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大秦帝國》時，你應該知道秦制的社會控制

下面這些內容，是電視連續劇《大秦帝國》不會告訴你的：

二千多年前，秦國依據法家的精密設計，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控制體系。在嚴格的秦制之下，是不允許存在什麼「社會力量」的，當然也就更談不上有什麼「自治」了。法家設計的專制權力體系，涵蓋了在國家治理層面的君王「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以及在社會治理層面的「制民」之術，用商鞅的話來說，就是「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

秦制（法家）的「制民」之術，概括之主要有三：

其一，消滅、削弱社會的自生力量與自發組織，包括：

1、窮民、愚民、弱民。商鞅認為，「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貧則重賞」， 意思是說，臣民有了財產，就會不在乎國家的賞賜，不那麼聽國家的話；商鞅又說，「民愚則易治也」；「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總而言之，要防止臣民獲得抵禦國家權力的力量。

2、壓制「五民」。五民為《詩》《書》談說之士（儒生）、處士（隱逸）、勇士、技藝之士（手工業者）與商賈之士。這五類人是秦制社會的異己分子與不安定因素，如果受到器重，則會導致臣民「輕其君」、「非其上」、「輕其禁」、「議其上」，挑戰國家權威，所以他們必須列為重點打擊的對象。後來的韓非子也將儒家、游士、遊俠、依附貴族私門之人及商人歸納為國家必除之而後快的「五蠹」，因為五蠹之民不容易控制。

3、排斥良民，任用奸人。商鞅說，「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是不是有些不可理喻？原來商鞅敏銳地觀察到，「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意思是說，如果任用良民，則社會將產生和睦之家庭，成為妨礙國家權力進入的小堡壘，而任用奸民，民間的親緣紐帶就會被消解掉，人們會覺得爹親娘親，不如秦制親。

4、限制貴族勢力。商鞅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貴族無軍功不授爵；又「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貴族喪失了對地方之控制權。後世論者多認為這是進步，體現了某種平等的精神。其實我們更應該注意，貴族恰恰是當時制約王權的最重要力量，貴族勢力的弱化與消失，等於推倒了通往皇權專制路上的最大擋路石。

5、瓦解宗法組織。秦國強制推行分戶析居的政策：臣民「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國家只允許小型家庭存在，其目的是摧毀周制下的宗法與家族，使社會高度原子化，個人直接暴露於國家權力控制網路之中。滅六國後，又「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將六國殘餘貴族與富商置於皇權的近距離監視之下。

其二，給臣民設定單一、劃一的社會生活程序——「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凡不利於農戰的社會生活儘可能刪除掉，包括：

1、「聲服無通於百縣」。什麼意思？就是說，禁止奇裝異服與靡靡之音在各個郡縣流行，這樣，農民就不會受到誘惑，從而一心一意為國家種田。

2、「廢逆旅」。即取締私營旅店業，這樣，「奸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衣食，則必農」，即老老實實呆在土地上為國家生產，不製造麻煩。

3、「無得取庸」。意思是說，臣民不準僱用傭工，這樣，懶惰之人就無法偷懶，傭工也將找不到混飯的地方，於是他們就會去務農。

4、「貴酒肉之價」、「重關市之賦」、「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即提高酒肉的價錢，對商業課重稅，取消糧食交易市場，這樣，商人就會對前途失去信心，農人就不敢經商。

5、「壹山澤」。國家壟斷礦產、鑄鐵、煮鹽等工業，這樣，不僅可以斷了遊手好閒之民除了務農之外的謀生路，而且國家也能坐收山澤之稅。

其三，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國家權力無孔不入，包括：

1、廢禮治，立「法治」，令「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有論者以為這是從人治到法治的進步，未免有自作多情之嫌，法家的「法治」，其目的是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將全體吏民納入法網的控制之中；其實質是以嚴密的成文法取代「三代」以來的判例法與禮俗（習慣法）之治，如果說判例法與習慣法天然地有利於形成獨立於王權的司法體系，法家推動的國家立法則摧毀了司法獨立的可能性。

2、編戶齊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即全體臣民必須登記戶口，生了孩子或死了人，都必須向官府報告。

3、什伍連坐。「伍」指五家，「什」為五十家，什內「相牧司（舉發）連坐」，人人有告奸之義務，「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4、「舍人無驗者坐之」。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須持官方開具的介紹信，否則客人與店家一塊治罪。這裡順便一提，商鞅後人被秦國通緝，逃亡至關下，欲投宿，店家不知他是商君，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長嘆：「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這就是成語「作法自斃」的來歷。

