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的真諦，是超越自己的利益

文 | 雲也退

導讀

托多洛夫的書富於法國哲學家的自信，認為孕育於書齋的思想可以指導現實行動，不太樂意臚列一個個細節來勾畫人現實中的樣子，因為這是暫時的，即將被告別甚至被克服。

茨維坦 · 托多洛夫只來過一次中國，在上海，我的朋友袁莉教授，也是托氏《我們與他人》的譯者，陪老先生去逛了朱家角和豫園。她說，返回法國那天，她和先生送他去機場，站在機場大廳門口，托多洛夫朝著他們不停地揮手，直到他們的車開走，他才進去。

遠在學府和學界之外，我只能間接聽聽朋友轉述的印象。托多洛夫是保加利亞生人，主要是法國人（1963 年後到法，後來入籍），但更是歐洲人，這是我從他的書中得來的印象。法國就是歐洲，至少也是歐洲的代言人，而保加利亞不是——所有東歐國家都只是東歐而已，所以從東歐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化人，比如米沃什、赫貝特，都帶有 " 歐洲價值 " 的光環：" 歐洲人 " 成了他們立足的身份。

茨維坦 · 托多洛夫（1939 — 2017）

在法國待著，比在保加利亞強（毋庸置疑），而在歐洲待著又比在美國待著強：托多洛夫在一次訪談里表達了這個意思。他是個喜歡普遍勝過個別的人，他覺得美國太講究個別了，美國人都奉行相對主義的價值觀，搞什麼多元主義，弄得大家都只認同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但是在歐洲，這麼多國家和民族，在停止互相征戰之後結為共同體，這就是走向普遍的重要一步。進一步說，在美國，不管你是什麼膚色什麼信仰，你的認同頂多也就抵達 " 美國 "，不能更遠了，你要和美國的榮辱、美國的利益捆在一起；而在法國，你卻很容易認同 " 歐洲 "，一個開放的、一直在變化的概念。

眷戀普遍的人，能夠從相異的現象里找出相通之處。托多洛夫生於二戰爆發的那一年：1939。後來，因為人生的頭三分之一在保加利亞度過，斯大林主義在這個貧窮、悲慘、被人忽略的農業國悶聲不響地製造了許多血案，他自然會去關注、去研究從納粹集中營—蘇聯古拉格—極權主義這一被無數人嚼爛了的歷史脈絡，他注意到，眾多寫集中營、勞動營的親歷者都在寫個人經驗的極端性，特殊性，不管是德國人摧殘囚徒，還是囚徒們為了爭取生存而互相陷害，總之就是極端。《面對極端》這本書，就是托多洛夫讀這些作品的心得，他說：不，我還看到了另一面，集中營里並非不能共同生存，也有很多倖存者是靠著互助活下來的。

分析家跟道德家（moralist，有道德關懷的人，中文裡的 " 道德家 " 多少有點貶意），是兩個很難統一的身份：分析像大屠殺那樣的事，你怎麼告訴讀者，其實道德的價值一直在那裡，沒有被湮滅？可托多洛夫偏要這麼做。他說，你研究歷史也好，思考政治也好，都得負 " 道德義務 "。

到底扛過 " 自由、平等、博愛 " 的大旗，法國人尤其熱衷於期待一個人類共存的未來，並且研究共存的可能性和方法——在托多洛夫的預設中，這可能性永遠存在。他的另一本早期著作，考察的是另一段人類的血腥記錄：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從哥倫布發現大陸開始，到柯特茲率領的殖民軍殘忍滅絕北美的阿茲特克土著，如此殘酷的歷史，哪裡還能找出人與人可以共存的證據？托多洛夫找出來了，他取得了一個驚人的結論：歐洲人贏得了戰爭，是因為歐洲人之間彼此能更好地理解，溝通能力更強，於是，善於理解他人的歐洲人征服了 " 他者 "。

《征服美洲》或是托多洛夫最受詬病的一本作品，他強要在歷史中找出正面的、普遍的東西，反而暴露出一種歐洲中心論的傲慢；他也不是歷史學家，免不了要扭曲史實，或者有目的地採擇證據，來為自己的道德結論服務。不過，結合後來評論盧梭的《脆弱的幸福》來看，托多洛夫總在追尋一個信念：歐洲是一個龐雜的思想—文化傳統，它能同時孕育近現代的恐怖暴力和反對這種恐怖的力量。要做一個人文主義的學者，你就得辨析出這一龐大傳統中具有正麵價值的內容。

《征服美洲》出版於 1984 年，十多年後他又出版《我們與他人》和《不完美的花園》兩書，我的讀感是，就彷彿一個人在沙漠里苦苦尋找過綠洲後，重新回到自家的水庫。水庫里裝的是他最熟悉的法國文人，上到蒙田，下迄克勞德 · 列維 - 施特勞斯，中間經過了他最喜歡的孟德斯鳩、盧梭、邦亞曼 · 貢斯當：他們個個都寫道德文章，為未來的人類社會畫策。尤其對其中最 " 邪惡 " 的法國人盧梭（硬扯的話，保加利亞的凄風苦雨都可以追溯到盧梭造的孽——人們認為他的著作開啟了現代獨裁之門），托多洛夫以專著《脆弱的幸福》來談他的理解。他說，盧梭思考的正是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我們要過一種什麼類型的生活？我們與自己、與周圍人、與國家體制、與政治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們與他人》/ [ 法 ] 茨維坦 · 托多洛夫 著 / 袁莉 譯 /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這種思考，必須有人去做，哪怕冒著欲速不達的風險；一個民族的思想者，不能只替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前途考慮，而要超越個別，走向普遍。托多洛夫的著作主題很豐富，但是貫穿其中的一個教誨是，歐洲幾個世紀以來積累的思想文化遺產，已經留下了許多道德的甘泉，掬而飲之，眼界便豁然開朗。例如，他在《日常生活頌歌》一書中論述 17 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繪畫，他說，這些話不是發明，而是 " 發現 " 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學，無論是斯梯恩、弗朗斯 · 哈爾斯還是維美爾，我們從其畫作中看到的都不是誇飾後的現實，而是客觀事物、人物、場景真實的樣子——它們本身的美。

法國人真是迷戀普遍主義的價值觀，無怪乎海峽那邊的島國人，總嫌棄他們眼高手低，陷入虛妄的書生氣。托多洛夫的書富於法國哲學家的自信，認為孕育於書齋的思想可以指導現實行動，他樂於描述人應該成為的樣子，不太樂意臚列一個個細節來勾畫人現實中的樣子，因為後者是暫時的，即將被告別甚至被克服。在 1997 年出版的《不自在的人》一書中，托多洛夫斷言，我們生而為人的真諦，" 不在於僅僅擁有特殊的利益，相反，同樣是這些利益，我們要有能力超越它們。"

托多洛夫 2 月 7 日去世，去世前剛剛寫成一本書《藝術家的凱旋》，跟《個體的頌歌》《不完美的花園》《脆弱的幸福》等等放在一起，看得出其人的樂觀。可是新問題出現了：歐洲人現在的心情，同托多洛夫入籍法國時大不一樣，如今，" 恐外症 " 不再是一個對極少數保守分子的貶義描寫，而是廣泛散布的心情。2008 年，托多洛夫在一次訪談中說出了他的設想：單純站在人的層面上，我們和他們只要對話即可；但如果是 " 諸神 " 之間相遇——兩種信仰教義彼此抵牾，誰都不服誰——可就麻煩了。

【責任編輯：陳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