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筆下的國家法西斯未來：它會被稱為美利堅主義

2004年，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在他的小說《反美陰謀》中寫道：「他靠坑蒙拐騙奴役了美國！靠撒謊蒙蔽了世界上最偉大國家的頭腦！我們成全了地球上最兇惡的男人！」 這句話好像就寫在昨天。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被形容為「無法想像」，可事實是，許多人已經「想像」到了驅動特朗普上台的那些勢力，給出了不同版本的說法；只是我們沒有聽信他們的話。

1944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美國法西斯主義」的文章，作者是當時的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文章寫道：「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有著對金錢和權力的強烈慾望，與之相伴的是對其他種族、階級、黨派、宗教、文化、地區和國家的強烈排斥，他會毫不留情地拿出欺騙和暴力的伎倆達到自己的目的。」 華萊士預測，如果同流合污的資本家、「被公共信息蒙蔽的公民」和「3K黨這樣的煽動組織」聯手實現了「有目的的合作」，那麼在美國，法西斯主義只會變得「相當危險」。如今為特朗普政府辯護的那些人堅稱他們帶來的不是法西斯主義，只是美利堅主義（Americanism）。這樣的辯詞同樣也被預言到了：1938年，一名《紐約時報》記者寫道：「法西斯主義進入美國時不會被貼上『德國製造』的標籤，也不會以納粹十字作為標誌。它會改名換姓不叫法西斯主義，而是叫美利堅主義。」 （譯註：3K黨是美國歷史上和現在的一個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視有色族裔主義運動的民間仇恨團體，也是美國種族主義的代表性組織。）

今天，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是亞馬遜銷量的榜首。去年12月至今，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售賣出去的速度是平時的16倍。特朗普領導班子對「新話」（Newspeak，是《1984》中的集權政權為遏制人民思想而創造的新語言體系）的使用，對「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的偏好，迫使讀者們回到歷史中尋求解釋，以及應對方法。（譯註：「另類事實」是特朗普顧問康威的一句辯詞，用於應對記者關於就職典禮人數造假的質疑）

基於歷史，一種小說雖並未提供「另類事實」，卻提供了「另類未來」。這些小說使用了「反事實」的手法，揭示出如果歷史力量向另一個方向扭曲，可能會出現什麼情形。奧威爾在《1984》中構建了一個戰後法西斯主義社會，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寫於1932年，也就是歐洲法西斯主義開始整合之際，在這本書中，「世界國家」的公民們將死去的科技主宰者奉為神明（「我們信仰福特」），並沉迷於Feelies（一種不但能看，而且能感覺，能聞味道的電影，人彷彿置身影片其中）。這些反烏托邦暗黑小說被政府禁止，不過反正人們也不想去讀它們。

書籍是獨裁者的敵人，所有獨裁者喜歡焚書。我們能從奧威爾、阿倫特、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等人的作品中學到非常重要的東西，這些作家走過了上世紀現代集權主義的黑暗時代，並下定決心向世人分享自己慘痛的經歷。擊敗納粹鼓舞人心的作品一直都備受歡迎，然而眼下畫風陰暗的反現實小說也開始吸引人們的注意。戴登（Len Deighton）1978年的小說《SS-GB》被BBC改編成了迷你劇，該小說想像英國輸掉了不列敦之戰，並最終被德國佔領的情形。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1962年假想同盟國在二戰中輸給核心國情形的作品《高堡奇人》也被改編成劇，目前亞馬遜已決定續訂該劇第三季。該作品情節來自實際上提供了「另類事實」的宣傳影片，讓人們看到由於個體選擇不同造成的歷史劇變。

就在歐洲作家紛紛將納粹和自由鬥士寫進他們的小說時，美國作家也開始構想自己國家遭遇集權主義時的模樣。儘管很多美國人堅稱「這不可能發生」，許多作家還是展示出了這種可能性。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說《女僕的故事（1985）》就是最有力的作品之一，其中被引用最廣的名言解讀了世界各地獨裁者們慣用的詭辯：「自由的形式不止一種……人們可以是自由的施與者或接受者。無政府主義時代人們施與自由，現在人們接受上面給予的自由。」 《女僕的故事》出版於里根反墮胎政策出台的第二年，而最近特朗普剛剛恢復該政策，禁止美國聯邦政府給支持墮胎的海外非政府組織（NGO）提供資金。

