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大張情教理論，在「三言」中突破找尋女權平等

向敬之

人類的存在與延續，離不開男人和女人。女人不是生殖與性慾宣洩的工具，她們所擁有的權利與地位，應該與男人是平等的。自史上社會由母系向父系轉性後，女人退居二線，成了附庸。時至今日，所謂家庭主婦、家庭主男，依然未改男尊女卑的笑語和事實。

作為有思想、有知識的現代女性，劉果是一個典型的女權主義追求者、實踐者，其博士論文《「三言」性別話語研究——以話本小說的文獻比勘為基礎》，兼具知性與理性，得以中華文史新刊的形式出版，讓我、也會讓更多的讀者在其平靜、靈動的文字中，找尋到一種別樣的認識與突破。在她的信仰和實踐層面，繼承的不僅僅是傳統的材料與方法，更多的是有了自己新穎的眼界及觀念，為她的性別話語研究、女性權利思索，形成了一個清新的識辨視角和論證方式。

先秦迄今，儒家思想在中國已是根深蒂固，影響世人的觀念、意識、情慾等諸多方面。甚至有經不起細考的報道云云，曾有數十位諾貝爾獎科學獎一致聲稱——將來的生活、思想離不開孔子之道。是否屬實，應該只是訛傳斷篇殘言而已，沒有多少實際價值。然而，也正是如此厚實的熏染，使得中國的男女關係，幾乎找不到最為本性的自然狀態。千年傳承的家長制、宗法制，給了男人當家作主的尊榮，給女人的只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運命。偶爾出了武則天、花木蘭、孟麗 君、楊門女將與梁紅玉這般敢於拋頭露面的女人，就是大書特書，以為驚世的稀奇。因為祖制世傳的神權、君權、夫權與族權，沒有賦予她們過多的與生俱來的權利。這樣一來，男兒孝養母親，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正史中的孝廉佳話。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此般事例，比比皆是，往往讓人賞心悅目，覺得大男人們具備了責任心與使命感，而女人半邊天只能作秀地說說罷了。其實在明清小說中，也不時出現男女關係回歸自然的影子，姑且不說《金瓶梅》一類的所謂縱慾小說，就在「三言」、「二拍」、《紅樓夢》等中，亦可找到性別話語暫時平等的片段。劉果在有效完成分內出版任務的同時，長時間地研究性別理論與明清小說，在《「三言」性別話語研究》中，充分借用文獻比勘方法，探秘 「三言」文本中存在的規範性性別話語與非規範性性別話語的博弈情形，做得有計劃、有步驟、有謀略，也有指向女權主義的目的和意義。

何謂規範性性別話語，何為非規範性性別話語，如何會在「三言」中競爭與衝突，劉果一一展開細緻研究，並以清晰的思路、清心的文字，合理也得體地展示清楚。在她的思維之中，長期受主流性別規範影響的規範性話語，雖以差異的形式將男女的平等銷蝕得支離破碎，也將兩性位序上的尊卑困縛得嚴嚴實實，但亦非一無是處，最起碼客觀地捍衛了兩性關係正當的倫理模式，以理性與良知的防線抵禦了人性的墮落與沉淪。而非規範性話語，發乎本心，歸於情慾，張揚質疑、反叛的姿態，意圖逃離規範性話語的制約，徹底消融男權至上主義，回歸生命與人性的平等、健全的境地。

事實如此，《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編撰者馮夢龍大張情教理論，試圖在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中尋找到本真人性的素材，通過詩情激越的表現途徑，觸摸到規範性話語的軟肋。哪怕其於千百年來如何諱莫如深塵封多久，馮氏也想以近古新興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構傳統文化思想，實現其儒雅與世俗衝突下意識形態的相互攝涵。在宣揚非主流、非規範的情慾思想的程序中，他沒有脫離儒家的「中庸之道」，依然有效地尋求「中和之美」，把情感基調定位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同時又吸納了釋、道的儒家思想為主導，藉助一種淡然的宗教救贖形態，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這些寫作者內心深處的東西，也隱約被其數百年後的叩問者捕捉到。

劉果擅長用女權主義者的思維，感知古典文獻的真實，在這樣的文本中，雖不無女性特有的小資情感，但亦能準確發現了馮夢龍的矛盾癥結所在，果敢地形成自己的理解思路，找到「三言」中兩性的情慾體驗模式與性別角色認知結構，較好地把性別話語系統錯綜複雜、千頭萬緒的面貌，清晰勾勒出來。在她學術研究的非枯燥言語中，給了人一種情趣盎然的感受。她對文本中種種不同話語的互動，諸如對抗、調和、妥協、戰勝、和諧、解體，都是比勘有方、拿捏得當、言說有理，引人看清了寫作獨有、解讀獨到的豐富性與層次感。

