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場：揭秘被俘虜美軍的生活

朝鮮戰爭原是朝鮮半島上的朝韓之間的民族內戰，後美、蘇、中國等分別支持朝韓雙方的多個國家不同程度地捲入這場戰爭。9月15日，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開始大規模進攻。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應朝鮮請求赴朝，與朝鮮並肩作戰，戰事陷入膠著狀態。1951年7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方面與聯合國軍的美國代表開始停戰談判，經過多次談判後，終於在1953年7月27日簽署《朝鮮停戰協定》。

志願軍中的「國際大學校」

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嚴格遵守國際法，對「聯合國軍」戰俘實行人道主義的管理，執行寬待俘虜政策，不打不罵，不侮辱人格，及時治療他們的傷病，使戰俘們深受感動和教育，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一支正義之師，仁義之師，而志願軍「聯合國軍」戰俘營則被人譽為「國際大學校」。

戰俘們帶來的故事

由於受美國軍方的欺騙宣傳，「聯合國軍」特別是美軍官兵不了解志願軍寬待俘虜的政策，每當戰鬥失敗，來不及逃跑的美軍官兵總是東躲西藏，生怕被志願軍俘獲。朝鮮戰爭第一次戰役中的三所里戰鬥結束後，志願軍部隊從深山和草叢中俘獲了很多美軍官兵。他們丟盔棄甲，幾天沒有吃喝，形容憔悴，狼狽不堪。由於翻譯力量不足，志願軍戰士只能用手勢比劃著說明志願軍不殺俘虜，並把自己的乾糧分給他們吃；對受傷的俘虜，則給他們進行包紮。志願軍官兵的實際行動，逐漸消除了俘虜們的恐懼心理。但是，還是有個別美軍士兵躲藏在山岩縫隙中，不敢出來。

有一個美軍傷兵，每天在山上趴著向下窺探，想看看志願軍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他發現志願軍掃地打水，什麼活都干；吃飯穿衣都非常簡單，沒有什麼可怕的，於是想下山向志願軍要點吃的，但這時已經力不從心，爬不動了。在其奄奄一息的時候，被志願軍戰士發現，戰士們用擔架把他抬下山，給他喂水餵食療傷。他蘇醒過來後，百感交集，伸出四個指頭指指肚子，意思都四天沒有吃飯了，並且對志願軍戰士救了他的命連連表示感謝。後來，通過一些被釋放的俘虜傳遞，越來越多的美軍官兵知道志願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很少有人害怕被俘了。

1951年1月間，美軍連吃敗仗，丟下許多傷員、屍體和軍用物資，向朝鮮南部逃去。志願軍俘獲的美軍官兵越來越多，前線臨時戰俘收容所人滿為患，一時間副食供應非常緊張，香煙更是極為緊缺。一個被俘的美軍軍官忍不住煙癮，就鼓起勇氣問一位志願軍青年幹部：「您會說英語嗎？」恰巧這個青年幹部是翻譯，就回答說：「你有什麼事情，說吧！」那個美軍戰俘立即將手腕上所帶的金錶取下，要求換幾支香煙抽。這位志願軍翻譯非常嚴肅地對他說：「你剛放下武器，對我們志願軍的政策不了解，這是可以理解的。志願軍寬待俘虜，不會要你們的私人財物。你把表收起來吧，香煙我可以給你一些。」美軍軍官聽了先是非常驚訝，然後特別激動，連連稱謝。這件事很快在戰俘中傳開了，戰俘們認識到：志願軍官兵廉潔、公正，嚴格執行政策。

由於大部分美軍戰俘親身體驗到志願軍寬待俘虜的政策，深為這種真正的人道主義所感動，也都願意主動配合戰俘管理所的工作。美軍「王牌部隊」海軍陸戰第一師美聯社隨軍記者弗蘭克·諾爾，在第二次戰役中於長津湖地區被志願軍俘虜。1951年聖誕節即將來臨時，美聯社亞洲總分社在板門店的幾個編輯記者得知諾爾還活著，而且在戰俘營過得不錯，便想通過活躍在板門店、同我方有聯繫的英國《工人日報》記者魏寧頓和法國《人道報》記者貝卻迪，給諾爾送去一架照相機作為聖誕禮物，並讓他拍一些志願軍戰俘營的新聞照片。魏寧頓和貝卻迪認為，如果諾爾拍些新聞照片在西方發表，將是對美方污衊志願軍「虐殺戰俘」的有力揭露和駁斥。

