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民國婦女歧視史

文|王笛

傳統城市社會裡，男人無疑是公共空間的主人。在20世紀初，隨著社會改革的推行、歐風美雨的洗禮，人們對婦女在公共場所的行為，越來越持開放的態度。

但是經常不是按我們想當然的路徑發展的。在20世紀初的成都，恰恰是社會改良者，對婦女的公共行為持最嚴厲的批評，這些批評反映了改良者對婦女、婦女的公眾形象和大眾文化的看法。

在精英的筆下婦女的公共形象經常是消極的。傅崇矩所編的《成都通覽》中收有關於成都婦女的民謠：「一哭，二餓，三睡覺，四吞洋煙，五上吊」。

傅崇矩認為，百分之九十的成都婦女喜歡看戲，百分之八十的婦女喜歡打麻將，百分之七十的婦女喜歡逛廟。對社會改革者來說，所有這些行為都是「陋習」，應該加以革除。

新舊的轉變首先在婦女的服裝選擇上反映出來。例如，有的服裝就展現了刻意引人注目的、獨特的個性意識。一名日本人驚奇地看到一些婦女穿著洋裝，留著短髮。

當地報紙經常發表文章和詩歌來描述婦女們怎樣穿著高領長袍、紅鞋子，精心收拾她們的髮型，與女伴手拉手一起在街頭行走。

總的說來，婦女的風格比以前更為開放和豐富多彩。那些喜歡穿著流行時裝的女子當時叫作「摩登女郎」。民間畫家俞子丹20年代創作的一副畫便描繪了這樣一個女孩，她穿著一套流行服裝，留著「最新式的」又短又卷的髮型，在一輛人力車上揮舞著鮮花。

晚清的成都，妓女們經常引領時尚潮流。因此「正派」但穿著時尚的女子往往會被誤認為妓女。據一則新聞報道，三位游勸業場的女子便被懷疑是妓女，引得一大群人圍觀，最後警察不得不叫來轎子把她們送回家。

除了服裝以外，婦女另外兩個非常突出的時尚之處就是頭和腳。儘管有很多婦女纏了腳，但當時由於改良人士的宣傳，「天足」成為一種新趨勢，享受不纏足自由的女學生開始對其它婦女產生影響，正如一首竹枝詞所描述的：「女生三五結香儔，天足徜徉極自由。」

婦女在她們的髮型上也花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短髮變得流行起來。一位觀察者指出，「社會年來大不同，女郎剪髮遍城中」。但短髮也引起一些精英的不滿，對此大加譴責和譏諷。《通俗畫報》1912年發表一幅漫畫，題目是「公母人(社會百怪之六)」。這幅畫嘲笑了留短髮的「新潮」婦女。題畫寫道：「不男不女，或梳留海頭髮，或穿緣邊衫褲。在前清已經禁過，在民國豈可優容？或曰其為人也，像姑；或曰其於物也，為子母牛。」這裡「像姑」也可以寫為」相姑」，是指男同性戀者。

另外，從上海流傳過來的髮型變得十分流行。成都《通俗畫報》有一幅畫就展現了一群女性的上海髮型，反映了這一新趨勢的影響。

從表面上看，或許女人們是利用時裝來裝點美麗，但是這種行動本身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地方精英們認為女人在公共場所以打扮有意識地吸引男人的注意是不道德的。顯然，精英們如此抱怨女人的髮型、打扮和穿著，文化偏見起了一定作用。

例如，精英們嘲笑年輕的鄉村婦女：

鄉村少婦學時髦，

高髻簪花意態豪。

身著旗袍穿革履，

面塗脂粉也風騷。

在他們的意識中，土裡土氣的鄉下婦女就不配追求新潮，這些婦女的新外表使很多精英感到不舒服，從相當程度上還是一種歧視。

當然他們也有更深一層的考慮，有人認為「冶容誨淫」，對那些「在戲園看戲之太太小姐必打扮得如花枝招展，以引人之視線」進行批評。對這些精英文人來說，鮮艷的打扮會讓人產生邪念，要求重塑婦女的公眾形象，因而發出了「穿戴何須出新意？」的質問。

改良報紙1912年《通俗畫報》甚至稱新髮型為「發妖」。說是「發妖又出十派」，有「鈔（抄）手派」、「器皿派」(又名地瓜派)、「折捲派」、「小旦包頭派」、「留海派」、「莓（霉）豆腐派」、「閨女派」、「鹽菜派」、「墳包派」，和「切面派」。把新髮型稱為「發妖」即反映了作者對新潮髮式所持的否定態度。

精英發現流氓喜歡追逐、騷擾時髦的女人，因此發出了「少婦切勿艷妝」的告誡。當然，精英的擔心也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時髦女郎被騷擾之事時有發生：

有某某同妻遊覽花會，其妻少艾，裝束濃艷。而某又前後追隨，形極輕佻。遊人均目為軃神，軃娼妓也。一班軃神乘勢蝟集，其勢岌岌，將生他故。故巡警前往詢某……。婦女游會，本不宜艷妝，更兼夫婿輕薄，焉能不發生此怪狀也？某婦苟非巡警保護，尚不知如何結果。

