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魯迅還是要胡適-一種破壞文化的邏輯

一種破壞文化的邏輯

評韓石山《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並論近年「崇胡貶魯」之風

郜元寶

韓石山新著《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考證頗精詳，排比羅列已有考證成果也頗用心，比如對「五四」前後至二十年代北京各大學人事更迭，魯迅、周作人與徐志摩、陳西瀅的交遊始末，女師大學潮前因後果，石山或自尋證據，或借用他人已有材料，務求擴充細節，呈現歷史本相，兼以文筆生動清新，很能醒人眼目。但是，由此生髮的議論，尤其比較魯迅和胡適的功過是非，大都荒唐不可取。

胡適魯迅，一度彼此欣賞，尊重，《新青年》時代曾緊密合作，後來道路異趨，處境地位不同，兼以學養、心性、政見各異，交往日疏，直至相互批評，其中魯批評胡的文字更多，而一些局外的熱心人又推波助瀾，在客觀上形成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魯迅派和胡適派------這都是事實。但如果我們孤立地就胡適談胡適，就魯迅談魯迅，能否從上述事實出發，將他們兩個在文化價值上全然割裂，一有疏隔芥蒂，或客觀上存在此派與彼派，就斷言他們絕對不能互補，只會勢同水火，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甚至弄得後人也不得不在他們中間做非此即彼、「要魯迅還是要胡適」的選擇呢？

石山的回答是肯定的。一開始，他對魯迅的文學成就似乎也勉強有所推重，但若與胡適相比，則無論心性、修養、學術、政見、與人相接的道德，以至人格，都虧缺甚多。實際上在否定和貶低魯迅的整個論證體系中，魯迅的文學最終也沒能例外。石山對魯迅的小說、雜文、隨筆散文以及語言文體最終都沒有放過。他毫不掩飾其厚誣魯迅而推崇胡適的態度，愛屋及烏，或恨及袈裟，乃至凡與胡適相善或經歷相似者都給予較高評價，凡和魯迅在師承、籍貫、留學經驗等方面有瓜葛的，不分青紅皂白，一概認為劣於胡適派數等。

崇胡貶魯，是近年一種很有市場的聲音。在有些人比如石山那裡，胡比魯高，胡比魯可愛，我們應該要胡適而不能要魯迅，簡直已成不刊之論。石山的工作是更進一步把零散的觀點集中起來加以系統化，把許多人躲躲閃閃對魯迅的貶低索性挑明，推到極端，確實達到了聳動視聽的效果。我覺得這樣也好，可以幫助大家把各種崇胡貶魯的宏論看得更分明，知道它們實在荒唐可笑，並非像表面那樣莫測高深。一貫敢想敢說的石山，這次毋寧做了件大好事。

石山的一個中心論點，是認為凡留學日本者必不如留學英美者；當胡適派學人成熟之後，凡太炎弟子必從短暫的進步迅速墮落為偏狹落後。

他的邏輯如下——

大前提：留學日本的章太炎弟子一度進步過，但比起留學英美者，終究還是落後反動。

小前提：魯迅留學日本，又是太炎弟子。

結論：所以魯迅雖然在「五四」前後進步過，等到與留學英美的佼佼者胡適、陳西瀅等一對陣，就立即落後乃至反動起來了。

稍具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學術史常識的人應該都知道，這個三段論的大小前提牽涉問題太廣，又都包含諸多價值預設，並非不證自明的事實，本身就需要建立更多的大小前提來進行更多的三段論推理，才能達到某個結論，否則根本沒有做三段論的前提的資格，而石山竟然將它們作為自明的事實拿來運用了！從純邏輯的立場看，他的結論預先就不能成立。

