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遊記》：美國女婿如何書寫中國鄉村變遷？

美國作家邁克爾·麥爾（梅英東）

編者按

邁克爾·麥爾是來自美國的非虛構作家，但卻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再會，老北京》《東北遊記》，以及今年秋季即將出版的《卧龍之路》，麥爾以獨特的視角關注著中國轉型期發生在城市與鄉村的種種變化，也記錄了與這片土地的情感。本文是對麥爾的一次專訪，在訪談中他回憶了自己在東北大荒地村的調查經歷，以及非虛構寫作的方法和心得。本文為穀雨與騰訊文化聯合出品。

邁克爾·麥爾：為一百年後的讀者記錄轉型期的中國

採訪、撰文/崔瑩

2017年2月，一本名為《東北遊記》的書將在中國上市。它的作者是邁克爾·麥爾（中文名梅英東），《再會，老北京》的作者。因為非虛構寫作，他曾獲得多個寫作獎項，包括古根海姆獎、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懷廷獎（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爾獎。目前，邁克爾·麥爾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

麥爾《東北遊記》

1995年，作為支教的美國和平隊志願者，邁克爾·麥爾第一次來到中國，在四川當英語教師。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中國越來越感興趣。結束支教後，他來到北京，住進了胡同，在附近的小學當起了英語教師。當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對中國文化如數家珍後，他有了新的目標：讓西方讀者了解自己所感受的中國。

2008年，《再會，老北京》在中國出版。在書中，麥爾細緻生動地描述了城市變遷時期普通北京人和外來務工者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期盼、焦灼與無奈。他同時援引大量文獻資料，梳理了北京城的起源、變遷和風俗人情。

也是在北京，麥爾認識了自己的中國妻子。或許是愛屋及烏，他對妻子的老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10年到2012年，他決定做「上門女婿」，在妻子老家——位於東北腹地的吉林市昌邑區孤店子鎮大荒地村一呆兩年。他在當地租房子，睡火炕，燒柴禾，在小學當外教，記錄大荒地村的變遷。這些經歷，都被寫進了這部《東北遊記》。

大荒地村秋收

沿襲《再會，老北京》的風格，《東北遊記》用多種風格來回切換，部分內容是遊記，部分內容是社會學研究，部分內容是歷史背景，部分內容是回憶錄。作者以個性鮮明有趣的親朋好友（比如書中的三姨和三舅）為主線展開敘述，一個東北的普通農村被寫得有聲有色。麥爾說，自己最初只計劃寫這一個村落，但隨後發現，大荒村是整個中國農村變革的縮影。

圍繞《東北遊記》和《再會，老北京》等作品，1月22日，騰訊文化對邁克爾·麥爾進行了電話採訪。以下為訪談內容。

「我從來不會假裝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穀雨：《再會，老北京》關注的是中國城市的變遷，《東北遊記》關注的是中國農村的變遷，你為什麼對中國的新與舊、古老與現代的衝突和碰撞如此感興趣？在這種衝突和碰撞中，最吸引你的是什麼？

邁克爾·麥爾：當我想讀的書不存在時，我想，我就該寫這樣一本書了。我喜歡讀以宋朝晚期為背景，或者描述有關20世紀初中國帝制潰敗、軍閥混戰時期的中國人的故事。這類書會儘可能記載更多的細節，讓人們清晰意識到：一個時代在結束。但實際上，這類書非常少。目前中國也在經歷巨大的變化，以此為背景，在《再會，老北京》中，我試圖記錄胡同里的生活，在《東北遊記》中，我試圖記錄村莊的變化。

這種衝突和碰撞最吸引我的是什麼？當新與舊、古老與現代相遇時，衝突不可避免，作為作家去觀察這一點，非常有意思。我的這兩本書是為一百年後的讀者寫的。在2117年，如果有人想了解中國在目前的轉型階段都發生了什麼，他們可以看這兩本書。

穀雨：說到《東北遊記》，你帶著寫書的目的入住大荒地村，一開始想寫怎樣的一本書？最後成稿和你的初衷有差異嗎？

邁克爾·麥爾：我開始想寫一本關於中國民間風俗的書，包括民間歌謠和傳說，以及鄉下安靜的生活——馮驥才指出，中國每天有80至100個村落消失，我想在它們消失之前去看看它們，去記錄它們。但到大荒地村之後，我發現我在北京目睹的那些變化同樣發生在鄉下。所以我決定寫這部非虛構作品。