上文所稱的「軃神」，即地方小流氓或地痞之類。從這個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此時乃辛亥革命不久，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但社會風氣仍十分保守。從那女的外表看來，無非是裝束艷麗了一些；從那男的行為看來，無非是對少妻跑前跑後獻殷勤，卻不知會引起如此騷動。

現在成都街頭時人們對髦女郎已經見慣不驚了

由於這類的事件發生，使精英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向社會發出呼籲：「敬告我女界同胞，遊覽會場，切勿艷妝。攜眷遊覽者，宜莊重嚴肅。」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從晚清時期開始，社會對婦女公開露面的限制日益減弱。1906年，可園成為第一家允許女客進入的茶館，但不久由於擔心男子對婦女的騷擾會干擾社會秩序，警察又禁止了女賓。

之後，作為改良新事物代表的悅來茶園開始接受婦女，但是她們必須從另一個門進入。越來越多的婦女頻繁出入茶館，但是上流社會衣著體面的女士仍然不想放下她們的身架到茶館與大眾為伍。

事實上，女人在茶館裡不知不覺地創造了一種新景觀，成為男子們凝視的目標和無盡的談資。

民國初期，更多的茶館和戲園接納女客，但是一般會將她們的座位同男子分開。例如，可園和萬春茶園在特別的時段或日子接待女客。同那些不接納婦女的戲園相比，有女客的戲園利潤倍增。因為不僅婦女是一大客源，而且女客也吸引不少男客蜂擁而至。

當地一家報紙批評這現象，說男人去戲園不是看戲而是看女人。清末民初，警察改變了有關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政策，有些場所放鬆一些，但在事故多發區則仍限制婦女的活動。

當臨江茶園請求警察允許其接納女客，以便讓日益下滑的生意有所好轉，但被否絕了。一個雜耍班子利用公園表演，吸引了很多觀眾。後來警察以公園人雜，禁止婦女到公園看雜耍，觀眾便少了許多，生意從此一蹶不振，最後不得不停止演出。

在當時社會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在傳統中國社會，沒有親屬關係的男女不應在公開場合一起出現，所以兩性的公開接觸總會引起一些不適當的關注。在過去，傳統價值和社會風俗抑制了這種的關係，但到20世紀初，控制權轉移到了警察手裡，而警察仍然受到風俗習慣的強烈影響。

例如，警察強迫男女分開於不同的時段到廟裡燒香，男子從上午8點到10點，在此之後，則只有婦女才能進入。

現今廟裡男女共拜也不再成為話題

對於茶館和戲園來說，允許男女顧客混合在一起仍屬罕見，婦女可以進入戲園，但她們的行為受到很多限制。例如，1913年頒布的《取締戲園女座規則》12條，規定了女人從化妝、服飾到行為舉止各個方面的行為。即使丈夫也不允許在戲樓上同自己的妻子會面。從這些規定來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減少男女之間在公共場所的直接接觸。

到了20世紀20、30年代，婦女公開場合露面不再新奇，一些思想開放的精英開始將婦女的公開露面與平等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正如一位地方文人所寫：

社交男女要公開，

才把平權博得來。

若問社交何處所，

維新茶社大家挨。

我不知道是否這是指那些趨新的茶館還是一個叫「維新」的茶館，但無疑這真實描寫了男女在茶館混雜的情景。

另一位竹枝詞作者描述了街頭新老因素共存的現象：「鞋穿絆線剪平頭，守舊維新兩自由。」

在這個時期，茶館成為婦女為爭取與男人平等的象徵，正如一首竹枝詞所揭示的：「公園啜茗任勾留，男女雙方講自由」。

此外，成都新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也為男女交往提供了方便，如竹枝詞所描寫的：「汽車更比包車好，男女相逢坐一堆」。

社會變得更開放，公共場合追逐婦女也在減少，懲罰也不再像過去那麼嚴厲，正所謂「社交已達公開日，不必場門鎖軃神」。其中後一句，「場門鎖軃神」說的是在成都花會一些男人騷擾女性，警察把他們鎖在會場門口示眾。

女性不僅成為茶館的常客，而且還有人加入了女招待的行業。吳虞在日記里寫道，他看見春熙路益智茶社僱用的女茶房。一般來講，過去貧婦主要以做奶媽、家佣、縫紉、糊火柴盒、卦婆等來謀生，但這時婦女已經開始進入一些男性佔主導地位的像茶館這樣的行業工作，儘管有些保守的精英對此類變化感到很不適應。

婦女享受城市公共空間的權利，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除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外，與她們不斷為自己爭取權利有關。1949年共產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婦女的一個大解放，男女平等成為一個社會的共識，婦女在公共空間的權利也得到相當程度的保障。但是，她們的行為和形象不可避免地被「革命的」文化以及意識形態所左右。

(原標題：《二十世紀初城市婦女行為和形象》)

【作者簡介】

王笛|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精華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本微信號內容均為騰訊《大家》獨家稿件，未經授權轉載將追究法律責任，版權合作請聯繫ipress@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