鰲拜欺辱康熙年幼，專權大肆圈地，小康熙誓剷除奸佞

為了爭取各自的利益，本來就矛盾重重的滿洲上層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尖銳，並最終引發了一場換地之爭。長久以來，黃白兩旗之間一直存在著歷史積怨，追溯這種積怨的根源，恐怕要從四十年前太宗皇太極的改旗說起。

在努爾哈赤時期，由努爾哈赤掌管兩黃旗，皇太極掌管正白旗，豪格掌管鑲白旗。皇太極繼位後，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著手對各旗在滿洲政權中的地位進行調整，將過去的兩白旗改製為兩黃旗，並歸於自己麾下；將原來的兩黃旗改製為兩白旗，分別交於阿濟格、多爾袞和多鐸統領；與此同時，又將八旗的裝飾及排位次序作了調整。

自那時起，原本屬於普通旗的兩白旗地位升至皇上旗，儘管改制之後還較為弱小，但卻為其此後的發展作好了鋪墊；而原來地位尊貴的兩黃旗卻被改為兩白旗，無論是實力還是地位都受到了削弱，在政治上失去了原本的優勢，物質分配上也遠不及從前。因此，天聰年問，原屬於努爾哈赤的兩白旗與皇太極掌管的兩黃旗就結下了不解之仇。

皇太極去世後，黃白四旗之間為了爭奪最高權力又發生了一次較量，在此過程中發生了「兩黃旗大臣盟於大清門」事件，誓保皇子為帝。後來，多爾袞攝政，兩白旗的地位再度被抬起。多爾袞死後，親政的順治皇帝為了鞏固皇權，消弭長期以來存在於黃白兩旗之間的矛盾，將正白旗收入上三旗，重新確認了正白旗在八旗中的優越地位。

即使如此，在順治皇帝去世之後，出身於黃白兩旗的四位輔臣輔佐朝政，使兩旗之間的矛盾再度激化，以鰲拜為首的兩黃旗與以蘇克薩哈為首的正白旗勢不兩立，並要求重新分配清軍人關後黃白兩旗分得的土地。

早在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為了保證滿族在中原的地位，同時出於清軍供給、旗民生活的需要，清政府分別於順治元年、二年和四年大肆圈地，並按照八旗左右次序分配給各旗。但是由於多爾袞居住水平府，因此便將鑲黃旗應得之地分配給正白旗，然後將位於保定、河問和涿州等二十多處較差的土地分配給鑲黃旗。

這樣一來，居住在北京以北的正白旗就得到了更多、更好的土地，進而播下了黃白兩旗矛盾的種子。多爾袞死後，自認為受到不公待遇的鑲黃旗旗民開始自鳴不公，但是由於時隔已久，圈地風波已經結束，各旗旗民已經安於其業，這種局面便持續了二十多年。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出身鑲黃旗的鰲拜突然提出： 「八旗自有定序，鑲黃旗不當處右翼之末，當與正白旗薊、遵化、遷安諸州縣分地相易」，從而再一次挑起了上三旗之間的鬥爭，換地之爭的序幕由此拉開。

四位輔臣當中，索尼雖然年事已高，但對朝中之事卻暗中窺察得十分清楚，對於鰲拜的囂張跋扈，也相當厭惡。但是此次鰲拜提出更換兩旗所屬之地，目的在於打壓兩白旗勢力，排擠蘇克薩哈，所以出身正黃旗，早年受到多爾袞打擊的索尼並不反對鰲拜此次的所為。而時時趨炎附勢的遏必隆，雖知道換地之舉並不符合鑲黃旗利益，不願調換土地房產，可憚於鰲拜的勢力，還是沒有反對鰲拜的主張。

得到了索尼、遏必隆的支持，鰲拜聲勢更壯，他立即以八旗之名，上奏戶部要求更換土地。戶部尚書蘇納海出身正白旗，當然反對鰲拜的上奏，便以土地分撥已久， 「不便更換」為由駁回了鰲拜的奏文。鰲拜明白這是蘇納海不願阿附自己，便要求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上討論換地之事。隨後，鰲拜又示意親信貝子溫齊以鑲黃旗之地「沙壓水淹，不堪耕種」復奏。

