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榮：關東軍是怎樣來到東北的

馮學榮：關東軍是怎樣來到東北的

我國的青年朋友，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當年日本關東軍是怎麼樣出現在中國東北的，他們會想當然地認為：關東軍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突然從日本登陸到中國東北。可是，事實的真相呢？

不知道關東軍的來歷，看中日交惡史，始終是糊塗的。要講清楚這件事，要從1900年鬧義和團運動說起。

1900年，中國北方鬧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運動，史稱「義和團運動」，在義和團運動中，駐黑龍江清軍對俄軍態度強硬，俄軍則聲稱義和團破壞了中東鐵路，於是以「保護中東鐵路」為由，出兵侵佔了中國東北三省全境，從1900年至1905年，俄軍持續佔領了東北地區五年之久。

沙俄對中國東北的吞併，對日本勢力範圍內的朝鮮半島，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日本帝國認為：如果對此坐視不理，那麼一旦沙俄在遠東地區的實力增長充分，那麼朝鮮半島被沙俄攬入懷中，就是遲早的事。

日本舉國上下，經過反覆思量之後，最終決定對沙俄開戰。

1904年，日本在知照大清帝國政府之後，出兵東北，發動「日俄戰爭」，在此次整個戰爭的過程中，清政府表面上對外宣稱「嚴守中立」，然而實際上，清政府暗中派兵支援日軍，共同抗擊俄軍。

經過一年半的戰鬥，在戰死十萬名日本兵之後，日本打勝了俄國。日本軍隊將俄國軍隊從南滿地區（東北南部）驅趕出去，然後將收復土地歸還給了大清國。

說到這裡，讀者也許會問：日本為什麼要這樣做？它為何要將自己收復的南滿土地還給大清？日本是活雷鋒嗎？

日本當然不是活雷鋒，日本之所以沒有趁機吞併南滿，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日本仍然希望遵守當時的國際秩序，它知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會坐視日本吞併南滿，所以當時日本的胃口僅僅局限於「繼承」沙俄此前在南滿的殖民利益，例如中東鐵路南段、旅大（旅順、大連）租借地等。

俄軍敗退之後，1905年，日本約了清政府，在北京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談判之後，清、日兩國簽訂了一份《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在這個附約裡面，清政府割讓給了日本以下幾項主要的主權，以作為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條件，在日本方面，則視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報酬：

1、日本從沙俄手中「繼承」旅順、大連兩處租借地；

2、日本從沙俄手中「繼承」南滿鐵路的經營權以及沿線的林礦產；

3、大清帝國允許日本在南滿鐵路兩側駐軍及移民。

依據這個條約，日本開始派人接管南滿鐵路、移民旅順、大連，並且派了一支部隊、進駐南滿鐵路兩側，這支部隊，就是後來在歷史上鬧出大事的「關東軍」，其駐紮的依據是《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理由是「保護日僑」。

換言之，日本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已經在中國東北駐紮了二十六年，而且在這二十六年當中，關東軍無論與張家父子，還是與東北的中國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無事，這就是旅順、大連、南滿鐵路、林礦產主權流失的簡要經過，以及「關東軍」的來歷。

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責備清政府「賣國」。但是事實上，當年在東北全境被俄國侵佔的情況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幾項選擇：

選項一、任由俄國侵佔，奮發圖強，期望有朝一日，與俄國決戰，收復東北。（評：這個選項並非不可行，但是遙遙無期）

選項二、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但是，不給日本報酬。（評：日本打仗死了十萬條人命，花費20億日元的戰費，奢望它不要報酬，是不現實的）

選項三、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但是事後不與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國、侵佔東北全境。（評：這個選項沒有意義，只是換了一個侵略者）

選項四、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事後收復東北全境，然後割讓小部分土地和主權，作為給日本的報酬。（評：這就是真實發生的歷史）

冷靜思考之下，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已經發生的歷史，是清政府在當年所能選擇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歷史條件下、符合當時大清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選擇。其他三個選擇，都比這個選擇更壞。

這就是為什麼清政府甘願簽署《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向日本割讓小部分主權的原因。因為，當時只能這樣辦，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中、日兩國在20世紀的30年代大打出手，歸根結底，就是根源於這個條約，根源於日本依據這個條約向旅順大連、南滿鐵路兩側移民、並「經營滿洲」的事實。而日本這個「經營滿洲」的殖民行為，與中國後來突然興起的民族主義，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如煙海的史料顯示：國民政府從發動北伐開始，就喊出了「收回東北一切主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激進口號，尤其是強行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國民政府鬥志變得更加昂揚，在冒進的路上一路狂奔，他們認為強大的英國都屈服了，你日本又怎樣？

然而，此時的日本，正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泥潭中延口殘喘，它不甘心吐出已經吃進肚子的既得利益，於是在東北，國民政府終究是碰了日本這隻硬釘子。