5、設里亭制。郡縣之下置鄉，鄉下置亭，亭下置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皆秦制也。」這是一個可怕的社會控制系統：國家權力的神經末梢伸入社會最底層——里，里是五十戶家庭的編製單位，跟什伍制的「什」重合，換言之，在國家行政末端——里的下面，又以什伍連坐、編戶齊民將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置於國家法網的監視與控制之下。即使是個別脫離了戶籍地控制網路的旅人，也將受到「投宿實名制」的監管。這種國家權力無孔不入的體制，我們不妨稱之為「類極權」體制。

毋庸諱言，「類極權」體制的國家動員力是非常驚人的，秦人如同國家的生產機器與戰爭機器，在權力命令的驅使下，蕩平六國；在統一海內之後，秦王朝不過2000萬人口，卻能役用40萬人築長城，50萬人戍五嶺，70萬人建皇陵，70萬人修阿房宮。不少論者認為古代專制統治技術不發達，所以才形成秦後社會「皇權不下縣」的格局，但秦國在法家主持下建立起來「類極權」體制，卻向我們展示了不可思議的統治技術：不是「不發達」，而是高度發達。

顯而易見，秦制「類極權」體制，與自「三代」以來社會自發的、內在的禮俗秩序為敵，與國民的日常生活為敵，與人性中善的本能（人有四端）為敵，與人對結群（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對倫理（親其親）、對自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需求為敵，它註定是無法長久維持的。

要維持這個嚴厲的社會控制體系，必然是成本非常之高。秦制就像是一個開足馬力的高功率機器，它力大無窮，但需要投入超量的燃油提供能源。這個「燃油」就是民脂民膏。《漢書》稱，秦始皇統一天下，內興土木，外征夷狄，老百姓要用收入的半數來交稅，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秦制老百姓的稅負，大約是先秦的二十倍——「既收田租，又出口賦（人頭稅），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於古也。」如此高強度的壓榨，又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對秦制的離心離德。

於是，在看起來似乎平靜、穩定的大秦帝國的地表下，地火涌動，等著從最薄弱的地方噴薄而出。這暗涌的地火，主要由兩股力量組成，一是被秦制逼上絕路的平民。最典型者如陳勝、吳廣，被征戍守漁陽，卻遇上連日暴雨，道路被阻，無法如期抵達漁陽，而按照秦律，凡朝廷征戍卒，未按時到達指定地點者，一律處斬。與其坐而待斃，不如鋌而走險。這就暴發了大澤鄉起義。陳勝振臂一呼：「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天下響應，可見，確實是「天下苦秦久矣」。

另一支反秦的重要勢力來自六國殘餘貴族，他們跟秦王有滅國之仇，一直在伺機而動，如張良，本為韓國貴族後裔，其祖三代為韓相，秦滅韓後，張良以復國為己任，曾經刺殺秦始皇未遂。大澤鄉起義暴發之後，六國貴族殘餘勢力也收羅舊部，紛紛起兵反秦。張良率部投奔劉邦，並輔弼劉氏登上大位，建立漢朝。

漢承秦制，到武帝時代，儒家借「獨尊儒術」之機，開始改造秦制。在社會治理方面，儒家推動形成了一個所謂「皇權不下縣」的社會自治空間。之後二千年的時間裡，這個自治空間雖然時有伸縮，卻未曾消失過。

「皇權不下縣」意味著國家權力在縣以下的領域有所撤退（不是完全撤離），不同於國家對社會一竿子插到底（郡縣—鄉—亭—里—什伍連坐）的秦政制。漢代儒學的復興，推動了國家權力的撤退，不僅體現在儒家對宗族組織的重新構建上，而且，以董仲舒「春秋決獄」為起點，儒家促使先秦的禮治在秦後得到部分恢復，禮俗作為習慣法的效力受到承認，成為與國家立法——刑律並存的規則體系。對於民眾而言，地方的、民間的、自發的、傳統久遠的禮俗顯然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在禮俗調節下，人們的合作、交易、糾紛仲裁，均可形成合理的制度、規則，而不需要國法出面干預。可以說，禮俗構成了一道有效隔離皇權滲透的屏障，有了這道屏障，社會的自治才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