這時，戶部對鰲拜的做法已經無能為力，只能對其提出的要求重議。同年四月，戶部決定全面調整八旗土地，尤其是給鑲黃旗加撥土地，同時適當照顧正白旗利益。於是，鰲拜立即擬旨，給鑲黃旗分撥大量土地，其餘則待鑲黃旗遷移之後再議。隨後即刻令蘇納海會同直隸、山東、河南的總督和巡撫前往鑲黃旗、正白旗所在地，辦理換地事宜。在此過程中，鰲拜急於完成換地計劃、獨佔利益的目的已經表露無遺。

換地令一經告出，朝野內外頓時議論紛紛。換地之舉不僅受到了正白旗各級管理的反對，鑲黃旗的一些旗民也不同意這次遷移。畢竟二十多年來，旗民早已在各自的土地上各安其業，一旦遷移，過去的房屋、村落、土地、禽畜都要拋舍。另外，即使是鑲黃旗原屬之地，也有豐地、貧地之分，若是將貧地改為豐地，才值得遷移。因此總體來說，黃白兩旗旗民都反對這次換地之舉。圈過的土地肥瘠不同，各旗官民惶恐不可終日，生怕被分到貧瘠的土地。換地之急久久相持不下。

當時已經是農曆十月，各旗旗主率領旗民，離家背土，沿路棲住，一些旗民挨餓受凍，困頓不堪。薊州、遵化等地的旗民聽說下達了圈地令，紛紛拋下土地，方圓四五百里內，耕地全無播種。豐潤、灤州也是「荒涼極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歲春夏青黃不接，無從得食」。旗民尚且如此，漢民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了。圈地令下達之後，老百姓感到舊業難守，豬，糶米備糧，作好了遷移的準備，紛紛將樹枝砍下燒做薪柴，殺雞宰但苦於無處棲泊，流離失所，導致當下的流民不下數十萬。可見，換地之爭不禁挑起了上三旗內的衝突，更是給黎民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痛苦。

接到換地的旨意之後，朱昌祚來到薊州，率領部下會同戶部官員和旗下章京，從城外挨房挨戶依次丈量。在此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旗民和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親耳聽聞了滿世民怨，深知這次大規模的換地運動給國家帶來的損失。

以至於丈量工作開始一個月之後，依然「茫無就緒」，不得已之下朱昌祚只好違命回府，於康熙五年十一月上疏奏請停止圈地：「所在驚惶奔訴回府，哭訴失業者殆無虛日」，「每日據士民環門哀吁：有稱州縣熟地昔年圈去無疑，今之夾空地上皆系圈剩荒蕪窪下……有稱關廂大路鎮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應墊道、搭橋、擺渡、修塘，以供皇陵運料車輛及一切公差雜役者；有稱新經被圈之家，即令搬移別住，無以投奔者」。

最後，他還在奏摺中說道， 「京東郡邑，旗下換地兵丁、州縣失業窮民，合而言，不下數十萬，田地荒蕪，糧草盡絕，資生奚賴，豈無鋌而走險者?萬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責任所關，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聞首!」

與此同時，王登聯也在上疏中稟告，所圈之地，一片荒涼之景，此外，圈地還造成了徭役徵發困難。因而建議「乞飭部臣從長酌議，鑒兩旗各安舊業，畿東億萬姓俱免播遷」。戶部侍郎蘇納海也以土地難以丈量為由，奏請皇帝下令禁止，於是他再一次得罪了鰲拜。

一時間，朝廷內外對換地之事鬧得沸沸揚揚，很快風聲傳人了孝庄太皇太后的耳中。在康熙皇帝前來請安的時候，她嚴厲地批評了輔臣圈地擾民的行為，並要求立即停止。康熙皇帝也十分反對換地之舉，但是對於四位輔政大臣的做法又無力阻止。

朱昌祚、王登聯、蘇納海違抗圈地旨令擅自回京，並上疏奏請停止圈換的行為令鰲拜惱羞成怒。正逢朱昌祚向孝庄太皇太后奏請此事之前，曾將奏摺交予蘇納海過目，這令鰲拜不由得認為整件事是蘇納海在背後指使的，便下決心對其嚴加懲治。於是，鰲拜即刻下令將三人逮捕，並將與三位同去勘察土地的鑲黃旗副都統也一併囚禁起來。