美國集權主義不僅會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還會與另外兩大價值體系——宗教和商業糾纏不清。「法西斯主義進入美國時會裹著一面星條旗，背著十字架，」有人曾這樣評論道，不過他應該加上一句，「同時揮舞著美元鈔票」。這句話的來源不是媒體報道常說的諾獎作家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1935年的小說《不會在這裡發生》。不過這本諷刺美國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的小說指出，法西斯在美國最危險的支持者是那些「矢口否認『法西斯』這個詞，打著美國傳統的自由憲政旗號，鼓吹資本主義奴役的人。」 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勢必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成型，就像劉易斯一針見血說出的那樣：「政府因利潤而生，被利潤僱傭，為利潤賣命。」

《不會在這裡發生》狠狠地抨擊了一些「滑稽郎中（funny therapeutics）」試圖「利用法西斯手段治好民主頑疾」的觀點。書中虛構的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茲利用民粹主義競選大肆宣揚傳統價值，做出簡單的承諾要讓美國復興（告訴人們只需投他一票就能過上富裕生活）。一位報紙編輯發出了徒勞的抗議：「人們以為選了他就能保障經濟安全，然而接下來他們就要看恐怖片啦！ 」 果不其然，巴茲一上任就大搞獨裁威脅，創立了一支私軍（the Minute Men），並把自己的政敵囚禁在集中營里。就當中西部幾個州猶豫著要脫離這樣的統治時，巴茲政府決定利用人們抵禦外敵的愛國主義力量，在美國-墨西哥邊境精心策劃一些事變，製造莫須有的侮辱和威脅，並藉此向墨西哥宣戰。巴茲的原型是路易斯安納州民粹政治家休伊·朗（Huey Long），他在1935年被刺殺，並多次被拿出來與特朗普作比較。羅伯特·佩恩·沃倫的《國王班底（1946）》也是受到休伊·朗的啟發寫成的，書中的主人公、獨裁政治家威利·史塔克有一句冷嘲熱諷的台詞：「你就告訴選民你會吸干那些肥得流油的傢伙，讓他們哭、讓他們笑、讓他們生氣，甚至對你生氣。把他們攪合得七葷八素，他們會喜歡的，最後還得回來索取更多。」

更近一些時候，菲利普·羅斯推出了長篇小說《反美陰謀》。故事以二戰為背景，想像人類首位駕駛飛機不間斷飛越大西洋的飛行英雄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 ）憑藉「美國第一」（這是現實生活中林德伯格支持的一個反猶平台）的口號入主白宮。但「美國第一」最早是伍德羅·威爾遜1916年競選中提出的，4年後這個口號被首位商人出身的總統候選人沃倫·哈定重新加以強調，他在競選演講中說：「愛國奉獻就意味著首先讓美國富起來，讓人們凡事首先考慮美國、讚頌美國、尊重美國、為美國而活。」 最後當上總統的哈定不僅縱容了3K黨，還帶來了1923年的茶壺山賄賂醜聞，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腐敗案，然而美國歷史還並未止步。（譯註：茶壺山醜聞案發生在美國總統哈定任期內，當時的內政部長亞伯特·富爾未用公開招標方式處理茶壺山以及另外兩處的美國海軍油礦，以低價方式讓石油公司承租，富爾最後承認接受來自石油公司的賄款。）

《反美陰謀》以林德伯格擊敗羅斯福為開頭，這個共和黨人「置全黨意見於不顧，制定自己的競選計劃」。勝選後，林德伯格立刻與希特勒談判簽署「諒解備忘錄」，把歐洲交給德國以換取北美大陸的和平。儘管這個做法引起美國民眾的抗議，但它幫助建立了「歐洲新秩序」。美國人堅持認為「美國不是也不會成為法西斯國家」，因為總統和國會「註定會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事，儘管他們是共和黨人，是孤立主義者，是的，裡面也有反猶太分子……但距離成為納粹還有很遠。」 小說隨後描繪了社會標準的磨滅和人們對壓迫行為的接受：「現在他們能無所不為，這真是不光彩，一切都是從白宮開始的。」 這是部宏偉巨著，但也有缺憾。羅斯避開了核心問題，也是歷史上最受關注的問題：解決方案是什麼？他最後給出了一個過於樂觀的答案，那就是美國精神最終佔據上風，林德伯格消失了。

