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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和周佛海的漢奸之路 二人如何走上賣國投敵道路


陳公博和周佛海的漢奸之路 二人如何走上賣國投敵道路



陳公博和周佛海

陳公博和周佛海本來都是共產黨的一員,但是由於個人的意志不夠堅定退出了共產黨逐漸加入國民黨並慢慢發展成為漢奸。


五四運動之後不久,陳公博自北大畢業回到廣州,創辦《廣東群報》,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由於得到了陳獨秀的指導,《廣東群報》無形中成了廣州共產黨組織的機關報,陳公博也因此被陳獨秀推薦為廣東代表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


然而,會上張國燾、李漢俊因觀點不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陳公博認為這是「互相磨擦,互相傾軋」,而張國燾飛揚跋扈的態度更讓他「內心冷然,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到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自滬返穗後,陳公博的政治態度及其與共產黨的關係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發表文章支持趕走孫中山的陳炯明,公開與黨中央唱起了反調。中共中央決定給予其留黨察看處分,陳公博乾脆宣布脫離共產黨,並最終被開除了黨籍。

1922年11月,陳公博在汪精衛的資助下前往美國,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一年後,在廣東省省長廖仲愷的推薦下加入了國民黨。廖仲愷與汪精衛協商,委以陳公博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的重任。1925年,廖仲愷遇刺,陳公博成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成為國民黨內炙手可熱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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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


在陳公博眼裡,汪精衛不僅僅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國民黨內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領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欽佩的導師。他從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衛的黨羽,也為日後依附汪精衛走上漢奸之路埋下了伏筆。

就在中共一大上,陳公博認識了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


早在留學日本時期,周佛海已經因研究社會主義小有名氣,自詡為「中國的列寧」。與陳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開始就懷有政治野心,並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會上表現頗為積極,被選為中央局候補委員。


然而,帶著投機心理入黨的周佛海終究未能堅持自己的革命事業。陳獨秀被捕入獄讓他覺得革命的風險太大,於是,在陳獨秀出獄三天後,他向陳做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便攜上海小姐楊淑慧返回日本,從此再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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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半年後,周佛海升人京都帝國大學。1923年,畢業時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一籌莫展,恰在此時,國共兩黨已經實現合作,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戴季陶寫信邀請周佛海到廣州擔任宣傳部秘書,月薪為200元大洋,周佛海欣然前往。


不過,收入優厚的周佛海卻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事實上,他認為在共產黨內沒有政治前途——宣布脫離共產黨。


1923年,陳公博與周佛海——這兩位曾經的中共元老,不約而同地投靠了國民黨。

失去信心的「低調俱樂部」


1931年中日開戰伊始,陳公博還是一個強硬的主戰派。然而,一年多後發生的長城抗戰卻徹底改變了陳公博對中日戰局的判斷,促使他逐漸走向「和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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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


1933年3月,中國軍隊在長城古北口抗擊日軍。日軍出動飛機對中國守軍陣地進行狂轟濫炸,戰役最為慘烈的時候,剛剛就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命令陳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勞軍,鼓舞士氣,了解前線戰況。陳公博剛到北平,便得知各路軍隊「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對潰軍,主持華北軍事的何應欽束手無策,不得不央求陳公博向各軍將領說假話,宜稱政府已經設法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中日問題,這才將人心惶惶的軍隊穩定下來。


前線潰敗之慘狀,讓陳公博大為恐慌。當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況向蔣介石和汪精衛彙報以後,蔣汪二人都採納了他的意見——「軍事既難解決,還是走外交的途徑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國內「和平路線」的議論聲浪越來越大,一大批對抗戰失去信心的國民黨高宮逐漸聚集起來,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低調俱樂部」。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蔣介石投入70萬軍隊浴血抗戰,堅守二月後不得不全線撤退。此役,中國軍隊傷亡達25萬人,日軍僅為4萬餘人。這更堅定了周佛海對此前「戰必敗,和未必亂」的認積,極力主張對日求和。


抗戰爆發以後,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與日本和談的努力。然而,1938年1月16日,隨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日本內閣做出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決議,關閉了和談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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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


對此,蔣介石一面積極組織抗戰,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報,尋找機會與日本重開談判。在蔣介石的默許下,受命於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創立「蔚藍書店」,一面搜集情報,一面與日方頻頻接觸,試探日本的底牌。當高宗武帶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馬」重開談判的消息時,蔣介石怒不可遏,聲示與高斷絕關係,並下令停發其活動經費。但抱定和平「救國」主張的周佛海卻背著蔣介石,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繫。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與日本人秘密談判。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斷然拒絕,以至於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認「滿洲國」寫進條款,以免自己背負漢奸賣國賊的千古罵名。結果,除了有名無實的撤軍期限外,一切要求部遭到了拒絕。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本代表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合稱《重光堂密約》)


隨汪精衛走向覆滅


11月27日,當汪精衛第一次看到這份密約時,忍不住大罵這是賣國條約,甚至拒絕承認其中的任何一個字。但妻子陳璧君卻「規勸」道:「你說這份協議是賣國文契,我問你滿洲在誰手裡?內蒙在誰的手裡?華北又在誰的手裡?是我們斷送的嗎?我們只是承認既成事實。」陳壁君的謬論很快緩解了汪精衛內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終於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凡已由梅思平簽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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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既然決定接受日本的條款,汪精衛便開始緊鑼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人秘密商討叛逃事宜。此時,身在成都的陳公博得知汪精衛準備逃離重慶的消息,趕緊打電報勸告汪精衛:「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在汪精衛的追隨者中,最痛苦的莫過於陳公博。他對汪精衛深懷知遇之恩的感激,作為汪精衛的肱骨之臣,陳公博主和,但反對汪精衛與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對汪出面組織漢奸政權。然而,他對汪精衛的死忠讓他做出了錯誤的決定。12月18日,汪精衛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內,陳公博應召尾隨而至。矛盾重重的他臨行前曾寫信給蔣介石,聲稱要做「最後的努力」,力勸汪回心轉意。然而,他的勸說終告失敗,最終隨汪精衛一路走到黑。


與陳公博被動投敵不同,周佛海是經過深思熟慮後,主動地走上漢奸道路的。在汪精衛叛國投敵的過程中他非但沒有勸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對高宗武、梅思平的影響力,授意他們與日本秘密聯絡並簽署《重光堂密約》,最終成為汪偽政權的始作俑者。


就在汪精衛準備籌建南京偽國民政府時,作為骨幹的高宗武和陶希聖因種種原因悄然逃離上海,並在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卻沒能喚醒陳公博、周佛溜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識,在全國民眾的一片罵聲中公然走上賣國投敵的最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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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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