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為何曾經被毛譯東視為「真正的老師」

李大釗。

念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對中共一大代表的影響又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話題。

從介紹十月革命的革命經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到創建一個又一個的先進組織，再到中共一大的籌備，李大釗都起到了先鋒與領路人的作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有13位代表，來自7個共產主義小組，分別是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東京代表周佛海。這13位代表中和李大釗有重大聯繫的有4位，非重大聯繫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釗革命情懷影響的代表有6位，這些人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作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並且大多數在會議上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這些進步青年的成長過程之中，李大釗給於他們的真誠關懷與熱情引導，使他們潛移默化地認識到社會現實，在此基礎上使得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被進步青年所接受，從而為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傑出貢獻做好思想和理論方面的準備。

李大釗常常含著微笑的誠樸謙和的態度，使這些進步青年樂意和他接近。他平日里經常穿著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從家裡步行到學校。在圖書館，他熱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李大釗總是誠懇地細緻地暢談自己的看法，常常從圖書館的書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的書籍，給他們閱讀。他非常關懷家境困難的學生，往往給予幫助。當時他每月120元的薪水，就有一半多接濟了貧寒的青年。校長蔡元培看他一心想的是天下寒士，不顧自己，就告訴會計，發薪水時，先把他的家庭日用扣下來，以免李夫人難為無米之炊。

正是李大釗這些充滿人性關懷的活動給了身邊人們潛移默化的感染，使得身邊的進步青年更加信任這位和藹可親的老師，將李大釗看成了他們自己人生的導師。

「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李大釗與一大代表毛澤東

受李大釗關懷影響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澤東。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顯然是受到了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自己也稱李大釗為「真正的老師」。毛澤東後來在和斯諾談話時懷著深厚的感情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毛澤東曾先後兩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時間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時間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這兩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釗都對毛澤東的思想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1918年冬，從湖南來到北京的毛澤東，經過北大楊昌濟教授的介紹，於十月間到圖書館工作。在紅樓一層東南角的辦公室內，毛澤東和李大釗第一次見面。在剛剛認識的李大釗的幫助下，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獲得了每月可以領到八塊大洋的圖書館助理員的兼職機會。依據北京大學檔案現留存的工資發放冊記載，毛澤東於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後簽收了3個月工資，月薪為8元。由此可知，毛澤東到李大釗身邊工作的時間是1918年的最後兩個月，正值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之際，恰是李大釗開始向中國民眾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重要時期。毛澤東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認真踏實的工作態度，深得李大釗的讚賞。和青年的毛澤東一起工作，李大釗更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展望著二十世紀人類「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毛澤東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很受李大釗的器重，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接觸過多方面的圖書館工作，不僅使他擁有了了解當時新書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獲得了和李大釗討論研究各種社會問題的機會。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李大釗的引導下在北京大學進一步學習，參加哲學會和新聞學會，旁聽北京大學的課程。在北京大學期間毛澤東受到李大釗的稱讚，被冠以「湖南學生青年的傑出領袖」的美譽。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澤東因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赴京請願第二次到達北京大學。這期間，他經李大釗等人介紹，加入了李大釗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特別是在李大釗的推薦之下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和《階級鬥爭》，促進了青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同時，毛澤東產生「赴俄勤工儉學」的想法，這是毛澤東同李大釗詳細研究討論過，並準備實施的。1920年4月毛澤東離開北大。

1920年8月，毛澤東在長沙發起成立留俄勤工儉學團，組成湖南「留俄運動之先鋒隊」，又與何叔衡等人組織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並在李大釗的鼎力援助下創辦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書社。到這時，他的思想完成「蛻變」，「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毫無疑問，這是與他再次赴京時又受到李大釗思想的深深影響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的。

毛澤東在李大釗支持下籌備創辦文化書社，於8月2日在長沙舉行成立會，9月9日開始正式營業。在書社的經營活動中，遇到資金嚴重短缺的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李大釗又一次向毛澤東伸出了援助之手。長沙文化書社所銷售的書籍中，有北京大學叢書和新潮叢書，以及非叢書的書籍約50多種，均來自北京大學出版部，遂由李大釗出面「為信用介紹」，採取「免去押金」的辦法。

書社的經營活動不以贏利為惟一目的，它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的一個研究與傳播革命真理，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它的存在，不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創建中國共產黨及在建黨初期作為秘密聯絡機構，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毛澤東在湖南所進行的一項有重要意義的革命活動，而李大釗是這項革命活動的有力後援者。

正是李大釗無微不至的關懷，才使得毛澤東能夠在當時思想最先進的聖地——北京大學得到工作，並且在業餘時間聽取北京大學的課程；正是李大釗思想上的引導，毛澤東才會真正認識馬克思主義，並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為後來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正是李大釗的熱情關懷，才使得毛澤東能夠在當時湖南的諸多進步青年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共一大湖南小組的代表。1920年12月，毛澤東成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而成為「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和「新一輩年輕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