這部小說好不好，完全取決於我的運氣、我遇到的人、發生在我周圍的事。實際上，我沒有主動改變我要寫的內容，是我遇到的現實改變了我的故事。

麥爾在大荒地村租住的房間的窗外

穀雨：在為寫《再會，老北京》和《東北遊記》進行的調研中，你的感受有何不同？

邁克爾·麥爾：在北京，隨便請一位當地人聊北京的歷史，他們都很樂意、很興奮，能侃侃而談。他們很喜歡歷史。收廢品的「廢品王」是我的鄰居，儘管是河南人，他也能談很多北京的歷史。在北京生活的人也很容易接觸到歷史，比如通過博物館、報紙、書本、課堂教育等。在北京調研要比在大荒地村調研順利。

在大荒地村，當我向當地人打聽關於乾隆時期、日據時期的情況時，他們經常無言以答。我去吉林圖書館和檔案館，也很難找到相關的記載。我意識到，大荒地存的歷史更個人化，是即刻發生著的；更口語化，是個人在經歷的，而非皇帝下令讓人記錄的。

此外，還有一個不同。在北京，我訪談的是陌生人或我周圍的人，他們可以說，也可以不說。但在大荒地村，我屬於整個大家族中的一員，我訪談的是我熟悉的人、和我有關的人，寫熟悉的人要比寫陌生人難。

穀雨：這種紀實性寫作的關鍵之一是細節。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你每天都做日記，記錄你和人物的對話嗎？

邁克爾·麥爾：是的，我每天都會記筆記，這是我當老師養成的好習慣之一。同樣，這也因為一旦寫非虛構小說，我就需要這些材料。

我像是間諜，到處觀察、做筆記。坐在那裡備課的時候，我順便做筆記，記錄學生們在做什麼，老師們在談什麼，走廊里掛著什麼，課程表上有什麼，大家吃什麼……我也記錄在回家的路上發生了什麼，在博物館碰到什麼樣的人……我儘可能記錄下所有的細節。

除此之外，我也做正式採訪。寫《再會，老北京》，我採訪和我住在同一個四合院的大娘。寫《東北遊記》，我採訪三姨。我告訴她們，我要對她們進行採訪，要錄音。我請我的學生將這些採訪錄音整理成漢字，我再翻譯成英語。遇到不懂的地方，我就去找採訪對象，讓對方解釋，看看我理解的對不對。我很慶幸有這些錄音，在將書譯成中文出版時，它們為翻譯提供了很重要的參考。

穀雨：你的普通話不錯，但東北有一些方言，你會因此遇到語言障礙嗎？

邁克爾·麥爾：的確，這些方言對我而言太難懂了。遇到這種情況，我會問對方，「你在說什麼？」，或者尋求朋友的幫助。有時有人對我說東北話，看我聽不懂，也會用普通話再講一遍。

幸運的是，我兩本書中涉及的大多數人物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都會講普通話，比如學校的老師、學生和家長。三姨是幹部，她也講普通話。

穀雨：你曾說，吸引你寫大荒地村的原因之一是你和這個地方的距離感，這也是你了解這個地方的衝動。書稿完成後，這種距離感依然存在嗎？

邁克爾·麥爾：我時刻感受到這種「距離」感，因為我不可能成為他們真正的老鄉。我可以隨時到機場，買張機票，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永遠不再回來。

書稿完成後，我覺得和大荒地村的人更親近了，因為我和他們聊天，觀察、記錄他們的生活，我也很關心他們。但是，我從來不會假裝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賽珍珠成了我的榜樣」

穀雨：《東北遊記》時而像遊記，時而像歷史書，時而像回憶錄，時而像喜劇。你為何最終決定使用這樣的文體？哪些作家給過你啟發？

邁克爾·麥爾：我是故意這樣做的。這並不明智，因為對美國的出版商而言，他們很難將這本書歸類：這本書該放在回憶錄書架、時事書架，還是遊記書架？如何為這本書進行市場定位？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是我的偶像，也正是他影響了我的寫作方式。他在作品中將第一人稱報道和他調研獲得的信息巧妙融合。但他很少涉及一些歷史知識，而我喜歡做一些歷史性的研究。對西方讀者而言，介紹中國變化的背景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並非在假裝是我創造了這樣的文體，但我也的確知道，我的寫作方式是獨一無二的。我不知道這樣是否總能行得通，這本書里，我有喜歡的部分，也有不喜歡的部分，但我相信我會越寫越好。

