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誠信的中國式難題

過去十年，中國科學家在國際科技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之多，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2012年，SCI（科學引文索引期刊）發表的中國論文數量飆升到193733篇，這一數字是2002年的4.7倍，中國的學術論文發表數量也由此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中國的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卻並未與這項驕人的成績保持一致，不時有科研不端行為被披露出來。這一現象讓很多人擔心，在科研道德方面，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巨大難題。

2014年12月，《國家科學評論》常務副主編蒲慕明主持了一次圓桌論壇，邀請了五位不同背景的專家，一起探討中國科研學術不端行為的嚴重程度、根源所在，以及如何加強中國的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

受邀參與此次討論的學者有：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常務副校長兼教務長逯高清、中國社會科學院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王春法、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楊衛、施普林格中國自然科學與工程編輯總監葉路。

撰文 Jane Qiu

翻譯 劉海平

問題嚴峻

蒲慕明：學術誠信是中國和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一個議題。中國的科研學術不端到底有多嚴重？確實比其他國家要嚴重得多嗎？

王春法：中國科協（CAST）每五年進行一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大陸科技工作者的基本狀況、規模結構及其發展趨勢，也包括對科研不端行為的認知情況。2013年進行的第三次全國科技工作者調查，總共發出36000份調查問卷，收回33000餘份。從中可以發現，近一半被調查者認為學術不端行為一直存在，分別有50.1%、43.7%、42.3%和36.7%的被調查者認為，虛假署名（沒有參與研究卻在科研論文署名的行為）、論文剽竊、研究結果報告過程中捏造和弄虛作假，以及一稿多投等現象較為普遍。這種情況說明，學術不端行為多發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突出問題。

邱仁宗：我認為這個問題在中國是一個更廣層面上的嚴峻問題。科學界各層都缺少監管。有些博士生甚至誇下海口：「只要我導師想要，任何研究數據我都能搞出來。」我在很多醫院都看到提供論文代寫服務的廣告，這些廣告主要針對醫院裡有錢但沒時間做研究的醫生。這裡面涉及到的學術論文買賣市場十分巨大。

楊衛：我們在基金委網上提交的研究基金申請計劃里也碰到過這個問題。很明顯，一些公司為一個研究小組基金申請提供編輯和潤色服務，卻暗中把研究計劃賣給了其他研究者。通過剽竊檢測軟體，我們發現，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2013年收到的十萬份申請中，有超過400份的內容與往年提交的申請內容有50%以上的相似度，而其中更有40份申請的內容與往年內容相似度達到了80%以上。

逯高清：整個國際科研界都有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在擔任好幾個國際期刊的同行評審期間，我的一個印象是很多學術不端的科研論文來自中國，可能數量比其他國家要多得多。但是，這也和整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中國正在嘗試實行必要的管制措施並建立相關的機制，等這些機製成熟以後，整個情況應該也會跟著好轉。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是目前中國科研亟需的，也需要一定的時日才能實現。

王春法：客觀地說，我覺得目前情況正在好轉。在2013年的全國調查中，有55%的受訪研究者表示，完全知曉至少一種學術不端行為在他們身邊發生，這一數據比2008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這個進步應該跟政府和基金委員會以及中國科協等組織做出的努力不無關係。

虛假署名

蒲慕明：中國科協的調查統計數據證實了「虛假署名」在中國普遍存在。三大最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是：研究結果報告中捏造、弄虛作假以及論文剽竊，中國最常見的虛假署名其實並不在這個範圍內。NSFC 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

楊衛：大部分大學和科研機構對於論文署名都有相關的規定，一般我們不會指手劃腳。但是，我們要求所有申請到 NSFC 資助的科研論文，在發表一年期間都必須提交到一個公共資料庫，這樣既有利於綠色開放獲取，又有利於對署名的監督。

葉路：從出版的角度來說，很多期刊會要求提交一份闡明每一個作者對論文的貢獻的文件。施普林格有一套系統的規範指導論文的署名，這套規範為防止虛假署名和解決相關糾紛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逯高清：我參與了昆士蘭大學論文署名規範的修訂過程。每個學科的慣用做法往往是不一樣的，比如在生物學領域，研究團隊的項目負責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被署名為通訊作者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做法，但是在工程學領域卻經常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一個項目里涉及到多個共同研究者，情況就更加複雜。