我們通常會把這種結局稱為「好萊塢式的結尾」。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夢工廠製造出了大量國家法西斯主義的警世電影，其中就包括特朗普最喜歡的一部——奧森·韋爾斯的《公民凱恩（1941）》。當特朗普在自己的巨幅畫像前面對全國人民講話時，很多人為這種模仿法西斯的做法感到吃驚，他在視覺上複製了凱恩在電影中的舉動，讓韋爾斯的諷刺瞬間盡在不言中。當凱恩競選州長失敗，被性醜聞擊倒，我們知道他的報紙早就準備了兩種頭條——「凱恩勝選」和「投票造假」。特朗普自比凱恩，卻忽略了凱恩在走向權力巔峰的道路上自我毀滅的事實。凱恩唯一的朋友在他死後說：「凱恩只信任自己，他的信仰就是自己。」 這可不是什麼誇讚。

《公民凱恩》更著重描繪凱恩的狂熱，而不是他差點建立起來的獨裁帝國（林德伯格讓美國人想起「美國第一」這個口號，凱恩的原型威廉·赫斯特更是如雷貫耳。赫斯特聲援希特勒，電影的第一版因此將凱恩的兒子描繪成一個正兒八經的納粹分子）。二戰期間，好萊塢拍攝了大量以國內外反抗集權鬥爭為題材的電影，1941年卡普拉的《群眾》就是其中激情洋溢的一部。電影中商業大亨諾頓試圖利用一場民粹運動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人民堅持民主信念，反對他的主張。一位熱愛和平的報紙編輯說：「我不僅為自己感到生氣，還替華盛頓、傑斐遜、林肯這些傢伙生氣。」 諾頓相信「美國人民需要的是鐵腕」，試圖操縱人群憎恨他們的民粹運動英雄，但最終英雄被相信他的民眾所救。編輯最後寫道：「這就是你的下場，諾頓，人民！試試對付人民！」

電影編劇相信，人民會站起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記者就是他們的代言人。自由的媒體一次又一次將美國從美國法西斯主義手中拯救出來，1942年的電影《自由之火》（赫本、特雷西主演）就是其中一部。影片開始，一個變成政治煽動家的成功商人神秘死亡。最終他的遺孀發現，其實他是個秘密的法西斯主義者，得到了「幾個已經不在意錢只想要政治權力的人」的支持。這些人知道他們永遠不會通過民主手段達成目的。和《群眾》描繪的少數獨裁者對陣多數人民不同，《自由之火》描繪了一次規模成熟的本土法西斯運動。煽動者的競選由一位媒體操控者負責，他利用各種假新聞引發仇恨，包括設立一份反猶太報紙和一份攻擊城鎮居民的農民公報、向3K黨發起呼籲、計劃成立美國第一支風暴軍隊。片中這位寡婦說：「當然他們不會把這叫做法西斯主義。他們給法西斯塗上紅、白、藍色，叫它美國國家主義。」

媒體成為了對立各方的武器：《自由之火》中的法西斯主義者最終被支持民主的記者揭發，狼狽敗走。「咱們媒體有力量」的題材又催生了赫本和特雷西主演的另一部電影——《聯邦一州（1948）》，影片講述一個獨裁者、共和黨的媒體大亨競選總統最終失敗的故事。記者通常被視為人民的喉舌，而假想出的法西斯主義者通常是媒體大亨，這得歸結於資本主義、媒體、政治、狂熱商業的混合，這也是歐文·華萊士（Henry Wallace ）警惕的。

麥卡錫主義催生了新一波對抗獨裁的思潮，這次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1962年應運而生的電影《滿洲候選人》描述了一位傀儡政治家的故事，該片最近經常被人提起，一些人認為特朗普是俄羅斯牽線的傀儡總統，儘管他在競選中反覆大叫「不是傀儡」。人們可能回憶起影片中操縱傀儡者的一句台詞：「你只要對著攝像頭高喊『議事程序，議事程序』，剩下的交給我來解決。」 負責洗腦傀儡的科學家說：「他不僅被洗腦了，像他們說的那樣，他還被乾洗了。」