他們的想法得到了香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的贊同和幫助。此事很快被上報並得到了志願軍談判代表團領導李克農、喬冠華的批准。不久，一批由諾爾拍攝的志願軍戰俘營中戰俘生活活動的照片被轉到美聯社亞洲總分社，該社挑選出7張戰俘們在戰俘營歡度聖誕節的照片發往美國，美國各大報刊競相在顯著位置刊登，立即在全美引起極大的轟動。後來，諾爾隨著志願軍戰俘管理處新聞科的報道組，拍攝了大量關於戰俘生活的照片。這些照片在西方報刊上刊出後，看到自己家人的戰俘親屬的信件如雪片一樣飛來。戰俘們的親屬對諾爾大加讚賞，對志願軍的寬待政策無限感激。諾爾也因此聲名大噪，在美國簡直成了傳奇人物。有的戰俘同伴提醒諾爾：「你拍那麼多照片登在報紙上，就不怕回去後聯邦調查局找你麻煩，說你替共產黨搞宣傳？」諾爾理直氣壯地說：「我拍攝的都是真的！為了真理與和平，我怕什麼？」

戰俘們的自述

「聯合國軍」戰俘在被俘後，特別關心自己的生命能否有保障，傷員如何處理，何時能回國，能否與家人通信等等。由於志願軍切實實行了正確的俘虜政策，對戰俘們的心理影響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戰俘都寫出了他們被俘和在戰俘營的感受。

美軍士兵柯爾勒於1951年被志願軍俘虜，他記述了被俘的經過和受到志願軍寬大對待的感想：「我小心翼翼地爬著，右腿陣陣劇痛，我受傷了。我停下靠在一個受傷的同伴身旁。一位志願軍走過來，取走了我的槍。我又冷又怕，不停地發抖。我和另一個傷兵戰俘被送上山頂，一位志願軍戰士過來和我們握手，並給我們看一本英文小冊子，上面說寬待俘虜，並保障戰俘的私人財物。志願軍又俘獲了更多的美軍戰俘，多得令我吃驚。我們7個受傷的戰俘同其他人分開，我們和志願軍傷員一起乘汽車到了一個村莊的臨時醫院。很快，醫生、護士就來給我們包紮傷口。我們享用了熱氣騰騰的早飯——米飯、豬肉、蔬菜。這時我一點也不害怕了。特別令我吃驚的是，志願軍並不把我們當敵人看待。這些中國人都非常溫和。我打算多弄明白一些關於新中國的事。」

「臨時醫院給我發了一身中國式的冬衣，因為我們自己的衣服抵禦不了朝鮮的寒冬。醫院院長每天都來看我們。他常給我們帶來煙草，有時還帶來點心。我們非常喜歡他。臨時醫院的伙食很好。我們吃大米飯，有時有麵包。我們還吃了雞肉和油餅。在離前線並不太遠的地方，這是多麼好的食物啊！」「當我離開醫院時，我很難過。我捨不得那些真切照顧過我的人們。但是至少我已經明白了一件事：中國人民終歸不是我的敵人。中國人民從未計劃過侵略，也從未希望過戰爭，只是需要建設美好的國家，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我抱有一個希望，我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人民，了解他們政府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