什麼叫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群體？留學英美的都一樣嗎？不也有克萊頓大學或類似克萊頓大學畢業的方鴻漸甚至比「小方」更加不如的角色嗎？「五四」前後直到二十年代，激烈反對胡適「文學改良」思想的，不正是留學美國的吳宓以及同樣留學美國、籍貫同為安徽的胡先肅、梅光迪嗎？二十至四十年代胡適一改初衷，不僅談政治而且干政治之後，與他為難的人裡頭，很多不也有留學英美的背景嗎？章士釗不也曾在英國和德國遊學並自稱精通歐美政學理論嗎？石山事先是否對中國現代留學英美和日本的知識分子做過統計？應該怎樣談論作為太炎弟子的魯迅？我想這必須先了解太炎以及太炎弟子之學本身，然後對魯迅和太炎及太炎弟子之學的關係加以研究，並結合太炎、太炎弟子在「五四」前後直到太炎、魯迅去世之前四十年的實際作為做過系統考察，方能說明魯迅是怎樣的一個太炎弟子。至於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其成分、造詣以及和魯迅、胡適的關係更複雜，豈可一概而論。從心性、學養、政見和個人交誼上與魯迅相異直至有筆墨衝突的難道只是留學英美者，同樣留學日本、同為太炎弟子的，不也多有和魯迅開過激烈筆戰或者終於形同陌路的嗎？石山先造出以胡適為首的留學英美派，再造出以魯迅為首的留學日本派，然後在二者之間划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這樣做的證據充分嗎？

這些問題，再寫比石山的書更厚的另一本或另一套書恐怕也說不清楚。我只是奇怪，這種早就為魯迅所反對的漫無邊際的「文人比較學」，石山做起來卻那麼從容有味！

石山另一個頗為自得的說法，是認為胡適有西方正宗的代表進步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理想和相應的政治主張與政治實踐，魯迅沒有——非但沒有，還以自己的沒有攻擊人家的有，故意搗亂，死纏爛打，結果嚴重削弱了自由主義陣營的力量，阻礙了現代中國走向政治民主的進程，並害得後人渾然不知體制建設（胡適之型的）的重要性，只知意氣用事，逞一時之快，真是罪莫大焉。

這確是近年崇胡貶魯者所有議論的精髓。持此高論者，從海外的林毓生，到國內的朱學勤、李慎之、謝泳、石山------等先生，他們要麼對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淵源所知有限，要麼對胡適、魯迅的工作一知半解，只因為渴望中國政治民主化之心甚熱，持論不免過於操切，本來也是可以理解的，從學理上較起真來並沒有多大意思。林毓生先生批評「五四」知識分子（尤其魯迅）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有「整體性思維」的積習，以為可以從思想文化上解決一切問題，普遍輕忽了體制建設和一點一滴的改良。受林先生啟發，朱學勤先生在國內清算「五四」以來現代文化批判運動，以為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只有體制建設才是實質性的。制體好了，生活於其中的人也就可以自然學好；而沒有好的體制，單進行文化批判，就會墮落為現代文學的只會「罵人」。流風所及，許多本來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人也紛紛放棄文學研究而現學現賣地做起文化研究——並非魯迅的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而是藉助現代社會學和政治學理論的所謂文化研究，其實也就是變相的體制建設。

這裡的問題是，如果真有林毓生先生所謂的「整體性思維」，那它絕不會僅僅引導人們放棄體制建設而一味「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它一定也會引導人們放棄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建設，只一味從事魯迅當年深感失望的「換湯不換藥」的所謂體製革命與體制建設。這些先生們當心「文化崇拜」，為什麼就沒想到也會有而且事實上早就有「體制崇拜」呢？如果文化建設不是萬能，拋開文化建設的體制建設就是萬能的了嗎？我想，正是這種割裂文化建設和體制建設的二元論，以及在這種二元論基礎上進一步作出的政治實用主義或「政治正確性」幻想，從根本上「啟發」了石山等人將胡適和魯迅弄成水火不容的兩極罷。

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忽然對胡適的政治實踐大發熱心（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其他方面的作為幾乎無人關心），以至非要拉出魯迅來做反面教員，這不禁使我想起大約五十年前，胡適準備自美返台，忽然引得台灣一幫妄人群起而攻，公議要將這位民主鬥士、新文化之父送過海峽，投畀豺虎，理由是：就因為胡適談了三十年政治，主張了三十年自由主義，才將「黨國」弄得縮小到海島一隅，不是其罪當誅嗎？這和石山等先生痛陳魯迅搗亂胡適的布局而引國人於不自由之境，或者，與近年「新左」要求「重新梳理中國革命傳統」、發掘中國革命（包括魯迅）所包含的（被壓抑的）現代政治資源，以對抗全球資本統治，三者歷史情境不同，政治立場各異，學術路向有別，但單一的政治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並無二致。

