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政府的物資統制與淪陷區的棉花走私

文/潘前芝

日軍直接插手棉花收購業務

華中地區的物資統制，最初是由日本單獨操縱進行。侵佔華中後，日軍在「軍管理」的旗號下，強佔了各種工廠140餘家，其中紡織廠67家，然後將這些工廠委託給日本企業經營。同時，日本商人在軍方的支持下在上海開設了很多大規模的紡織廠。

為了保證這些紡織廠開工，日軍對華中出產的棉花實行嚴格的管制，指導日商利用中國的棉花中間商和扎花廠商收購棉花。

比如，要從南通運棉花到上海，首先必須請日本商行出面，到上海日本駐軍申報領取棉花證明，再由南通的日本憲兵隊查驗棉花所在地及數量相符，在上海日軍開具的證明上蓋章，然後才能赴上海交驗證明，領得「採辦證」，重新回南通交憲兵隊查驗蓋章，方可裝運。

送達目的地之後又由日商按照證明收取棉花之後，再蓋章送繳原發證日軍部隊核對銷證。不繳屬於「違法」，手續不全「許可證」作廢。

1940年2月，由日本在華紡織同業公會上海支部、日本棉花同業會、上海制棉協會、落棉協會4家棉業組織，聯合成立了華中棉花協會，作為日軍華中佔領區棉花的統制和收購機關，負責對各類棉花的統一收購和統一配給。

該棉業協會在各主要產棉區，如杭州、南京、南通、海門、啟東、太倉、常熟、安慶等設立了支部。為避免出現爭購，各個支部還大致劃分了各自的收購區域。

但日方人力有限，直接收購活動仍通過中國棉花商人居間進行活動，這使後面的民間私下交易棉花成為了可能。

儘管在日軍刺刀下進行，棉花收購情況卻並不如意。華中的棉花產量儘管在逐年增加（1939年200萬擔，1940年300萬擔，1942年340萬擔），但棉花協會收得的棉花卻逐年劇減，1939年為190萬擔，1940年為170萬擔，1941年和1942年下降到120萬擔。

這些已經收得的棉花，當然優先保障日商或日方控制的紗廠。1941年初，上海的非日方控制的華資紗廠紗錠已不足59萬枚，布機不足4000台。而日軍和日商控制的華資紗廠38家，紗錠133萬枚，布機18000餘台，加上原有的日商紗廠，日本在上海紡織業中已居於絕對的支配地位。

「商統會」強制收買棉紗布

1940年汪偽政府成立後，與日方進行了談判，要求參與物資統制。日方為了新成立的「政府」的「威信」，在物資統制方面對汪偽有所讓步，逐漸退居幕後，由汪偽政權的職能部門走向物資統制一線。

1941年9月25日，汪偽政府中央物資統制委員會（簡稱物統會）成立。物統會的任務就是對該區域准許移出主要物資每月標準之申請，對當地施行物資統制等。汪偽「實業部長」梅思平任主任委員。

但日方之前成立的控制物資運銷配給機構，如軍票配給組合、商品販賣協議會等仍繼續存在，這就使得汪偽所獲得的權力實際上非常有限。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戰局對日不利，日方為拉攏汪偽政府，決定將物資統制權移交汪偽政府，由汪偽負責供應日軍所需物資。

雙方達成妥協：取消之前成立的物統會，轉而設立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作為華中淪陷區物資統制的督導機關，並由汪偽政府指派中國工商界有力人士組織全國商業統制總會，作為華中淪陷區物資統制的執行機關，日方工商界不參加這個組織的上層機構。

1943年3月15日，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簡稱商統會）在上海成立，會所設在靜安寺路999號，理事長由當時的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擔任。3月19日，汪偽與日方又共同成立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簡稱「物審會」），其任務是「督導商統會完善地運用其技能，強化物資統制。」