康熙五年十二月，吏部、兵部下達議復： 「戶部尚書蘇納海觀望遲誤，不盡心於奉旨責成之事，革職交刑部。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將奉旨已定之事，不欽遵辦理，妄行紛更具題，亦革職交刑部。刑部議復，以律無正條，擬對三人鞭百，籍沒家產。」

如此這般，鰲拜依舊不解心頭之恨，堅持要將朱、王、蘇三人處死，但卻遭到了蘇克薩哈的反對。不久，康熙皇帝親自過問此事，鰲拜在皇帝面前大肆宣揚朱、王、蘇三人的罪狀，索尼和遏必隆都應聲附和，只有蘇克薩哈不再表態。康熙皇帝本來反對圈地之事，便以不合律文為由駁回了奏請。然而，鰲拜費盡心機掀起了這場換地風波，在朝廷上下鬧得盡人皆知，他怎麼可能順從這位少年皇帝的旨意，讓自己的權益受損。於是，從康熙皇帝處出來後，鰲拜等人不顧康熙皇帝的反對，擬旨以蘇納海「不願遷移，遲延藐旨」，王登聯和朱昌祚二人「身為總督、巡撫，各有專任執掌，撥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將奏疏予蘇納海看」等罪名，將朱、王、蘇三人「俱著即處絞，其家產籍沒」。就這樣，朱、王、蘇三人便成為黃白兩旗之間權力爭奪的犧牲品。

出於一己之私，便令朝中三位大臣命喪黃泉，足可證明鰲拜濫施權力的狂妄和草菅人命的兇狠。對於死去的三位大臣，索尼和遏必隆當然洞察於心，但是為了遏制正白旗的勢力，打擊蘇克薩哈，他們也只能選擇藉助鰲拜的力量鞏固自己在兩黃旗和朝廷當中的地位。朱、王、蘇三人被殺引起了八旗內部、京城內外眾人的不滿，但三人抗疏力爭的精神卻深得民心，直隸百姓紛紛為三位大臣喊冤，認為他們「死非其罪」，甚至有人自發作悼文悼念他們。

總體來說，以鰲拜為首的兩黃旗顯然在換地鬥爭中佔據上風。三位大臣遇害後，鰲拜又即刻擬旨，逮捕蘇納海族人原戶部尚書英武爾代，最終以其當年劃分圈地時，把應屬鑲黃旗之地分給正白旗，並將鑲黃旗歸於右翼之罪將其懲處。隨後，鰲拜又派巴格等人重新分撥土地，整個換地過程中，鑲黃旗共遷移壯丁四萬六千餘人，正白旗二十萬j千垧的土地被圈撥於鑲黃旗；正白旗共遷移壯丁二萬兩千餘人，劃撥土地十一萬一千餘垧。

這場發生於康熙初年的換地之爭，最終以鑲黃旗的全面勝利而宣告結束。鰲拜的勢力在滿洲上層貴族當中得以前所未有的擴張，整個過程中他屢次矯旨，無視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皇帝的權威，將議政王大臣會議、刑部、吏部和戶部一併抓與手中，作為他排除異己、謀求權力的工具。

整件事中，別有用心的鰲拜從始至終我行我素，假傳聖旨，草菅人命。完全沒有將皇帝放在眼中，康熙皇帝雖然表明了態度，但卻遭到權臣的無視。這件事給當時尚且年幼的康熙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令他感到作為一位帝王，卻被權臣挾持的悲哀。四十多年後，康熙皇帝提起這件事時依然痛心地說： 「至於巴圖魯公鰲拜、遏必隆，為圈地事殺尚書蘇納海、總督朱呂祚、巡撫王登聯，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當殺，並不當治罪也。」

年輕的康熙皇帝無時無刻不盼著有一天能夠擺脫佞臣的蒙蔽，擺脫如今有名無實的皇帝地位，早日成為一個親裁國政、有所作為的君主。他強忍著權臣欺辱，在忍耐中漸漸長大成熟，相信他所盼望的那一天已經不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