去。

這起阿爾及利亞暴亂是對軍事和民用徵兵普遍不滿而引起的一起小事件。然而這件事仍提醒我們在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殖民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為了應對本國自身存在的威脅以及對國家資源日益增長的需要，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各殖民地，各方交織的情緒也到了崩潰邊緣。像阿爾及利亞起義之類的小插曲，可能只是政府難以處理這些需求的一種表現，或者是政府日常事務的一部分。

類似的事情還有發生在更遠的殖民地。研究殖民地監獄史的歷史學家彼得·齊諾曼（Peter Zinoman）曾寫道，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當局曾笨手笨腳地企圖招募當地士兵和勞工，但卻引起了一場廣泛抵制義務徵兵的不合作運動。大批逃避徵兵的人被捕並在高壓下被投入監獄。在戰前，法國當局曾對把殖民地里會惹麻煩的對象打發到法屬蓋亞那殖民地的「惡魔島」監獄習以為常，但在戰爭期間這種做法不再適用。

1916年1月25日，一群暴徒衝擊了西貢（胡志明市）附近的邊和監獄，企圖解救避難者。他們殺死了幾名警衛並釋放了所有的囚犯。三周以後，另一夥暴徒襲擊了西貢市的中央監獄，企圖釋放傳聞中的越南皇帝潘赤龍（Phan Xich Long）。在事先警告的情況下，法國人以10人陣亡的代價平息了這次襲擊。2月里的其他幾次襲擊使得法國白人群體更加深了對叛亂的恐懼，這些人一直對數千部隊將從殖民地軍事要塞撤回歐洲這件事感到憂心忡忡，同時也對德國人計劃入侵法屬殖民地感到困擾不已。戰爭引發的或真或假的恐慌使得當局態度強硬起來，掀起了一股肆意逮捕涉嫌叛亂分子的浪潮。在1916年2月至1917年5月期間，有超過500名嫌疑人被帶到宣判過無數死刑的「軍事法庭」（Conseil de Guerre）上。在邊和與西貢的襲擊中，共有約58人被處決。

非白人勞工們剛從殖民地和中國抵達法國本土，他們就被嚴格受控於一種名為「編製」（encadrement，意為監管）的體制，該體制是為了儘可能地把他們和法國人隔離開而設計的。當局雖然報銷了這些勞工們來往法國的費用，也給他們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和再入伍津貼，但是他們的行動自由還是受到嚴格管理，並且只有在他們的合同作廢的情況下才允許返回家鄉。他們的報酬率儘管最初和那些同等的法國工人們給得一樣，但是由於戰時的通貨膨脹以及經常毫無餘地地扣除他們不合規格的伙食住宿費，勞工們的收入其實很低。這正如法國郵政官所檢查到的一些信件中所揭示的那樣，部分勞工對自己的處境很不滿意。在巴黎東南蒙特勒農場附近工作的突尼西亞工人哈利法·本·穆罕默德（Khalifa Ben M" Hamed）寫道「不幸日日夜夜降臨到我們頭上，因為過度工作，我幾乎睡不著。

我們有六個人在一大片種著人們稱為『甜菜』的土地上工作，對於這樣的工作，你可能需要的是駱駝，而不是人力。」據觀察，勞工們在宗教飲食習慣上也有困難。穆斯林巴庫契（Mohammed Baccouch）寫道，「今天我喝了酒，還吃了豬肉」，「因為和基督徒一起進餐，我只得在齋月進食，更糟糕的是我們所用的廚房餐具被豬弄髒，所有食物都和它有關、脂肪、豬油等等。除了餓死渴死，我實在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殖民地勞工們和法國人的緊張有時也會導致暴力衝突。在勃艮第的一座小鎮勒克魯佐上，外國勞工們（也有一些女性）因奪走了本地人的工作並把法國人從後方趕到前線而受到指責。一位婦女講道：「我們的男人被外國勞工們趕出了工廠，他們才應該被送上前線，我們的丈夫們應該呆在車間。」1916年9月，在中國人和當地人之間的一場衝突以一家咖啡館被洗劫、一名中國人被射殺而告終。一名殖民的本地人說：「我們愛法國人，但法國人一點也不友善。」

在戰場上不一定會比在像倫敦、巴黎這樣的城市更加危險。比寒冷徹骨的刺刀、嗒嗒的機關槍、呼嘯而過的炮彈以及炮彈爆炸所產生的可怕效果更致命的是城市裡罪惡與誘惑的進攻。對士兵在服役過程中所面臨的道德邪念的擔心，讓很多機構比如年輕人基督教協會開始製作一些小冊子，警告這些「醜惡行徑」的危險。

移民和法國公民之間的性交易也是當局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在一份對戰爭期間法國移民勞工非常有趣的研究中，約翰·霍恩觀察到一個非常稀奇的反轉：在北非和印度支那殖民者、行政官員和士兵們經常去接觸當地婦女—以性交易或其他方式—然而大量的殖民地男性暫時性地突然來到法國本土後，卻讓他們反過來得以接觸法國婦女。1917年的一份有關印度支那勞工在馬賽的報告中寫道，他們的行為「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而且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風俗讓他們自己暴露出本能的性衝動。

大城市裡的性交易讓他們感到歡愉」。由於擔心宗主國—殖民地關係會被顛覆，監察官在馬賽視察後認為要使歐洲婦女在印度支那人心中的形象完好無損非常困難。有許多證據顯示印度支那人（越南人）和法國婦女之間有所往來。據稱，一名叫潘萬農（Pham Van Nhuong）的翻譯官（許多翻譯官都是受過良好教育因希望自我提升而參軍的男性）在收到他在圖盧茲忠誠的未婚妻來信同時，還被另一位他不喜歡的年輕姑娘斥責，因為他曾答應娶她。監察官一絲不苟地對被攔截下來的淫穢明信片進行統計與歸類；以1917年8月為例：「3張淫穢照片，137張裸照，29張脫衣照，20張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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