麥卡錫主義者編造了外敵入侵的故事，將「美國國家主義」偽裝成「非美國國家主義」，將內戰偽裝成對外冷戰。隨著越戰深入，美國人越來越像在打一場內戰，一場事關國家靈魂的存在危機讓很多人走向魯莽的民族主義。一些人忘卻了水門事件的教訓，歐文·華萊士創作的《代號R密件》以這場民主危機為藍本，創造出一個FBI主管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禁言媒體的故事。這個故事同樣具有一個好萊塢式的結尾：一個勇敢的地方法官揭露真相，震驚的議員們否決了主管的法案。不過歐文·華萊士警告讀者：「要是法西斯主義來到美國，那是因為美國選民為它投票了。」他借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說，開國元勛給了我們「一個共和國，如果你能保住她的話。」

這些過去的虛幻創作跟我們現在的政治現實之相似可能看上去很怪異，但並不然。統治者試圖重建最古老的權力模式的努力並不新奇，就像歐文·華萊士援引一戰中遇害的知識分子查理·佩吉的話所說，專制比自由更容易組織，更進一步說，專制比自由簡單很多，因為專制者自定規矩，或者乾脆不設任何規矩。

所有這些電影都表明，民主取決於美好的信仰。個體帶著惡的信仰採取行動不是新鮮事，但這些故事都認為，只要多數人堅守良善，最終就必然取勝。只有在普萊斯東·史都爾奇斯（Preston Sturges）的電影《江湖異人傳（1940）》中，整個國家體系充斥著惡的信仰，以至於一個腐敗的官員想改過自新卻不得不逃離國家。美國今天面臨的危機最終不關乎政治分歧，而是倫理分歧。人們對商業、宗教和國族所持的信仰一旦腐化，邪惡就會甚囂塵上。我們的理想主義思想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理想而生，「共同準則」（common decency）代表的不僅是基本的準則，也是大家所共有的準則。美國歷史不傾向特朗普一邊，甚至連他最喜歡的電影都不和他站在一邊。

吸取教訓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從直接的經驗中學習，這通常是條艱難之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多讀書，多思考。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的《華氏451度》出版於1953年，麥卡錫主義最猖獗時。在該書構想出的反烏托邦式未來中，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窄，書籍受到忽略，最後被禁止發行（「一本書的危害比得上一支上膛的槍」）。一位負責焚毀書籍的消防員逐漸意識到書籍能幫助社會汲取教訓，避免重複的錯誤再犯：「這些書提醒我們自己曾有多愚蠢……當書本向我們發問，我們就需要記住教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漫長的未來中勝出。」

辛克萊·劉易斯在寫作《不會在這裡發生》時與多蘿西·湯普森結婚，後者是20世紀30年代末期最有影響力的美國記者之一，電影《小姑居處（1942）》就以她為藍本拍攝。1931年多蘿西採訪了希特勒，稱他為「小人物的原型」；1939年，時代雜誌將多蘿西評為除埃莉諾·羅斯福之外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女人，她也被譽為「新聞界的第一夫人」。1941年，多蘿西為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誰會成為納粹？》,文章介紹了一個「十分毛骨悚然的遊戲」，教人們預測什麼樣的人容易變成納粹。她將人群分成幾大類（天生的納粹、被說服入伙的納粹和從來不會成為納粹的人），並指出納粹主義並不受到國籍限制，是一種「特定的心態」。她描述了A、B、C等幾個不同的人，預測他們成為納粹的可能性。最後她提到一個「年輕的D」，「D是天生的納粹，他嬌生慣養，從未經歷挫折，在生活中無所不為。他經常因開車超速被逮捕，他母親替他付罰款；他凶暴地對待自己的兩個妻子，他母親替他付分居贍養費。他一生都在追求感官刺激，從不關心他人。他空洞、傲慢、不可一世，他會很樂意穿上一套制服，趾高氣昂地鎮壓他人。」

多蘿西還提到一個年輕的移民：「儘管房間里的人們不覺得他是美國人，但他卻幾乎比任何人都美國。」 這位移民和擁護美國基本價值的純正美國人一樣，是納粹最大的敵人。多蘿西說，只有聯合在一起，他們才敢承認，最終他們能戰勝「年輕的D」。

（翻譯：冷君曉；編輯：閆桂花）

來源：衛報

原標題："It will be called Americanism": the US writers who imagined a fascis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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