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岐山出土國寶，日軍用盡手段只得一假貨，真品現藏台北故宮

「文王有德，有鳳來儀」，鳳鳴岐山，周室興起！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是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岐山境內的周原遺址，是周王朝最早的京城所在地，內涵豐富，文物遺存數量繁多。自漢代以來，在周原地區出土的商周青銅器甚多，其中大盂鼎、毛公鼎最為著名，躋身晚清四大國寶之列。

毛公鼎，可謂是國之重器，是西周晚期毛公所鑄青銅器。毛公鼎高 53.8厘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莊穩重，飾紋簡潔有力,尤其是其銘文，接近五百字，是目前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不僅是書法精品，而且是極重要的史料，記述了周宣王為中興周室，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政務的事迹，以及對毛公的賞賜，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

毛公鼎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毛公鼎出土於岐山莊白村。在那個國家命運逐步衰弱的年代，這件國寶自出土起就引起各方覬覦，開始了自己離奇曲折的命運傳奇。

先是一名古董商人聞名而來，以白銀300兩購得。但正要運鼎之際，被村民董治官出面阻止。古董商以重金行賄知縣，結果董治官被逮下獄，以私藏國寶治罪，最終毛公鼎被古董商人悄悄運走。經過幾次倒手，毛公鼎被高價賣給了京城的金石學家、收藏家陳介祺。

陳家當時很有錢，陳介祺的父親是陳宮俊，進士出身，官至兵部尚書，陳介祺將其運回老家山東濰縣，並對鼎的銘文作了研究，寫了《毛公鼎釋文》一書。陳家將鼎深藏於密室，鮮為人知。轉眼到了1902年，寶鼎傳到了陳介祺孫子陳孝笙手中。此時，陳氏家族初現敗象，陳孝笙一心希望重振家風，於是開了錢莊、藥鋪。當地有一位叫陳芙珩的人同陳孝笙交往甚密，在此人的攛掇之下，毛公鼎被賣給了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當時說好價錢是1萬兩白銀，再給陳孝笙弄個湖北銀元局的職務。結果令人想不到的是，端方品行太差，在給陳孝笙任職的文書上蓋的是一枚作廢的官印，憑證成了廢紙。陳孝笙深感上當受騙，此後一病不起。

端方

辛亥革命中，端方為革命軍所殺，頭顱在武漢遊街示眾，萬人空巷圍觀此頭。其子孫慌忙逃命，毛公鼎因此不知去向，英國人、日本人也派出密探四處尋訪，均未得逞。

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民國政府鐵道部長的葉恭綽因公出差，在蘇皖交界處的一家古董鋪里見到一個古鼎，鋪主講不清其所以然，但憑葉恭綽豐富的文物知識和古文字的釋讀能力，認出這就是大家夢寐以求的毛公鼎！葉恭綽不露聲色，以高價將其買下，運回上海家中。

葉公超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葉恭綽把收藏品藏妥後去香港避難。但他留在上海的小妾潘氏卻起了貪心，要侵吞葉之家產，打起了官司。1940年，葉恭綽找到在西南聯大當教授的侄子葉公超，讓他赴上海處理此事。葉公超，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駐美大使。葉恭綽囑咐葉公超：「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

就在葉公超到上海之時，潘氏竟然日本憲兵隊告密，說葉宅藏有國寶毛公鼎及珍貴字畫，日本憲兵隊當即前去搜查。日本人高興萬分，他們尋找毛公鼎已經很久了。日本憲兵先搜出一些字畫，接著搜出葉公超的自衛手槍，毛公鼎卻未被發現。葉以間諜罪被捕，投入牢獄達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葉公超就是什麼也不說。為了解救家人，葉家人想了一個辦法，他們找了一個其他青銅鼎的仿製品送給日軍，葉公超被釋放。後來日軍專門請來日本的青銅器專家鑒定，發現葉家所交的鼎不是毛公鼎。

或許日本人認為葉家所藏的寶鼎本身就是一個贗品，葉恭綽的小妾潘氏根本不知實情，於是就只是對葉公超監視居住。直到1941年的夏天，葉公超乘監視有所放鬆之際，以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把毛公鼎運出上海，輾轉送到香港葉恭綽的手上。

台北故宮博物院

可是，很快香港又被日軍佔領，葉恭綽只好找了一位德國友人，再把毛公鼎運回上海，以300兩黃金秘密轉售給五金業老闆陳詠仁。不過當時有附加條件，抗戰勝利後陳詠仁要將寶鼎上交國家。陳詠仁欣然同意，承諾勝利之後一定捐獻國家。1945年抗戰取得勝利，1946年，陳詠仁依據諾言，將寶鼎捐獻給了當時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1948年，內戰正酣時刻，寶鼎被國民黨當局運送台灣，現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歷經波濤洶湧的歷史浪潮，毛公鼎這件國寶終於過上了平穩安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