大約1998年前後，劉夢溪先生主編一套「中國現代國學經典」，許多國學大師均獨立一卷，卻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吳梅的論曲著作合成一卷。不言而喻，在編者看來，魯迅也只有《中國小說史略》勉強稱得上「國學」。當時李慎之先生忍無可忍，直指其非，他說若講「現代國學」——現代中國人研究自己的學問——《阿Q正傳》誰能超過？這種率真的批評痛快淋漓，不僅揭露了後人趨之若騖的許多「國學」的不值，而且獨具隻眼，拆除文學和學術的界限，將文學（《阿Q正傳》）和學術放在同一平台考量。這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難能可貴。但沒幾年，當慎之先生超出學術文化論域，進入學術、文學與政治的更大論域時，他對魯迅的評價就發生了三百六十度大轉移。其觀點大致就如石山所講，以胡適的所謂自由主義來批評魯迅的所謂虛無主義。那時候，慎之先生政論受阻，立言不免矯激，又因為他在知識界的巨大影響，遂將崇胡貶魯之風推向一個新高。慎之先生文章題為《回歸「五四」，學》，發在《書屋》2001年5期，他在政治上崇胡貶魯，卻仍然反覆申明自己對魯迅文學的折服；雖然把魯迅的意義僅限於文學，而且割裂文學、文化與政治的深在聯繫，但畢竟誠實，至少主觀上還是「好處說好，壞處說壞」。而今石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徹底否定魯迅的政治價值後，索性再從白話文的成就，小說、散文的藝術，雜文的貢獻諸方面擴大戰果，犁庭掃穴，全面抹殺魯迅的文學，簡直信口開河，管不住自己了。

石山這本書，主要依據他對魯迅在「五四」至二十年代中期在北京的交遊的考索，基本屬於傳記研究範圍。網上有人稱之為「學術專著」，顯然高抬他了。好的傳記當然也是認識作家的一種理想手段，但前提是必須對傳主生平材料有全面真實的把握，並且不能滿足無論怎樣豐富的生平資料的考索，須進一步研究其著作，因為作家魯迅並不等於所謂「人間魯迅」周樹人，正如普魯斯特在《駁聖伯夫》中所說，作家形象並非實際生活中的作者，作家主要活在其全部著作中。以這兩個標準衡量，《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只是對魯迅的一點不完全的傳記研究，只研究了魯迅生平的一個時期，並且僅僅著眼於這一時期魯迅和「正人君子者流」的衝突。其次，它並沒有足夠地尊重魯迅的著述，只是實用主義地用魯迅的筆戰文字單向度地證實在不完全的傳記研究中「發現」的魯迅形象，全然不顧即使這一類論戰文字，魯迅也當作文學作品來精心結撰，因而具有單純的傳記研究容易忽視的文學價值，而這被忽視的文學價值，最終還是和作家的形象有關。石山僅僅滿足於自己抓在手裡的魯迅生平的片段材料，又不肯全面細緻地研究魯迅著作，由此描寫出來的魯迅形象，怎能使人信服？

就這樣一本書，石山（或出版社編輯）竟然還敢在扉頁上吹噓要「令魯研界汗顏」。其實，石山此次所以出言荒唐而毫無自知之明，並非仗著他「膽識過人」，主要還是因為他太過輕視國內外的「魯研界」。我讀該書，深感石山應該更多地了解國內外「魯研界」。輕易貶低別人而又不了解別人，最後應該「汗顏」的只能是自己。