穀雨：書中涉及中國歷史的部分很多，你如何選擇參考文獻？如何對引用的內容進行取捨？

邁克爾·麥爾：我幾乎讀了可以找到的關於過去一百多年裡中國鄉村變化的所有書，它們大都是英文的，也有一部分漢語的。其中包括一些學術論文、傳教士的回憶錄和戰爭報道。我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看了一年的書，也去了東京、重慶和北京查相關的檔案，我試圖搞明白哪些信息缺失了，哪些故事沒被講出來。

我引用文獻的標準是，選擇其他作家很少涉及的內容。在做《東北遊記》調研時，我所發現的最有意思的資料，是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中東鐵路開通來中國的外國探險者的。我很喜歡這部分，所以書中涉及很多。

穀雨：你在一次講座中指出，寫《東北遊記》的最大挑戰是，因為認識，因為是家裡人，他們傾向於只說好話。這大概不利於你獲得全面客觀的信息。你如何避免這一點？

邁克爾·麥爾：我會一遍遍問對方同樣的問題，獲得不同層面的答案。比如你問對方「什麼是『大躍進』」，如果對方那天的情緒不好、很累，或者天氣很熱，他們很可能不願多講。但在晚飯時或者一周後，他們就可能說出所有的故事。比如我可能會先問我妻子的表妹某件事，她說的可能和三姨有關，然後我再對三姨說：「××說你會唱歌，而且唱得很好聽。聽說在過去，你們經常唱歌。」我常常通過這些方式讓對方自然而然地講述。

當然，這個過程非常不容易，特別是在一個小村子裡。故事經常變化，這取決於人們的情緒、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等因素。

大荒地村的冬天

穀雨：《東北遊記》中提及美國農業經濟學家卜凱和他的妻子賽珍珠在中國農村考察的歷史。他們對你的寫作有哪些啟發？

邁克爾·麥爾：在書中講述賽珍珠和她先生的故事，對讀者很有意義。我是教非虛構寫作的教授，學生經常問我，寫在非虛構作品裡的內容難道不該都是原創的嗎？不該是作者自己的經歷嗎？我回答「是」，但也會告訴學生：你的作品是在已有知識體系基礎上的擴充，假如有一個中國作者非常擅長寫中國鄉下的生活，你就應該把他寫進你的作品，為後者提供背景。

有意思的是，多年前，賽珍珠故居博物館在鎮江開館，我為《紐約時報》做了《大地》（賽珍珠憑這部作品獲得諾貝爾獎）的中文翻譯的訪談稿件。這位翻譯是來自南京的一位教授，他告訴我，他在哈佛大學訪學時，很多美國人問他關於賽珍珠的情況，但他根本不知道賽珍珠是誰。然後他讀了賽珍珠的作品，對她產生了興趣。

而我呢？在讀賽珍珠丈夫的田野日記時，我產生了類似的感受。我意識到，賽珍珠對鄉下人的訪談，尤其是對女性的訪談，促使她寫了《大地》。從她們那裡，賽珍珠了解了當地的民歌、民俗、菜譜……這恰恰也是我最初入住大荒地村所想做的——寫那些即將消失的文化。賽珍珠成了我的榜樣。

她給我的另一個啟發是，要了解當地人，首先要懂當地語言。這也是在中國做調研的前提。賽珍珠的漢語很流利，所以我也很努力地學習漢語。

每個月都會「拜訪」大荒地村

穀雨：寫《東北遊記》的過程，也是你了解中國農村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令你感到憂慮的是什麼？

邁克爾·麥爾：是誰來做決定的問題：誰的村莊？誰的城市？比如大荒地村，60年前，這裡被水淹沒，村民們的父輩腳上捆綁木板，踩在濕地上，把水排干，開墾了這片土地。也就是說，村民們建造了這個村莊。那麼，他們關於村子發展方向的建議是否應該被傾聽？比如在北京，我發現大多數在胡同里生活的人都願意離開胡同，搬入帶暖氣、熱水、停車位的現代公寓，但他們希望信息透明，不希望糊裡糊塗地搬。我認為，關於發展的決定需要更透明。

