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為故宮文物南遷保駕護航

1、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被迫割讓台灣。在清廷駐台官員紛紛內渡之時，劉永福黑旗軍和台灣抗日義軍在外無援助的情況下堅持鬥爭，聯合抗擊日本侵略者。從1895年6月到10月，歷經大小百餘仗，前後持續5個多月，打死打傷包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九親王以及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在內的日軍3.2萬餘人，比甲午戰爭期間日軍傷亡人數多出將近一倍。

2、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東北逼近華北，平津形勢危急，故宮博物院內部開始有了將文物南遷之議。1932年11月在國民黨第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同意了關於文物南遷的北平故宮重要文物議案。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與駐守北京的張學良在香山碧雲寺晤談了一整天，商討南遷的具體方案。在易培基具體指揮之下，經過兩個多月的清點、裝箱工作，從幾十萬件故宮館藏中精選了20多萬件珍貴文物裝箱，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包括歷代名人真跡、字畫和器具以及圖書文獻等。

3、1933年2月5日夜間，張學良安排了嚴密保安，故宮至天安門、前門的長街上都實行了戒嚴，文物用小推車推至前門車站，第一批2118箱，共21節車廂，準備運往上海。「易培基身披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揮。」然而，反對南遷的聲音從未停止。在即將出發的緊要關頭，又生曲折。當夜，北平學生被煽動，聚集於前門車站，採取卧軌的方法欲阻止文物南遷。情急時分，張學良親自出面勸說學生，才得以令列車放行。

4、近代著名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章乃器抗戰前夕見到素有蔣介石「智囊」之稱的黃郛，黃認為日本軍事裝備的優勢無法戰勝，還舉鐵路運輸為例說：日本的火車節數、容積與軍事單位的人數、士兵背包體積成標準比例，動員起來十分迅速。現在空談抗日，拿什麼去抗呢?甚至說，要救國先要拜日本為師，把抗日救國會改為「師日救國會」。對此賣國論調章乃器采進行了有力地反駁，他說：背包、車廂、機車合於一定標準，這就叫做標準化，但首先軌寬要標準化，這就需要全國統一。而全國統一首先要趕走日本侵略者，否則便不可能是我們的鐵道標準化，而是「滿鐵」的鐵道標準化。

5、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雲南，經常遭受日軍飛機轟炸，而西南聯大教授金岳霖無論什麼時候跑警報，都攜帶著《認識論》的稿子，這部稿子花了他近30年心血的成果。躲在小山坳里避難時，他就坐在那件寶貝上，格外注意防範。一天，空襲警報解除之後，他匆匆忙忙往城裡趕。剎那間，他意識到自己把手頭的巨著丟下了，便趕緊返回原地，但書稿已經不見蹤影。事隔差不多40年後，他調侃著回憶，「很可能被別人拿去包花生米了」。後來他重寫了全部70萬字的書稿。

6、1943年，蔣夢麟在給當時在華盛頓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的一封信中寫道：「聯大苦撐五載，一切緣軌而行，吾輩自覺不滿，而國中青年仍視為學府北辰，盛名之下，難副其實。圖書缺乏，生活困苦(物價較戰前漲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北大語言學家羅常培描繪了一幅更加慘淡的畫面：「在昆明住了六年，頗有沉悶孤寂之感！……絕對的同行……偶爾寫一點東西，錯處沒人修正，好處沒人欣賞……我漸漸失去了學術重心，專以文科而論，如錫予、如覺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則限於經費，一則限於領導者的精力，處處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氣。」

7、1945年的大年初一，毛澤東一大早就帶著兩個警衛員前往棗園鄉政府給群眾拜年。據當年擔任棗園鄉鄉長的楊成福回憶：主席來時，我們有些幹部還沒有起來，警衛員叩門說，主席來拜年了。主席一進門就問了三個好，說新年好，身體好，工作好。並提出想去給棗園村群眾拜個年。由於群眾居住分散，最後一戶請來一個代表，在鄉政府開了一個新年座談會。在會上毛澤東詢問群眾生活情況，徵求大家對政府的意見和了解群眾有什麼困難，當群眾反映兒童上不了學，沒有教師，毛澤東即刻答應派教師解決棗園村兒童上學問題。第二天，延安市西區老百姓、警備團、機關代表、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一百餘人在棗園給中央領導拜年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領導人接見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