胡適在「文學改良」的理論、「貴在嘗試」的新詩和「整理國故」之外，主要是政論家。按竹內好的說法，魯迅則是因為和政治「對決」而充分政治化了的徹底的文學家，這中間的差異是很大的。一定要在政治理想或政治實踐上比較胡適和魯迅不是不可以，但必須充分尊重他們的差異，然後才能就其相同點來比較高下優劣。這是石山所忽略的。胡適的包括言論在內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魯迅通過文學甚至就局限於文學的政治操作究竟怎樣，石山全無分析，僅以是否主張「自由主義」做標尺來論斷高下，豈不過於簡單？

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政治理想是否就代表歷史進步的唯一標準，暫且不論。假如是這樣，那也要看胡適和魯迅各自的思想行為與自由主義政治理想及其文化淵源之關係如何。寫幾篇自由主義模樣的政論，就成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嫡傳，對這樣的嫡傳有所批評，就成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敵人，這種歷史研究也太方便了。果真如此，在李慎之先生所謂已經摸索出一整套規範的西方民主社會發生的所有激烈政爭，豈不成了自由主義反自由主義了？魯迅不該批評主張自由主義的胡適，否則就是自由主義的敵人，如此立論，難道符合胡適本人所主張的自由主義之忍讓寬容的原則嗎？

以忍讓寬容為主旨的自由主義，到了石山這裡，變成了不能碰的老虎屁股，這又使我想起在二十年代末，郭沫若、成仿吾等以魯迅不肯公開接受科學的社會理論、沒有獲得「先進階級」的「意識」，就悍然判定魯迅在思想上「落後」，甚至屬於「封建餘孽加法西斯締的二重反革命」。今天，石山等先生因為魯迅沒有公開宣揚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或者敢於批評主張自由主義的胡適之，就判定他在思想上落後、反動，我請大家看看，這前後相隔八十年的兩次站在不同思想和主義的立場對魯迅的肆意攻擊，在思想方法上有沒有一絲一毫的分別？說句不中聽的話，以此峻切的心態來講科學的社會理論，科學的社會理論必然被講歪掉；以此峻切的心態講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經」必然也會被念歪。但也由此可見，在探索一種先進的政治體制的時候，文化心理的培養多麼重要！怎麼能夠把側重體制建設的胡適和側重心理建設（這建設必然包含著「戰鬥」）的魯迅對立起來呢？

至於文學家魯迅的政治理想和文學貢獻是否一一對應，更是另一個問題。「魯研界」以往確有一種傾向，即以魯迅的政治傾向來包舉他的文學貢獻。80年代以來，這種傾向總算已在慢慢糾正中。沒想到勇於批評「魯研界」的石山，卻將「魯研界」正在拋棄的貨色照單全收。魯迅是不是自由主義者（胡適認為魯迅在思想上乃是自由主義），正如魯迅是否馬克思主義者，他和「左聯」的關係究竟如何，屬於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政治史問題，而魯迅作為一個文學家的文學貢獻並不直接取決於此。思想政治上「進步」與否，如同在心理上「光明」與否，人格上「健全」與否一樣，並不能做文學判斷的唯一標準。中外（特別是日本）「魯研界」早就闡明，作為一個始終根基於文學的啟蒙者，魯迅在思想上恰恰好象是「落後」的，心理上恰恰好象是「陰暗」的，人格上恰恰好象是「病態」的；然而這恰恰是魯迅的可貴之處。如果在思想上始終以「進步」標榜，如果害怕揭示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國人心理上的「陰暗」，如果在人格上始終假裝「公允」，怎麼會有魯迅那樣披瀝真心的文學？將來擁有理想體制的社會，如果放逐了石山所謂的魯迅的尖刻、激烈、多疑、病態、偏狹、陰暗、嫉恨等等，會是什麼樣子？我不敢想像。但可以肯定，那時國民大概只配享受「瞞和騙」的文學了罷。石山崇拜英美，連帶也崇拜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想他一定比較熟悉進入民主政治時代的英美各國文壇，其中不也有許多和魯迅一樣帶刺的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和戲劇家嗎？不也有許多惡毒的幽默和撕心裂肺的嚎叫嗎？這又怎麼解釋呢？