那時的國民政府認為：那些都是不平等條約，必須要廢除。而日本則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戰爭說事，它指責中方忘恩負義、不守信用，日本人的說法是：「如果不是因為有1904年日本十萬烈士的鮮血，滿洲早已經是俄國人的天下」，所以日本人認為自己「有權在滿洲獲得生存空間」，而國民政府則認為所謂日俄戰爭不過是狗咬狗的戰爭，滿洲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1905年也好，1915年也罷，那些年被迫簽署的，都是「不平等條約」，是無效的，必須要廢除。

1920-1930年代中、日兩國交惡的歷史，就從這場「雞同鴨講」的爭辯中，步步激化的。

國民政府「鐵腕救國」，在民族道義上，對不對？當然對。但是，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這樣做，是否符合國家的「利益最大化」。則未必。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我們今天回首歷史，很容易能看出來，從1937年開打、並持續了八年之久的中日戰爭，其根源正在於1904年的日俄戰爭以及1905年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日本帝國當年正是霸道的時候，固然不好打交道，然而國民政府自從北伐開始以來，在東北問題上的處理分寸，也留給了後人許多討論的空間，其中民國時期的著名毒舌蔣廷黻，就在他《九一八的責任問題》一文中，對國民政府的激進國策，發出了嚴厲的批評。

在本文的最後，讓我們重溫一下蔣廷黻的這篇驚世好文《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蔣廷黻

假若九一八事件發生在別的國家——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想想這事件大概會怎樣發展。無疑的，一方面的發展是軍事的抵抗。又假若該國也像中國一樣不但無抵抗的能力，且也無抵抗的堅強意志——這當然也是不可能的——那又怎樣呢？最低限度，民眾團體，輿論機關，及國會代表要群起追究事件的責任和經過。政府呢，將不待國民的催迫，就會在國會裡發表負責的，附有證據的說明，同時又將不待國聯的調查，就會發表白皮書或紅皮書或藍皮書使全世界都能明了該事件的真相。這些口頭的或書面的說明，雖然不能完全是客觀的，科學的，縱使大部分是當局者為自己粉飾而委過於人的，總而言之，不待周年的國恥紀念，該國政府對於事件的官方觀，早已為世人所知了。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喪失東北的周年忌日了，而我國政府至今沒有這樣的說明。直到現在，關於九一八事件的遠因近因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存在。我們沒有國會，當然沒有國會記錄可尋找。但是我們的政府是對黨負責的；政府對當總應該有一個系統的報告。若是有的話，我是沒有看過，也沒聽人說過。至於各國外交部所慣有的色皮書，我至今沒有聽說我們的外交部關於九一八事件發表過。這是個什麼樣的政府？什麼樣的國家？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沒有多少人提出過，最大的原因是一般人都想這責任無疑是在日本身上，用不著追究。除非我們把整個東北送給日本，無論我們人民即政府怎樣對付日本，九一八事件是要發生的，日本是要用武力佔領東北的。這幾乎是我們全國一致的觀察。我對此觀察大致是同意的，但不能全無疑問；並且就是中日彼此間的責任明白了，我方事前預防的努力的方法及程度都是有問題的。

九一八的事件說是日本預謀的，因此是萬不能避免的，未免太籠統了。若指日本的軍人言——恐怕也還有例外——這話大概是對的。若指彼時的日本政府言，這話顯然是不對的。我們的證據是：第一，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前，日本顯然沒有外交的預備。國聯關於此事最初兩次的開會絕不利於日本。就是日本所反對的議案，理事會公然提出，毅然付表決，置日本的反對於不顧。倘九一八事件是民政黨內閣的政策，那麼，日本外務省事前必有一番的努力。縱使我們承認日本外交的笨拙，也不至於全理事會無一國家的代表對日本表同情。現在我們知道理事會間接限期撤兵的議案之通告（日本除外）最要原因是歐西各國不明事件性質的嚴重；不然，他們也不會騎上不可下的老虎。這更足證明日本事先沒有外交的預備，間接證明九一八事件不是日本民政黨內閣的政策。第二，民政黨內閣的喪失政權及其最要閣員井上的被刺，皆足證明日本軍閥之不滿於民政黨及民政黨不與軍閥同道。第三，為防止事件之更加擴大，幣原曾同意於我方錦州設立中立區的提議，並對美國有不侵犯錦州的聲明。

不但此也。去年夏季日本政府曾要求我方與之交涉東北懸案。我方除推諉外別無所為。據我所問，幣原曾向我國駐日公使表示中國應趁他在朝的時候與日本協議兩國關係根本的改造；他說他固不能做人情而不顧日本的利益，但他的後任者要的價恐怕更加高而且必至鬧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幣原這種勸告，聽說我方置之不答。我不說我國當局不接受幣原的要求就是錯了，因為就是民政黨也可提出我方絕不能承認的條件，但我們應該知道到底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對我們提出了沒有一種妥協的方案；倘若提出了，其內容怎樣：我方的應付是簡直不與談判呢，還是雖起始談判，因雙方相差的過遠就中途停止了。這一段管家的經過，是公僕的政府應該向主人翁的國民報告的。