在戰俘中，有的美軍、英軍官兵參加過二戰，當過日本或納粹德國的俘虜。在被志願軍俘虜後，他們親身體驗了兩種戰俘經歷的不同之處，感受極為深刻。美軍戰俘狄克森自述道：

「在二次大戰中，我們部隊被派到菲律賓的巴丹島。日本軍隊比我們強大得多，我們放下武器投降。日本人把我們押送到奧丹奈爾營，開始了『巴丹死亡行軍』。許多人患痢疾、瘧疾，沒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兵就用腳踢，有的人被開槍打死，有的被刺刀刺死。我後面有個上校，走不動了，躺在路邊，我親眼目睹一個日本兵端著刺刀把上校刺死的慘景。我們走了6天後，被關進監獄，每10人一組。日本人說：如果有1人逃走，另9人就要被槍斃或砍頭。後來的確有人逃跑，小組的人都被處決了。在監獄裡，我們每天吃兩頓稀粥，加一點鹽，得不到任何醫療。每天有50到100人因生活條件惡劣而喪命。兩年以後，日本人將我們約2000名俘虜送到日本新瀉一個煤廠做苦工。有些人累倒了，日本兵抓著就打。我們晚上就擠在倉庫的稻草上，相互靠體溫取暖。一次，一個日本軍官訓話說我們是行屍走肉，我前面有個俘虜動了一下，這個日本軍官就將他踢倒在地，拿出軍刀將他活活砍死。我在日本人手裡過了3年半的地獄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我才得到解放，回到美國的家中。」

「我是1951年1月1日被志願軍俘虜的。志願軍作戰英勇，我們的部隊被包圍了，唯一的道路就是投降。志願軍和藹地用英語對我們說：『不要害怕，志願軍寬待俘虜。』志願軍戰士把我們帶到溫暖的屋子裡休息，給我們熱的食品。我們到達後方俘虜營時，領到了新的棉大衣和毯子。使我大為驚異的是，這個沒有任何軍事價值的偏僻山村，也遭到了美國飛機的轟炸。在我們自己的飛機炸成的廢墟上，志願軍建起了新房子給我們住。我們的環境不斷改善，吃的東西越來越好。有豬肉、牛肉、雞蛋、蔬菜、麵包、水果。冬天屋子裡都生了火，熱烘烘的。我們有自己的俱樂部、圖書館。醫療條件也很好，有一所醫院，病號需要時可以住院治療。管理俘虜營的人員都非常和藹，工作很辛苦。」

「我在兩次被俘中，受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待遇：一種是殘暴、侮辱和虐待戰俘，二戰中日本人就是這樣；另一種是真正的人道主義的寬待，這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對待我們被俘人員所做的。」

在停戰協定簽訂後，戰俘們即將被遣返。英軍戰俘亞當這樣寫道：「我就要和你們告別了，因此我留下這些話。我，亞當，軍號5501200，已經當了2年零3個月的俘虜。這些日子雖是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卻過得很快樂。這裡的生活就像一個幸福的大家庭的生活，任何巨大的困難都通過我們與志願軍的協商而獲得解決。他們從未違背自己的諾言。我在3年前離開了家人到距祖國海岸16000哩遠的地方參加一場非正義的戰爭。我將要盡一切辦法制止這樣的事情在我的兒子身上發生。我將要離開志願軍和第一戰俘營的工作人員，我將要離開許多可能永遠再難見到的朋友，但是我帶回家的就是永遠不會磨滅的記憶，就是中國人民與英國俘虜間的親密的友誼的記憶。你們給我們的寬待將永遠地為我們所記憶著，並且將永遠存在我們的子子孫孫的心裡。」

特殊的「國際學校」

志願軍的戰俘營，全稱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俘虜管理處」，設在朝鮮北部的碧潼。俘管處共收管了14個國家和地區的俘虜5000多人，主要是美國俘虜，有3000多人；次之為英國俘虜，將近1000人；另外還有土耳其、菲律賓、法國、哥倫比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俘虜。

俘管處是1951年4月24日正式成立的，由東北榮軍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王央公任主任。王央公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1938年赴延安參加抗日戰爭，在部隊長期從事敵軍工作，曾任東北軍區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有豐富的敵軍工作經驗。他熟諳英語，但平時並不用英語同俘虜談話。一次，王央公在戰俘大會上破例地直接用英語發表講話，他說：「同學們！請原諒，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還是魔鬼促使你們來到這個窮鄉僻壤的……」聽著王央公的發言，戰俘們極為驚訝，他們不僅對這位戰俘營的最高領導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十分驚訝，而且對他幽默的語言，特別是對他稱戰俘為「同學」而感到新奇。