石山的有趣觀點當然還不止這些。比如，以「小說做法」之類批評魯迅小說在形式上不夠格，以文白夾雜、不合現代漢語的規範來批評魯迅獨特的文體追求，這些陳詞濫調，早就被「魯研界」作為偽問題取消，石山為了令其「汗顏」，還躊躇滿志地當作重大發現來發表！

某年某月某日，石山過滬，我有幸在他開講座時與他相識，後來又參加過他主持的傳記學會議，並多次一起喝酒吃飯，他的全無顧忌、達觀洒脫，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的所以不計年齡而口頌「石山」者，就因為這個。但《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讓我改變了對他的印象。誠然，達觀洒脫依然。如此隨意批評魯迅，天下毛蟲雖多，然而像他這樣身份的畢竟還少，沒有足夠的達觀洒脫行嗎？只是「物極必反」，達觀洒脫到了極點，必然會嚴肅起來，而與本性相矛盾。所以，當他對魯迅完成了全面否定和貶低之後，就憂從中來，要對今天的「魯迷」棒喝警醒了。他的法子，也嚴肅得頗有一點魯迅風，就是繞過「老子娘」而重點呼籲「救救孩子！」該書最後一節驅逐魯迅出中小學教科書的高論，就是這樣寫出來的罷。

我倒想問問石山，你不喜歡魯迅是你的權利，但你安知中小學生就一定和你一樣不喜歡或讀不懂呢？中小學語文教科書在現代文學中如果不選魯迅，還有什麼作家更值得入選？要永遠讓中小學生在荷花盪、荷塘月色和槳聲燈影的秦懷河裡捉迷藏嗎？石山將他的「恐魯症」推己及人，不願看到兒童的潔白被魯迅玷污，讓他們到老了再讀點魯迅，真是菩薩心腸。復古派號召大家「讀經」，經書上就有各種足以毒害小孩子的話語。西哲號召大家讀一輩子《聖經》，但耶和華在《舊約》中自己就將人類滅過一次，其他由神或人執行的大小殺戮更不計其數。比較起來，石山的「小童擋駕」，以「兒童不宜」為由將魯迅逐出中小學課本，確可使他升為古往今來凡間神界第一等不忍者，申報諾貝爾和平獎都委屈了他。

中國現代是有那麼一點文藝復興和文化自由的氣象，也出了不少人才，但罕有可與魯迅胡適比肩的，因此好事者就不把別人來比胡魯，而讓胡魯直接對打，以決雌雄。後人導演的這齣戲劇確實好看，何況「群眾，——尤其是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呢，所以這樣的「文人比較學」總歸還要講下去。幸虧胡魯都做了故人，不會因為有石山的挑撥而果真演起「龍虎鬥」。他們留給看客的，恐怕只有《野草?復仇》描述的那兩個裸身站在荒野上的戰士之間「無血的大戮」。真是可惜。

在英國，至今還沒有聰明人站出來，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喬叟還是要莎士比亞？」在法國，至今也沒有聰明人站出來，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左拉還是要福樓拜爾？」在德國，至今也沒有聰明人站出來，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康德還是要黑格爾？」在俄國，至今也還沒有聰明人站出來，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托爾斯泰還是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麼偏偏在我們這裡，好不容易出了一個胡適之，一個魯迅，大家就忙不迭地替他們擺好擂台，非要叫其中一個將另一個打下去，才覺得好玩呢？

胡適可愛還是魯迅可愛？胡適高明還是魯迅高明？或者如謝泳先生編選的一本書的書名所示，「胡適還是魯迅」？聰明人玩的這些「腦筋急轉彎」，其實早就開始了，所不同者，以前的答案是要魯迅而不要胡適，現在的答案是要胡適不要魯迅，答案相反，但其中隱藏的一種蠻橫愚蠢的破壞文化的邏輯則相同。「破壞文化的邏輯」是李敬澤批評某些認為作家年齡越小作品越好的人的話，我看拿來贈給石山先生及其同調們，也正合適。