「商統會」成立不久，就公布了《戰時物資移動取締暫行條例》，明確把棉花、棉紗棉布列入統制之列，規定由上海地區運往蘇、浙、皖三省的物資，必須向商統會申請核發許可證。

當時物資統制的主要對象一是米糧，二是棉花。這兩個機構的成立，標誌著華中物資的「統制權」形式上正式轉移到了汪偽政府手中。

「商統會」成立不久，適逢上海米價猛漲並帶動了市場物價飛漲。汪偽政府當局認為這次漲價與投機者物資囤積有關，而且棉紗布及棉花原料的投機交易最為嚴重。

4月1日，汪偽上海市政府「經濟局」開始實行棉花、棉紗、棉織品等18類主要商品儲藏總登記，規定「如抗匿不報或以多報少，一經查實，立予嚴厲處分」。他們派出了150名檢查人員，對上海180個倉庫進行調查。10月，南京、鎮江、江陰、無錫等地，也實行了棉紗布登記。

經調查，上海中日雙方棉紡織廠商庫存的棉紗布約為60萬件，按當時黑市買賣的棉紗布價格，每件20支藍鳳牌標準棉紗約為4萬元計算，估計作為投機對象的棉紗常在11萬件左右。

汪偽政府最高經濟顧問石渡庄太郎多次召開有汪偽派員參加的「物審會」日方幹事座談會，初步作出強制收買棉紗布的建議，對上海市場庫存的棉紗布由偽政府公布「命令」實行強制收買。

強制收買的棉紗布由「商統會」統一按計劃供應各方面的需要，價格以當年春季未暴漲時的市價為準，付款最好是分期支付或國庫券支付。

恰在此時，日本大本營與內閣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實行對華緊急經濟措施：對中國市場的棉紗、棉布強制收買，並運用它作為獲得緊急物資的交換物資；以金塊25噸為限，由日本運往中國，其中5噸交華北運用，其餘交汪偽政府用以收買華商棉紗布；日商的棉紗布，由日本公債進行收買。

根據上述決定，「物審會」擬定了具體強制收購實施方案：「商統會」組織專門機構負責收購華商所有的棉紗布，日本商人所有的棉紗布由日方有關當局指定專門機構進行收購。

8月9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開臨時「最高國防會議」，通過了偽實業部提交的《收買棉紗布暫行條例》及《收買棉紗布實施要綱》。不久，偽行政院又通過了《收買棉紗布實施細則》，並首先在上海實行，而後對蘇州等地商人囤積的棉紗布也加以強購。

8月13日，「商統會」的「收買棉紗布上海辦事處」成立，著手辦理棉紗布收買事宜。9月1日，辦事處組織對上海市所有的針織廠和商號所存的棉製品進行緝查，至15日，共查倉庫、紗廠、布廠、布號及針織廠297家，其中41家所存的棉紗棉布予以查封。

靠著這種強制買賣的辦法，日偽收買了大量的棉紗棉布。到1944年6月底，共收買棉紗棉布120189件。

強制收買棉紗布雖然「暫時起到了穩定物價的作用」，但給華商帶來了重大損失。按當時市價，20支藍鳳紗每件為4萬元，而強收價格僅為1萬元。

此外，按《收買棉紗布實施要綱》「以中儲券所付的半數價款在3年內付清」的規定，當時的中儲券不斷貶值，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汪偽政權垮台時，一共只付了3次，在收買中廠商損失慘重。

這種強制徵購，還導致華中各地城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資日趨匱乏。當時的報紙稱：華中最大城市上海發生兩大問題「一布店全體失業，無以為生；二市民欲購尺寸之布而不可得」。人們無法添置新衣，縫補舊服裝也缺少紗線。

碌碌無為的「棉統會」

「商統會」成立後不久，出於日方加強了對作為棉紗原料的棉花「加緊控制」的要求，1943年11月27日，在上海又成立了棉花統制委員會（簡稱棉統會），作為「商統會」的一個下屬部門，負責對華中各地出產的棉花實行統制。

「棉統會」的主要任務是：負責供應日軍需用之棉花及對日出口棉花；華中淪陷區棉花的統一收買及配給；規定棉花的收買及配給價格；籌集收買棉花資金；制定收買棉花需要交換物資的計劃以及棉花登記證的審查核發。

其具體業務，由所屬的中日雙方紡織廠聯合組織的棉花收買同業協會負責執行。

同之前的華中棉業協會相似，「棉統會」在上海、南京、啟東、無錫、杭州等11處分別建立棉花公庫，負責棉花的儲存保管。棉花收買同業協會在各地收買棉花，由各地基層會員負責執行。基層會員收買的棉花必須按照「棉統會」指定的地點運交棉花公庫驗收。