原來中日的外交，雙方均是感困難的。在我們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實施了高壓的手段，強奪了不少的權利，不能不叫我們仇視日本。但是我們的國家尚在統一建設之中。倘若這建設的中國式仇視日本的，必於建設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擊。這是顯而易見的。為新中國計，無論治本是親日或仇日，在過渡的時期不能不萬分努力以圖避免中日的決裂。就是不為國家打算，單為軍政界的領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為我可斷定，仇日的領袖或黨派，日本人決不讓他統一中國。至於說在近幾年歐美或有國家願以實力幫助一個仇日的領袖或黨派完成統一，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尚情感者比說：甲午以後，或二十一條以後，中國對日本就只有報仇的政策。現在姑不討論這政策的根本是；我們要記得，普法之戰以後，法人仇視德國的情感當不在國人對日仇視之下，然而直到法國元氣恢復了，俄國聯盟成立了，法國在朝的當局無不盡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決裂。我現在要提出的責任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國外交當局，盡了還是沒有盡了他們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決裂。照我所知，他們不但沒有盡，簡直不知道大禍將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輿情之激烈相勸告者，當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別有證據拿出來，九一八以前外交當局的誤國之罪是不能逃的。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日本的宣傳集矢於東北地方當局。這自然有其作用。我們不可完全根據這種宣傳來批判我們的疆吏。並且我們還要記得：東北懸掛青天白日旗及積極修路築落，無論其原動力如何，總是走的路對。張學良氏近日有句話，大致說：「如張氏父子不愛國，那能有今天之禍變？」其實所謂愛國在今日英國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負國家大任者不能以「愛國」二字搪塞一切。據歐美新聞記者及外交官的調查，近幾年來東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壓迫和剝奪簡直不堪言狀。這般中立國的人士都說九一八以前的政權，就是為東北人民計，是不應該恢復的。憑良心說，東北我也曾實地去考察過，東北的地方行政，若拿關內來比較，只有比平均成績好，不會比平均成績壞。但這是因為東北經濟較為發達，一切行政的設施比較容易見功效。有了那種經濟的基礎，當局的人不能勵精圖治，只知窮兵黷武，鬧到財政破產，民不聊生；這責任除東北當局外是絲毫不能移到別人身上的。一國內政的好壞固然不能充作外國侵略理論的根據。但國際政治事實上論理的少，論勢的多。就現在國際大勢論，東北以往行政的成績可說是東北問題的致命之傷。

九一八以前的外交，東北當局亦不能完全脫離責任。名義上雖為中央主政，事實上地方實左右之。據我所聞，推諉的政策與其說是中央所決定，不若說是地方所釀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麗人租地問題，地方當局亦未處置得當。三年以前中俄的衝突，表面上與九一八事件無關係，事實上確不少。從法理的立場看，中俄的衝突不能說是俄方負責的；從政治的立場上說，簡直不必多此一舉。當時軍事的經過，因為我們只讀受過檢查的報紙，還是不明真相。日本及歐美的報紙則無所忌諱。他們說蘇俄軍隊實際入中國境者不滿三千人；中國軍隊除一旅外，毫無抵抗能力。在滿洲里及海拉爾，中國軍隊不但沒有抵抗，且於奔逃之前，大事搶掠。衝突的結果是屈服於俄國的條件。最近英國輿論界領袖庫得斯氏發表一部大問題的中國。其論中俄衝突與九一八事件的關係頗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日本從此事件得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軍隊，若以迅速的強有力的行動驅之，無不崩潰。中央及地方的關係是如此疏遠，外國可以以武力對付滿洲地方政府而不必對中國宣戰。······以時候之明論之，蘇俄的勝利，毫無疑問的，給了日本武人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滿洲的日本軍官。」

三年以前的中俄衝突的責任，雖在公文上中央已負擔起來，但照中國政治的實情看來，地方當局至少要負責一半。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當局者究竟均是人，還均是中國人。他們也免不了受環境和時潮的支配。我們近幾年來朝野所共造的空氣，一句話，就是虛驕自負。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不問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否與慾望同時長進，不權衡事件的輕重緩急；好像我們的敵人愈多愈好；自己讓自己的口號標語麻醉了，而美其名曰，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這九一八事件一發生，前日我們口號標語中所要打倒的，我們厚起麵皮來，求他們同情和幫助。當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們的主人翁——民眾——的意旨所作的。有這樣的民眾然後有這樣的當局。全國都變為開空頭支票的。好在還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國民眾尚是中古的民眾，所謂口號標語不過是中古人的符咒，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不要白過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們的當局和我們自己的責任。若是白過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件還要發生。至於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她抱樂觀的。自從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軍閥，除為日本民族預挖墳墓外，別無所事。所可憂慮的，日本的失敗未見得就是中國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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