韓石山回應文

讓我們一起謙卑服善

——致郜元寶先生

元寶，你寫的那篇文章，我看到了。此前就聽朋友說你要寫個東西，看了之後才知道你寫的是個什麼東西。不管寫的怎麼樣，我都要說，你肯批評我，是看得起我。你念舊，我也念舊，在這樣的文章里，你都不忘說當年我到上海，咱哥倆怎樣在一起喝酒吃飯，我怎樣的「洒脫達觀」。看到這些地方，我心裡熱乎乎的，覺得元寶畢竟是元寶，人善良，心腸好。我還要補充一句，在上海，跟你和復旦的其他朋友交往，我心裡對你們是很敬重的。不管你們說什麼，我都恭恭敬敬地聽，不懂的地方還要問一問，單怕漏下了什麼。我這人，沒什麼學問，但有一樣可貴的地方，就是我敬重有學問的人。這，我沒說錯吧？

你的文章叫《又一種破壞文化的邏輯》，還有個副題叫《評〈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並論近年「崇胡貶魯」之風》，見《南方文壇》2006年第四期。你批評的不是我一個，是當今的一種的風氣，只是我和我的書，撞在了你的刀刃上，你才砍下來祭你們的旗：你們的「文化的邏輯」，你們的「現代中國少數值得珍惜的傳統資源」。你是為公，不是為私，僅僅為了批評我和我的書，不值得你，或你不值得，勞這個神兒。

看的時候，我一邊看一邊不由地感嘆，元寶不愧是大學教授，博導，不愧是文藝理論家，不愧是魯迅研究的專家，就是有學問，就是懂邏輯，是理不是理都能說成理且頭頭是道。就是你嘲諷我的那些話，比如說我「將魯迅逐出中小學課本，確可使他升為古往今來神界凡間第一等不忍者，或許申報諾貝爾和平獎都委屈了他」，我看了只有覺得好笑而沒有一絲的反感，覺得元寶真是可愛，即便生了氣，也還要送我個諾貝爾獎，不像我平日寫文章，怎麼刻薄怎麼來，就是生了氣，連這種虛擬的聲譽也不給對手。真的，我一點都不反感。我只是想著，看元寶能教我點什麼，讓我在觀點上有所修正，在資料上有所補充，至不濟，在寫文章的方法上能學上兩手。

可是元寶，我失望了，我什麼也沒有得到，得到的只有一個感覺，你這麼年輕，這麼好學，怎麼思想就這麼僵化，見識就這麼陳腐，說理就這麼專橫，連文章也越寫越差了呢。當然，你是好人，這我一輩子都不會變的。

你看你都說了些什麼。

我一本書，二十六萬字，你一上來就說，「翻開《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種古怪的三段論推理赫然在目」，大前提是什麼，小前提是什麼，結論是什麼。然後說，「稍具中國現代學術史和學術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個三段是怎樣的蹩腳，怎樣的不可信，「從純邏輯的立場看，他的結論預先就不能成立」。

接下來的論述中，只要我說到一個大的概念，你必用一個人或一件事，將它擊破，說絕非如此；我若說到一個人或一件事呢，你必用一番大道理將他或它碾碎，說不足採信。

茲舉兩例。書中用了「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群體」這麼個概念，在我看來，這個概念就和一個人名兒一樣不過是個稱呼，我只是說他們大致的群體特徵，從沒有說過凡屬這個群體的人都怎樣，可你看你是怎樣批駁的：

什麼叫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群體？留學英美都一樣嗎？不也有克萊頓大學或類似克萊頓大學畢業的方鴻漸甚至比「小方」更不如的角色嗎？

我明明說的是一個群體有怎樣的特徵，你卻說一個人怎樣。說就說吧，第一個證據卻是錢鍾書小說《圍城》中的克萊頓大學和方鴻漸先生。照你這麼說，這世上，是沒有共性這回事的。如果說我一句中國共產黨是英明偉大的，你會舉一個貪污外逃的高官來否定嗎？

人和事，只舉個事兒。在本書的最後一節，我用統計數字說明，中學語文課本上選的魯迅的文章太多了，這個多不是相對意義上的多，而是絕對意義上的多。除過毛澤東，一般作家不過一兩篇，魯迅是17篇。你既然說「現代中國……罕有可與魯迅、胡適比肩的」，說到這兒就該想到，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學課本上一篇胡適的文章也不選，現在選了一首詩，從數量上說也絕對不相稱，可你不這樣想也不這樣說，只是一味地斥責韓石山：