楊衛：我同意。不過中國的問題一般更加突出。比如有的研究團隊想提高論文被接受的概率，邀請有名氣的科學家署名，這些邀請有的獲得了當事人心照不宣的默許，有的連當事人自己都不知情。政府的一些官員也攻讀在職博士學位，經常在沒有參與的項目上署名，這些顯然都屬於學術不端行為。

王春法：虛假署名是一個危害很大的行為。除了道德方面的危害，在現行的考評體系里，也會產生誤導，讓不是專家的人被奉為專家。這種現象會影響到長期研究的走向和科研基金的分配。

根源何在

蒲慕明：中國的學術不端行為為何如此猖獗？背後的根源又是什麼？

楊衛：我認為原因有很多。比如，中國社會對科學家有很高的期待——不僅僅是科研上急於取得重大突破，也有對諾貝爾獎的期待。這種期待給科研工作者造成很大壓力，此外，科研經費競爭激烈，而科研經費又成了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主要收入來源，佔比達到40%之多。科學家們申請科研經費的數量常成為考評體系里的重要標準。

王春法：從2013年科協進行的調查來看，追求物質財富和金錢回報也是學術不端行為背後的重要誘因。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金錢是人生奮鬥的主要目標，其中72%的受訪者認為個人財富的多少是衡量成功與否的關鍵，51.2%的人認為個人收入與其對社會貢獻應該成正比。

逯高清：中國仍處在發展中國家階段，科研發展起步晚於西方，科研規範和監管機制都還有待建立和完善。再加上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經濟改革，人們的價值觀改變很大，也自然影響了科研、學術和社會的其他方面。

蒲慕明：考評體系在其中的影響也很大。目前的考評體系只看論文發表的數量和影響因子，而不看科研論文的質量和長期影響力。在高級別期刊上發表論文能給科學家迅速帶來學界認可和榮譽，以及大量的金錢回報。這種高回報使得一些科學家抱著僥倖心理，鋌而走險去發表造假論文。

王春法：2013年的科協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52%的受訪者認為現行的考評體系是造成學術不端的主要原因，而72.3%的人表示發表論文主要是為了應付各種考評要求。

邱仁宗：另一個原因在於權威機構對於學術不端的態度過於寬容。比如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個研究者陳進早前聲稱自己發明了一系列的新型電腦晶元，後來被發現是造假，但結果不過是被校方開除，而涉及到這一醜聞的其他人並沒有被處罰。這樣的案例使得更多科學家願意選擇鋌而走險。總的來說，中央政府對於治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意願不強。

蒲慕明：我了解到中科院有好幾個案例，項目負責人因為被認定不須對其研究小組成員的欺詐行為負責，從而免於責罰。在我們院所，我們調查出一個項目負責人跟造假有關後就立馬開除了他，之後中國科學圈也有些人批評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的處理過於嚴厲。

王春法：這表明了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容忍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2013年的科協調查數據表明，近一半的研究人員對於科研不端行為持同情和容忍態度。持這種態度的研究者在年齡為35歲以下的研究者中佔到55.3%，而在35歲以上的研究者中比例小一些，佔到45.8%。大約三分之二的研究生、博士後研究人員和青年學者對於研究不端行為也持相同態度。

誠信教育

蒲慕明：我參與了一些關於學術不端案件的調查，發現國內科研人員對於學術不端的認識不足。這應該也跟學術研究規範教育培訓不足有關係。

王春法：根據中國科協2013年的調查數據，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對於學術規範沒有系統的了解——其中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研究者中比例更大，是40%；將近10%的人對學術規範一無所知，一半的人從未接受過這方面的培訓和教育。

邱仁宗：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的教育十分重要。科學是為了追求真理，科學家們理應是誠信和可靠的。但是各個層次的科學家都應該進行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的學習，除了基本的規範之外，也要學習如何應對新出現的問題。

逯高清：我也同意。在西方，比如我所在的澳大利亞，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的教育培訓從本科階段就開始了。科研人員必須定期參加培訓，了解最新的政策變化和科研誠信的事宜，科研機構對於學術規範也有非常嚴明的規定。

楊衛：我們在過去幾年舉辦過幾次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的中美研討班，發現一些有趣的區別。中國科研人員接受的誠信教育大部分基於非黑即白的真實案例分析，而在美國，學生一般都是被要求討論假設處於科研誠信灰色地帶的案例，然後培訓師解釋給他們什麼是符合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的行為。