即使如此，「棉統會」也無法按計劃足量收買到棉花，1943年度為60.5萬擔，只達到收購計劃數的67.2%；1944年度為20.95萬擔，占收購計劃數的65.5%。

這些棉花60%直接交給日軍使用及向日本出口，其餘40%按開工數分派給華中各紗廠。由於原棉供應不足，日軍控制下的紗廠開工率下降到戰前的40%-50%。

華商更慘，由於華商紗廠在日本軍事侵略過程中受到極大破壞，劫後餘生之後，又在軍管期間被日方拆走大量機器設備，所以，華商紗廠在分配額中僅得1/4，也就是收得棉花總數的1/10。

上海作為中國棉紡織業的中心，抗戰前棉紡織廠所擁有的紗錠和織機數量，佔全國總量的一半以上，但由於戰爭破壞和日軍對棉花原料的壟斷，上海的棉紗和織布產量日趨減少並難以為繼。

淪陷區的棉花走私

儘管日軍和汪偽成立了一系列機構來加強棉花統制，但作為戰時緊俏物資，華中地區的棉花、棉紗布的走私活動卻一刻沒有停止。

走私渠道以上海為中心，通過水路的居多，通常是以長江為主要通道，把物資運往蕪湖、安慶、九江等地，登岸後分運安徽、江西各地，或者直接深入沙市、岳陽等碼頭，再分散進入湖南、湖北各地。

國統區還有另一條通道，在上海等城市採辦好棉紗等物資後，先轉運到浙江沿海，主要是溫州，然後走甌江水路上達麗水，再轉運金華、上饒各地。

這一走私活動，在當時得到了官方默許。日方、汪偽和國民政府方面，都有一些官員利用「走私」謀利。比如杜月笙，1943年在重慶成立了通濟公司，並在上海、淳安等地設立分公司。

當時重慶地區棉紗昂貴，杜月笙便派人與駐在上海的日軍及其特務機關「協商」，表示只要日方允許通濟公司將棉紗從淪陷區運出，通濟公司可以為日方從「國統區」運回它們所需要的物資。於是日方不僅同意通濟在上海採買棉紗，而且提供運輸工具，甚至派軍隊給予保護。

當時國民黨軍統局頭子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又是通濟的「股東」，戴還兼任財政部緝私署長、軍事委員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處長、戰時貨運管理局局長。所以，通濟在國統區運輸走私物資自然暢通無阻。

杜月笙的通濟公司第一次就是從上海採購了3000件棉紗，由日軍「護送」到安徽亳州，通濟公司接貨人員等在界首接貨，然後運往重慶。

與這些具有「走公」性質的走私不同，淪陷區內的人們為了生存，也開展了一些地下活動。譬如，華商紗廠儘管開工錠數遠不如日方紗廠，但是他們在艱難困苦環境中，也在尋找一些生存之法。

當時棉統會雖然有相當龐大的基層組織機構實行棉花統制收買，但是對於廣大棉花產地的商販不可能徹底控制。另一方面，過去日軍和汪偽政府公布的統制棉花的法規，對於手工生產的土紗土布，並沒有加以限制，在一定數量範圍內可以自由販運。

各地華商紗廠由於原棉配給數量限制，棉紗產量難以滿足社會需要，而棉紗需求旺盛，有利可圖。於是不少華商紗廠將停工的紡紗機器拆散，在通過封鎖線時買通汪偽軍警，分批運往各棉花產區，與當地棉花商人合作，建立小規模的土洋結合的紗廠，生產粗紗。

有些資金雄厚的棉花產地的棉花商人也向紗廠購買紡紗機件，運回鄉間經營。在當時上海附近的常熟、太倉等縣，這種小規模的因陋就簡的紗廠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這些紗廠的錠數一般約一兩千，多大也不超過三千。由於缺乏電力，一般都使用柴油機動力。

有些鄉鎮小紗廠甚至勾結汪偽軍警，千方百計將棉紗偷運往後方以獲取暴利。這一現象，隨著抗戰後期華中日軍勢力的衰弱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