穀雨：你最近一次回大荒地村是在哪一年？它有什麼變化？

邁克爾·麥爾：是2014年。當時我的兒子兩歲多，我帶他回老家。我打算今年再帶他回去看看。

實際上，我每個月都會「拜訪」大荒地村——我從谷歌地圖上了解這個村莊的變化。我發現，我曾經住過的那個房子不見了，成了田地，三姨的房子還在那裡，有更多新的公寓在建設之中。

麥爾在大荒地租住的房間

穀雨：你最近在寫關於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書，這個題材似乎和你的前兩本書截然不同。為什麼想到寫這樣一個人？

邁克爾·麥爾：一次中國領導人來到華盛頓和奧巴馬共進午餐，我也是受邀嘉賓之一。當時房間里有三百多人，包括科林·鮑威爾、基辛格和希拉里，馬友友在演奏大提琴。我不太適應這樣的場合，就到處閑逛，走進午餐室旁的房間。當我不經意把手放在身前的桌子上時，一名保安人員讓我不要碰它。仔細一看我才發現，桌子上的標籤說，本傑明·富蘭克林和英方代表在這張桌子上籤署了《1783年巴黎條約》。這個條約標誌著美國的獨立。

我當時有點震驚。我對他知之甚少。他難道不是那位矮個、光頭，在雷電中放風箏的科學家嗎？從此，我對他的生平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了解他，也發現了他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興趣。

本傑明·富蘭克林從未去過中國，但和中國有密切聯繫，他經常在費城的報紙上看到儒家和老子的名言。他住在倫敦期間，英國和中國貿易頻繁，他一定淘到很多有意思的中國物品。在他的遺囑中，他將最珍愛的物品——一支中國手槍傳給他的孫子。後來這支手槍下落不明，我正在到處尋找它。在這本書中，將會講述很多中國如何對本傑明·富蘭克林的生活、思想產生影響的內容。

我的兒子就叫本傑明。看，我實在是太喜歡本傑明·富蘭克林了！

穀雨：那你兒子的中國名字是什麼？

邁克爾·麥爾：我們讓他姓陳，因為我妻子的母親姓陳，到她那一輩，她的家族沒有男孩子，我們希望兒子能把這個陳姓沿襲下去。兒子的名是「路客」，道路的「路」，「客人」的「客」，像是一名旅行者。

穀雨：今年秋天，你的另外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將出版。這是怎樣的一本書？

邁克爾·麥爾：這本書名叫《卧龍之路》，講的是我在四川支教、在北京做記者的經歷，也包括我在新疆、西藏、雲南、甘肅和青海的遊歷，還記錄了我和妻子的跨文化愛情。它的英文版將於今年秋天出版。

麥爾新書《卧龍之路》的英文版將於2017年秋季問世

22年前，我作為美國和平隊志願者來到四川支教。初到中國，我不會用筷子，不會說一個漢字，對中國一無所知。我記得，當時我讀的第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是林語堂的《吾國吾民》。它寫於1930年，主要是在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告訴西方人應該如何理解中國人。我也是從這本書開始了解中國的。現在，我想通過《卧龍之路》這本書，記錄下我的經歷、經驗和教訓。

《再會，老北京》是獻給我父母的，他們從沒來過中國，我希望他們了解中國的胡同生活。《東北遊記》是獻給我兒子的，我希望他了解他媽媽成長的鄉村。《卧龍之路》則是獻給我妻子的。

穀雨：你還打算寫關於中國的書嗎？

邁克爾·麥爾：我的一個夢想是寫關於中國漁村的故事，寫關於中國海岸線的故事。人們通常會關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但中國也有著綿長的海岸線，孕育了豐富的海洋文化。

關於邁克爾·麥爾

邁克爾·麥爾（Michael Meyer），關注中國題材的美國非虛構作家，著有《再會、老北京》《東北遊記》《卧龍之路》。1995年作為美國「和平隊」志願者，他首次來到中國，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訓英語教師。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並在清華大學學習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諸多媒體上發表，曾獲得多個寫作獎項，其中包括古根海姆獎（Guggenheim），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NewYork Public Library）、懷亭獎（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爾獎（Rocke feller Bellagio）。他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和香港大學教授紀實文學寫作。

投稿給「穀雨故事」，請發送文章至guyustories@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