我倒想請教韓石山，不喜歡魯迅是你的權利，安知中小學生就一定和你一樣不喜歡呢？中小學語文教科書在現代文學中不選魯迅，還有什麼作家更值得入選？永遠讓中小學生在荷花盪、荷塘月色和槳聲燈影的秦淮河裡捉迷藏嗎？

照你這麼說，中學課本上，該全選魯迅的作品，什麼孫犁（你說是荷花盪，我理解該是荷花澱）、朱自清、俞平伯，統統都該剔除凈盡。

我做那樣的統計，是真的查了書，說那樣的感受，是我當過多年中學語文教員的切身體會，我就是再蠢，也不敢說我代表了中國的全體中小學生。我若說了這話，你用上面的駁斥法，只要舉出一個小學生喜歡魯迅，就可駁得我體無完膚。只是我要問一下元寶，你怎麼知道中小學生和你一樣喜歡魯迅呢？「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你不說我也知道，你篤定會這樣回答，「如果中小學生不喜歡魯迅，怎麼中小學課本上會有那麼多魯迅作品」？

以上說的是你的道理。

這些，實際上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能不能從你這兒學上點什麼。你是當今的博士，我不過是個過了氣的老大學生——我上大學的時候，你大概小學還沒畢業吧。我是真心想從你這兒得到點什麼，或是受到點什麼啟示，完備我殘缺的知識，開啟我愚鈍的心智。不知是我不配，還是你不屑，沒有，一點也沒有，有的只是輕蔑，只是呵斥，還有那個讓我摸不著頭腦的「究竟如何」。你就真的一點也不體諒我若大年紀，還有這樣的求知之心嗎？

你的文章中，說到胡適和魯迅，因不同的原因而同樣「深陷於政治」，若要將兩人做個比較，必須充分尊重他們的差異，才能就其相同點來比較。我得承認，你說的在理，直可說是高言讜論，讓我心折。我趕緊往下看，看胡魯在同一事項上，有著怎樣的差異，有著怎樣的相同。你不說，只說，這正是韓石山所忽略的。為了說明我是怎樣的忽略，你用了一連串的反問，為了讓讀者看出你的反問多麼的咄咄逼人，我且將它們按詩句的形式排列如下：

胡適、魯迅和自由主義及其文化淵源的關係究竟如何？

二人和當時國民黨政府以及反對黨的關係究竟如何？

胡適的包括言論在內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

魯迅通過文學甚至局限於文學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

我承認，你說的這些，我不是忽略了，是真的不懂。我不懂你懂，你懂就好好地給我往清楚里說，你說清楚了我就懂了，可你又不往清楚里說，只是一個勁地問：「究竟如何」？究竟如何得你說，我要是能說出來，還會把書寫成這個樣子嗎？

這些，也都不算什麼，你沒有這個義務嘛。你的博士生那麼多，自家的事兒還顧不過來，哪有閑情教我這樣的老朽。你不能因為要駁斥，就一切立論都和我的倒著來，擰著來。我說胡適身上，民主自由的成分多些，你說，不，還是魯迅的多：

胡適在留學期間認真研究過美國的民主政體，但他對西方民主的文化淵源及其現實處境並無系統深入的研究，他固然可以代表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高峰，但自由主義思想絕不能到胡適為止；魯迅雖然不贊同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言論，但魯迅的思想行為中並非沒有可以與自由主義相通之處。早期魯迅甚至對西方議會民主的弊端以及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淵源有過相當深入的了解。這些學術界的公識是值得注意的。

讀了你的這段話，我只能得出結論，胡適雖說在美國多年，但他對西方民主的文化淵源並無系統深入的研究。魯迅雖說沒去過西方，只在清末留日幾年，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淵源卻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胡適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高峰，而比這個高峰還要高的高峰則是魯迅。