王央公進一步說：「我之所以稱呼你們為同學，是因為這裡不是監獄，不是集中營，不是流放地，這裡是學校。在這所特別的學校里，讓我們一起學習，共同來追求真理……」接著，王央公從鴉片戰爭講到八國聯軍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從志願軍抗美援朝說到寬待俘虜的政策，闡述了中、朝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正義性質和必勝的道理，戰俘們聽後不斷鼓掌，頻頻點頭。從此，戰俘們為了表示對這位戰俘營「最高行政長官」的尊重和敬佩之意，都稱呼他為「王將軍」。

隨著俘管機構的逐步完善，一些規章制度也陸續建立了起來。每個俘管中隊為一個伙食單位，由中隊俘虜自辦食堂。俘虜自己選舉產生了「伙食管理委員會」，自己選出炊事員，自己管理伙食。為了照顧俘虜們的生活習慣，還特地從國內運來了麵包烤箱；對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俘虜，則從國內運來了活牛羊。俘虜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糧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魚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費1545元（人民幣舊幣，下同）、輕病號灶2313元、重病號灶3634元。俘虜的伙食一般相當於我志願軍團職以上幹部的中、小灶伙食標準，比志願軍一般幹部、戰士的伙食標準高出很多。被服標準是：冬春季每人1套嶄新的藍色棉衣、棉褲、棉帽、膠底大棉鞋、手套，1件灰色的棉大衣；每人1條棉被、1條毛毯。夏秋季每人2套單衣、2件襯衣，還有毛巾、牙刷、牙膏、肥皂、鞋襪等日常生活用品。

與此同時，俘管處大力加強醫藥衛生機構，增加醫護人員，從而挽救了不少重傷重病俘虜的生命，一些輕傷病戰俘也得到了及時治療。各俘管團、隊均竭力創造條件開展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讓戰俘們活躍生活，鍛煉身體。除了俘管團的文藝工作隊經常演出之外，俘虜們還自編自演文藝節目。各俘管團、大隊、中隊都建有俱樂部、電影院、圖書閱覽室，經常舉辦各種項目的體育比賽。戰俘中有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也有信奉伊斯蘭教、佛教的，他們可以自由地學習聖經、做禱告、禮拜等宗教活動。每逢聖誕節、開齋節等重大的宗教節日時，俘管團、隊都為他們提供充分的物資供應和便利條件。對此，戰俘們極為感動。特別是志願軍俘管領導還千方百計地疏通渠道，讓戰俘們同其親屬通信聯繫，令戰俘們倍感親切，終生難忘。

在戰俘營，沒有鐵絲網，沒有狼犬，沒有碉堡，除了戰俘營大門口有兩個衛兵站崗值勤之外，沒有荷槍實彈的大批軍警到處巡查監視。這裡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宗教信仰，均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一名黑人俘虜感慨地說：「我有生以來，只有在志願軍戰俘營里，才真正享受到平等。」美國俘虜弗蘭特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俘營稱為「世界第一等戰俘營」。

戰俘營是在被美國飛機轟炸過的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建成以後，我方在停戰談判時將戰俘營所在地點通知了美方，並且在營地設置了兩塊長12米、寬6米，漆成紅色的木板，一塊寫有英文字母「POW」（戰俘營），另一塊用朝文寫上「戰俘營」，作為醒目的標誌。但是，美國飛機仍多次前來轟炸、掃射、襲擾，造成俘虜傷亡。直到年輕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飛機出現在朝鮮北部的天空時，美軍飛機的猖狂行徑才有所收斂，志願軍戰俘營的安全和運輸供應才有了保障。

從志願軍戰俘營成立之日起，就不斷有國際知名人士、外國新聞記者和社會團體的領導人來訪。他們先後參觀了戰俘營中俘虜的住處、食堂、俱樂部、閱覽室、運動場、醫院、衛生所等，廣泛地同俘虜們進行交談或座談。世界和平運動理事會理事、著名的婦女領袖、英國的莫尼卡·費爾頓夫人於1952年9月間來到戰俘營住了幾天，深入參觀訪問，仔細了解戰俘營的情況。她在同英、美等國俘虜座談後，感慨地說：「簡直是奇蹟！這裡真的不是戰俘營，而是學校。」

9月24日，費爾頓夫人離開碧潼時，對給她送行的英、美戰俘們說：「我認為，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確實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為你們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證明。我要將在戰俘營看到的一切，告訴英、美等國人民，讓他們知道你們安全、快樂地生活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國際大學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