劉果以「三言」文本延伸到宋元、明話本小說，對傳統文化中的性別話語研究，展開了深入淺出的解析。她沒有單純地在欣賞古代上多作停留，而是讓每一位讀者切實輕鬆感受非規範性話語的古典魅力。《「三言」性別話語研究——以話本小說的文獻比勘為基礎》，以「三言」為研究主要載體，分用五章內容、四個方向表現一個大主題，每一章節都是既可讀、又耐讀的具體安排。無論是解讀馮夢龍的性別觀，還是分析才女理想、夫貴妻榮、私奔殉情、紅顏禍水；或者，無論是在單篇文獻比勘下審視色慾亡身、女性復仇、才子佳人，還是在多篇文獻比勘中反思離亂重逢、紅杏出牆、女鬼傳奇，劉果的準備和表述，都是充分的、精彩的。她所尋求的是，是女性個體生存與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同時真正把人的「類」進行了人性化的還原。不難發現，她的文字與思考，對曾經盛傳的理學性別觀念、元典性別規範，如同柔韌長鞭施以了一記重擊。

在認識「三言」性別話語衝突時，對於馮夢龍受時代局限、性別困惑，而有矛盾與真實不斷角力的思想，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在封建的氛圍中、專制的淫威下，馮夢龍鼓吹情教理念，確有不少現代模樣，即便今日，亦有不少人如我都自嘆弗如，但他沒有放下男人的架子，「三言」中的真愛聲音沒有掩飾去濫情、肉慾的張狂，留給杜十娘、王嬌鸞們仍然是無法自由的幻夢。同時代的李贄、後來的袁枚一干人等，也口口聲聲呼籲社會尊重女性，而自己既是妓院的常客，還納了不少與孫女一般大小的妾。這些人創設的非規範性性別話語，疲軟乏力，在他們的文字中對女性是尊重的，而事實不然，馮夢龍一類的明代話本作家，自是無法脫離用男性眼光去可憐本來命運、身世可憐的底層女性。

劉果看得較為清楚，深刻意識到馮夢龍們的局限性。她以性別視角洞徹本真男女，發現「三言」的基本性別格局，沒有跳出男尊女卑的基本理念和它所代表的規範性話語。她沒有簡單地跟著傳統研究人云亦云，不再淺顯地判定 「三言」（也適用於很多晚明小說）為所謂禮教解放、個性自由、大膽追求愛情的文本，在她看來，那些主流見解其實不過是規範性話語巧為遮掩的又一次偽裝。可能這樣的結論，暫時不為大多讀者、學者所接受，但一旦能夠成立，將是為性別理論研究形成、實踐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並使學界受益。

我們今天翻讀古典文本，不單純是為了消遣，更多的是要了解當時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等真實存在，否則，就是白白地耗費自己不能再生和長生的生命。劉果花了幾年的時間，在編好本職策劃的圖書外，捨棄許多含飴逗女的快樂時光，選擇以話本小說文獻比勘為基礎，來寫這本《「三言」性別話語研究》，認認真真，從從容容，雖只有二十餘萬字，卻以一種新方式、新視角，為「三言」以及宋元、明話本小說，開展了性別理論觀照下的探索。她對於性別話語，有一個全新的認識與理解——「以共時性角度觀之，在『三言』的性別話語系統中，規範性話語佔了比較明顯的優勢；而從歷時性角度觀之，宋元話本小說中的許多非規範性話語都在『三言』的明代演繹中表現出弱化趨勢」，但在文本的細讀和分析中，她也處處「感受到了非規範性話語的力量」。研究一門學科、一個問題，沒有絕對的肯定，也無絕對的否定，見仁也見智，只須有理有節，劉果研究性別話語，雖時而表現女權主義者的高蹈姿態，卻完全走著辯證務實的路徑。

劉果的《「三言」性別話語研究——以話本小說的文獻比勘為基礎》，可以說是一面警醒人們與人性的鏡子，她追求真實的女權主義，也在古典文獻中找到了非規範性話語與規範性話語博弈的片段，同時以其突破與創見，對於日後話本小說性別話語研究，提供了一部難以繞過、不可替代的著作。尤其是在道德滑坡、貞操淡薄、享樂主義盛行的背景下，認識女性的尊嚴、地位與利益，需要有更多的這樣的著作不斷出現，為女權主義理論與實踐，提供優質的清醒的事實依據，以探測女性自尊自強和自我解放的出路，杜絕新時期另類娜拉可憐的存在。不論是推崇規範性話語，還是尋求非規範性話語，理論上只有一個目的，即是在今天以及將來的日子，用事實真正歸位男女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我也期待終有一天，男人至上主義、女權主義，被徹底置為棄用的歷史辭彙，為權利上、身體上與精神上的男女關係，全面地、徹底地恢復平等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