元寶，我就是再無知，能信這號鬼話嗎？不信你把你這套說辭，說給你的學生們聽聽，看他們誰會信你的這號鬼話。

再如，我舉了種種事實，說明魯迅的思想上有落後的地方，心理上有陰暗的地方，是一種病態的人格。你說，呔，你懂什麼，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思想政治上的「進步」與否，如同石山所特別關注的心理上的「光明」，並不能做文學判斷的唯一標準。中外（特別是日本）「魯研界」早就闡明，作為始終根基於文學的啟蒙者，魯迅的思想恰恰好像是「落後」的，心理恰恰好像是「陰暗」的，人格恰恰是好像是「病態」的——但這恰恰是魯迅的可貴之處。如果在思想上始終以「進步」標榜，如果害怕提示包括自己在內的國人心理的「陰暗」，如果在人格上始終假裝「公允」，怎麼會有魯迅那樣披瀝真心的文學？

我們說思想就是說思想，說人格就是說人格，並不與他的文學成就相關聯。你是說思想就說他比胡適還高，說成就是「誰人能比」，等到說這人格心理上的毛病了，又拿文學說事，說這恰是他老人家成為一個偉大文學家之必須！他的毛病不獨不是毛病，恰恰是他的閃光之處。

還有一句話，我看了很是沉痛。現在文化界的許多有識之士，在體制上的努力，你說他們是「在體制的脂肪上搔癢」。這話像個有文化的人說的嗎？且容我問一句，如果有一天中國真要進行體制上的改革（中央領導同志的公開講話中已露此端倪），你又何以自處？

元寶，咱是在講理，不是在牴羊。

總之是，我的厚厚的一本書，幾乎一無是處，說幾乎而不說全無是處，是因為你還給了他一個好字：

崇胡貶魯，是近年很有市場的一些種聲音。在有些人比如石山那裡，胡比魯高，胡比魯可愛，要胡適而不能要魯迅，已成不刊之論。石山更進一步，把零散的觀點集中起來加以系統化，把許多人躲躲閃閃對魯迅的貶低索性挑明，推到極致，確實達到了聳動視聽的效果。我覺得這樣也好，可能幫助大家把各種崇胡貶魯的宏論看得更分明，知道它們並非像表面那樣莫測高深。一貫敢想敢說的石山先生，這次毋寧是做了件大好事。

我做的好事，不過是證明了我和我們同道們的共同的淺薄。

元寶，咱們不說我的書了，我的書確實一無是處，咱們平心靜氣地談點別的好不好？你是安徽人，和胡適算是老鄉，你真的認為你的這個老鄉就那樣不給你爭氣嗎？你真的認為胡適在人身自由、民主政體上的見識，反在魯迅之下嗎？你真的以為「從1918年參加新文化運動到1926年離開北京，魯迅的成績誰人能比」嗎？你真的認為，那麼長的時期內，中小學課本上選那麼多的魯迅作品，而對胡適的作品一篇也不選，是人心之所向嗎？說了那麼多年魯迅，就不該讓我們的人民認識胡適的價值嗎？你是大學教授，真的不認為該在你或別的文學教授的課堂上，是作為一個人物而不是作為一種政策的賜與（比如改革開放的政策），是作為一個歷史的存在而不是作為一個別的什麼的陪襯（比如魯迅的陪襯），多給你們的學生講講胡適嗎？

過去我認為「魯研界」被陳漱渝那樣的人把持著，只要那一茬人退了，情況會好些，現在我不這樣認為了，因為陳漱渝之後還有高元寶，高元寶不光比陳漱渝年輕，還比陳漱渝更迂腐，更蠻橫。但我一點也不氣餒，我知道我還要作怎樣的努力，怎樣的戰鬥。借用魯迅的一句話就是，戰鬥正未有窮期。咱哥倆不定什麼時候還會遇上的。到時候我們都不要手軟。

不說了，這次什麼都不多說了，再說你也不會聽我這樣的破壞你們的文化邏輯的論者的話的，末了我只想說一句，但願你或許會聽從，就是，不管各自的年齡如何，各自的地位如何，也不管各自操持的理念如何，僅僅作為一個讀書人，讓我們一起謙卑服善。

2006年8月27日於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