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士大夫如何「戴高帽」

文/孟暉

摘編自《東方早報》

「重戴」，是唐宋文獻中時或提到的一個概念，揭示著有趣的、為後人遺忘的歷史細節。如果留心便會感受到，宋人筆記中不僅頻頻評論這一概念，且提及之時會帶有一等唐人所沒有的鄭重。

《宋史》「輿服志」里如此解釋：「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遺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羅為之，方而垂檐，紫里，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頷下。所謂重戴者，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由之可知：「重戴」是唐代士大夫開啟的風氣。

其具體方式，則是在襆頭（折上巾，乃是烏紗帽的前身）之上再加一頂帽子。加戴之帽的最大特點，是「以皂羅為之，方而垂檐」，即帽檐上懸垂著一片方形黑羅。

此外，此帽乃是紫色襯裡，帽下綴有一對紫色絲編的系絛，戴帽人將系絛於頷下打結，由此將帽子固定住。這種帽是前代「大裁帽」的沿襲，而大裁帽本來是普通庶民所用的帽具。

對於加於襆頭上之帽，生活於兩宋之交的葉夢得《石林燕語》有更為具體的說明：「今席帽、裁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非台官及自中郎以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為席帽，不知何義。而『裁』與『席』之名，亦不可解。」

按其說法，必須達到一定官階才有權戴垂紗之帽。垂紗之帽又分兩種樣式，在帽檐周遭掛滿一圈烏色紗或羅，叫「席帽」，僅限於「中丞、御史與六曹郎中」等高官；只圍掛一半，則叫「裁帽」，為更低階的官員們使用。

首先應認識到，帽檐懸垂紗羅之帽，在當時是一種普遍使用的帽具。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帷帽」一條即談道：「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若青全幅，連綴於油帽或氈笠之前，以障風塵，為遠行之服，蓋本此。」

在宋代，男性士大夫普遍使用一種圍有黑或藍色長紗的帽或笠，目的在於通過長紗來阻擋塵沙，是長途趕路時的專用服飾。

北宋畫家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繪有三位戴如此垂紗帽的形象。一位臉呈正面，此人騎馬剛剛出得城門，頭戴一頂斗笠式的帶檐帽，檐下垂有一圈半透明軟紗，長度直至肘部，不過這圈垂紗可以從正面分開，由之令戴帽人能夠隨時撩開紗帷看清眼前的世界。

戴帽者一身長袍，顯示其為一位男子。他前有男僕控馬，後有男僕扛著擔子，看來正是「遠行」的「士人」。畫中另兩位均為背影，同樣是一襲有身份男子所穿的及踝長袍，騎馬而行，不過帽下的半透明圍紗較短，僅過肩頭。

三人帽上的垂紗均繞檐一周，應該便是「席帽」。於是，畫卷還讓我們得知席帽、裁帽的帽式，大致接近斗笠的形狀，這與文獻中的相關記述一致：「席帽，永貞之前組藤為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乃細色罽代藤，曰『氈帽』。」（唐李匡乂《資暇錄》）

「上河圖」中人物眾多，帽具也多種多樣，但僅有三人戴席帽，且都是走在出城的路上，男僕或挑擔相隨在後，或扛傘步行於馬前，此般描繪印證了《事物紀原》所言。在民間，垂有紗羅的帽具一直都是「遠行之服」，目的在於遮蔽路上難免的土塵。

實際上，在唐代，席帽已然十分普遍。典型如唐人牛僧孺《玄怪錄》所錄「張老」故事中，張老給韋恕「一故席帽」作為憑信，讓他去揚州葯肆中取錢。

同理，「僅圍其半」的裁帽同樣是民間通行之帽具，據記載，五代前蜀後主王衍喜歡微服出宮，到酒肆、倡家玩樂，又討厭被人識破，便「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己」（《五國故事》），甚至為此而「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資治通鑒》）。

大約因為長安城中皆是土道，揚塵嚴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道規矩：只要出門，即使大多數情況下只是在城中四處來往，一律須戴席帽。士大夫都要帶「襆頭」，再於其上加席帽，等於戴了雙重的帽具，於是出現了「重戴」這一叫法。

如唐人薛調所撰《無雙傳》中即提到：「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雲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

到了北宋時代，「在京百官席帽」，京城高官出行時均帶垂紗之帽。對此，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解釋得清楚：「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至本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

東京汴梁風沙很大，北宋承襲唐風，官員一律以騎馬為出行方式，所以戴席帽、裁帽來擋風沙就成了很自然的選擇。

不過，據《石林燕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就在宋太宗淳化（990-994）年間，朝廷正式下令，宰相等高官在京城中來往時需戴席帽、裁帽。

這一規定顯然意在體恤朝臣們的辛苦，考慮到他們走在東京土路上時避塵土的實際需要。不過，由此而促成的形勢乃是，京城官員們使用這類帽具的方式被制度化，人人都需遵行。

關於北宋京城官僚使用帶護紗帽具的情況，文獻中不乏介紹，彼此間或有矛盾之處。其中最為簡明的一條當屬《事物紀原》：「五代以來，唯御史服之。本朝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比（兩）省官、尚書省五品已上皆令服之。」（「大帽」條）

綜合宋人資料，概況地說，自北宋初期就形成了定製，重要機構的五品以上高級官員出行時都要「重戴」，即在襆頭之上再加戴垂紗帽。

垂紗帽還會分為兩等，最高級別的官僚如宰相等戴席帽，即帽檐周圍垂吊一圈長薄紗或羅；較低級的官僚則戴裁帽，即僅僅在帽檐的前半周掛有長紗羅。

至於帽的樣式也有規定，襯裡、系絛皆為高貴的紫色，以此與民間普通人趕路時戴的席帽、裁帽相區別。另外，在規定範疇之外的低階官員則不被允許戴垂紗帽。

在如此的制度之下，唐時出現的「重戴」這一詞稱在宋代又衍生出了一種新的意思，「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傘。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用……既張傘而席帽仍舊，故謂之『重戴』。」（《石林燕語》卷七）

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起，只有中書省與樞密院的重要官員可以與親王們一樣，出行時由侍從在馬後高擎傘蓋相隨。這樣一來，高官騎馬出行時，不僅頭戴席帽，而且身後還有從人為之張舉著傘蓋，於是，重戴便被理解為「即有傘，又服帽」。

如此的樣式也叫「重蓋」：「在京百官席帽，宰執、皇親用傘，呼為『重蓋』。」（北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一）由於「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北宋王得臣《麈史》），

整座東京城裡有資格「即有傘，又服帽」之人寥寥可數，所以，如此的「重蓋」形象便成為身份尊貴的象徵，成為權力與威嚴的象徵，成為士大夫所能獲得的最大成功的象徵，引時人無比艷羨。

到南宋時代，京城（臨安）官員改為乘轎出行，同時，江南氣候溫潤，城市中的道路均鋪磚，用以在馬上避風塵的席帽、裁帽便沒有了用場。也於是，在北宋時代備受重視的「重戴」制度便名存實亡了。雖然「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但從文獻來看，這一規定並未認真執行。

如此說來，所有那些讓我們迷戀與緬懷的北宋偉大文人政治家：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曾戴著席帽或裁帽，以一方黑色的薄紗羅遮護住面容，騎馬走在東京的繁華道路上。對於今人來說，這可真是出乎預想的別緻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