蒲慕明：這種情景式代入的案例學習在中國還十分稀缺，但應該成為所有科研人員的必修課，從本科生到教授都要進行這樣的訓練。

葉路：在施普林格，我們很重視科研誠信和學術規範教育，為了防止不端行為的發生，我們開發了一個在線學習課程，叫做施普林格作者學院（Springer Author Academy），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闡明出版不端行為有哪些。我們同時每年在國內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開展十多次相關的作者研討會，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就是討論關於出版誠信的問題。

共同完善

蒲慕明：有哪些渠道可以完善中國的科研誠信與學術規範？

邱仁宗：中央政府十分重視科研進步，因此科研誠信必須被放在重要位置。科研基金都來自於納稅人，因此全國人大有這個責任去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政府應該制定針對相關部門、基金委員會、大學和科研院所的規範條例，設立專門辦公室撥發專款、部署人員負責調查相關案件，具體可以參考美國衛生部的科研誠信辦公室。媒體和民間組織也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監管機制只有在保證透明公開的前提下才能在各個層級運作，而且最嚴重的案件應該被公開嚴懲。

楊衛：確實是這樣。NSFC 實際上有專家組成的科研誠信委員會，每年會收到300到400份的舉報，調查結果一般會在內部進行通知，直到去年我們才開始公開其中一些特別嚴重的案子。除了對舉報進行調查，我們也使用剽竊檢測軟體檢查基金申請文書。

葉路：在科技出版界，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出版道德委員會（COPE），制定了如何調查相關案件的流程指南。施普林格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每個月我們都會舉行會議討論複雜的案子以及如何處理。讀者也可以隨時向主編和出版編輯舉報，出版編輯要負責調查每一宗舉報並及時作出回復。同時基於出版道德委員會的方案，施普林格也制定了一套自己特有的規範供編輯、學會、合夥夥伴和論文作者參考。

逯高清：中國可以學習西方的經驗。《澳大利亞規範研究準則》有一套詳細的學術不端行為舉報和調查體系。每一宗被舉報的案子，不管最終的調查結果如何，都必須進入官方資料庫。對舉報人也會有保護措施，以及在調查的初期，對被調查者的身份保密。如果被調查的研究人員最終不能證明自己的清白，那麼案件調查結果就會被公開。被指控的科研人員可以申請上訴，如果爭議無法在機構內部解決，其後將組成一個外部委員會做進一步的調查。

王春法:科技部和科協都設有單獨的機構去處理這些指控，但是中國大部分的學術不端都是由媒體和網路曝光出來。大多數指控都是匿名，有些甚至近乎個人攻擊。一些案例也迅速地演變成了關於誹謗的司法訴訟，因此很難調查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認為還是限定在科學界內部進行調查才能更有效地進行處理和解決糾紛。

蒲慕明:有道理。最著名的公布學術不端的網站叫做「新語絲」, 但目前科研人員仍然對這個網站意見不一。

逯高清：個人或團體在新語絲等社交媒體上揭露或調查學術不端行為，影響力很大，在構建科研誠信文化氛圍方面，對政府機構系統工作進行了很好的補充。同時，這類缺少監管的個人行為也存在一些問題。長此以往，他們遭到濫用，會傷害到無辜者。

邱仁宗：新語絲出現的時候，大家對學術不端行為和公眾辯論還意識薄弱。直到今天，很多以科研誠信為名的辦公室也只是徒有其名，缺少透明度和獨立媒體的監管。最近《中國醫學報》的一項調查顯示：41%的受訪者稱舉報學術不端行為根本沒有用，22%的人認為對於此類舉報沒有一個應對機制。新語絲至少可以在監督學術行為和激發公眾討論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新語絲並非沒有問題，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網上公布的證據至少可以作為政府部門調查的起點。

逯高清：的確。政府應該在監管此類民間組織中扮演重要角色，從而使得他們能發揮最大的效用。政府應該出台具體的規定來明確劃定這些組織的權力範圍，指導他們的具體操作，清楚繼續這一事業的責任，甚至可以鼓勵並資助他們。所有的舉報都必須提供證據，任何討論都要盡量避免個人攻擊和惡意指責。同時，政府也應該及時回應出現在媒體和網路上的不端行為曝光，並公布最終的調查結果和懲處措施。這樣一來，社會媒體也可以增強公眾對於科研界的信心。

楊衛：我同意。像新語絲這樣的網站，對保護科研誠信有利有弊。中國對抗學術不端的這場持久戰可以參照一些國際範例。只有出台必要的政策和法令，一套制衡的體系充分到位後，打擊科研學術不端的努力才能真的起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