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的不孝子：邊改父親文稿邊拿棍敲牌位咒罵

龔橙的漢奸帽子

龔自珍的長子龔橙(字孝拱，號半倫)，在晚清學界是一個名聲很大又存在巨大爭議的人物。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對他的評價仍然言人人殊，難以定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人把他和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一事牽扯在一起，說他是引導外國人焚園的罪魁禍首，因此罵他是漢奸、賣國賊;有人則認為並無此事，龔橙是被忌恨者所誣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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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究竟孰是孰非，在正史中很難找到材料來說明，野史筆記小說里卻眾說紛紜，正反兩方面都有，而持貶損態度的居多，如：

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為人詬病。(《新世說·任誕第二十三》)

或曰圓明園之役，即龔發縱指示也，以是不齒於人，晚年卒以狂死。(《南亭筆記》卷六)

《新世說》是民國初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名氣的筆記小說，作者易宗夔也是個名聲響亮的報刊作家。《南亭筆記》則是赫赫有名的官場諷刺小說《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李伯元的遺著，於民國初年出版。龔橙引導外國人焚燒圓明園這件事，經他們一宣揚，便「三人成虎」，在一些人的腦子裡定了格。

當然，持不同意見和看法的著作也有。如孫靜庵的《棲霞閣野乘》一書寫到此事時，就提出過不同看法;蔡申之在《圓明園之回憶》一文中，也公開為龔橙做過辯護(《中和月刊史料選集》第一冊)。但他們的書籍和文章的影響畢竟沒有前兩書大，作者的名氣也遠不如前者，最主要是，他們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證據，加之人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心理使然，於是近百年來，不少書籍和文章寫到圓明園被焚事件，仍然人云亦云，將龔橙貶得一無是處。有的甚至罵龔橙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對他肆意攻擊和醜化。

趙烈文日記里的龔橙

筆者最近讀了龔橙最要好的朋友趙烈文的日記，卻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龔橙。

據《陳乃乾文集·趙烈文言行摘記》所記，「烈文於交遊中，與龔孝拱最暱。咸豐五年，始相識於曾文正南昌營中」。龔橙是趙烈文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誠然不錯，但他們的相識時間，其實更早。據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記載，咸豐五年(1855)五月初六日，他們就有相互走訪;兩個月之後的七月初九日，兩人還正式交換了帖子，成了結拜兄弟。他們不僅是無話不談的朋友，而且結伴去江西之前，還是隔河而居的鄰居，有什麼事需要商量，在家門口就可把對方喊出來。咸豐五年冬天他們結伴去江西，首先抵達的，也不是曾國藩「南昌營中」，而是位於九江市附近的「南康營中」(今江西省星子縣)。在趙烈文日記里，這些都有明確詳細的記載。

另外，咸豐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六日趙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師承關係時，曾說：「癸丑年(咸豐三年)遭亂，吾時年二十二歲，遂輟舉業，稍探古學，常請益於族兄伯厚(趙振祚)先生及諸友人周君弢甫(周騰虎)、劉君開孫(劉翰清)、龔君孝拱(龔橙)，至今稍有知識，二三子與有力焉!」照此說來，龔橙與趙烈文不僅早就熟識，而且有師生之誼。

六年後的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趙烈文來到安慶，再入曾國藩幕府。在此之前，龔橙因為識滿文、蒙古文，又熟悉了解外國情況，被英使威妥瑪(歷任上海副領事、上海海關第一任外國稅務司、駐華公使等職務)聘為秘書。他和趙烈文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趙烈文和龔橙再一次相見，是同治七年(1868)二月十三日，地點在上海。龔橙脫離威妥瑪後，因恃才傲物，為眾人所排擠，最後流寓上海，鬱郁不得志。這天天剛亮，因事到了上海的趙烈文派人與龔橙取得聯繫，不久，龔橙就叫了一台轎子來迎接。老朋友相見，要說的話分外多。但這天談得最多的是與外國交換條約的事。龔橙告訴趙烈文：這次與英、法、俄等國交換條約，外國列強「要求頗甚，非止鐵路、電線各條，蓋藉以生釁，非尋盟也」。哪裡是誠心交換條約，分明是尋釁鬧事。又說：「英酋威妥碼(瑪)奉急旨，征回(奉命回英國)議事，約三月可到，換約已展至九月，其中甚不可測。」又說，在外國列強中，「以俄國兼并之念為最急」，日本也有趁火打劫之意。

更讓龔橙擔憂的是：外國列強虎視眈眈，做好了尋釁鬧事的準備，而我們中國「各在位(各位掌權者)方泄泄沓沓，視如無事，惟恭邸(恭親王)心知之，亦無能為謀」，所以「真可一喟」!他們談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趙烈文才告辭。

第二天，趙烈文再到龔橙那裡久談。這次主要是談中國高層的腐敗無能。龔橙說：恭親王貪得無厭，其用人行政，「不過供外人之指索，無所謂求賢待用，備預不虞之事也」。言談中充滿了憂國憂民之情。

丁日昌向曾國藩進讒言

同年四月間，趙烈文陪曾國藩游無錫、蘇州、崑山等地，最後到達上海，又與龔橙見了面。在上海期間，趙烈文曾向曾國藩推薦龔橙，希望曾國藩能夠見見他，然後留他在幕府做事。曾國藩答應了趙烈文的請求。

歷來看不慣龔橙為人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得知這一情況後，當即向曾國藩進讒言說：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答覆朝廷預修和約的奏摺，英國人之所以能夠詳細了解其中的內容，就是龔橙將其賣了。曾國藩一聽，非常惱怒。

丁日昌又要其下屬、上海道道員應敏齋告訴龔橙說：曾大帥懷疑你出賣了他的奏稿內容，這時你去見曾大帥，不僅自取其咎，而且必有奇禍。龔橙當即詢問趙烈文有沒有這回事。趙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國藩做解釋工作，說同治元年的奏稿許多人都見過，英國人耳目又多，哪裡需要憑藉龔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的內容;一面答覆龔橙說：已向曾國藩解釋清楚了這件事，他不會因此責怪你的，所以還是力勸龔橙前來見曾國藩一面。

龔橙此時雖然窮困潦倒，很需要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但他骨子裡有股天生的傲氣，又生就一副叛逆的性格，於是主動放棄了見曾國藩的機會，趙烈文自然感到非常遺憾。

離開上海後，曾國藩由水路返回金陵，趙烈文則請假順道回了蘇南家鄉。五月三日趙烈文返回金陵，見到曾國藩後，再次為龔橙辯誣，然後說：「二月份我在蘇州見到江蘇巡撫丁日昌(江蘇巡撫衙門駐蘇州)，他親口對我說打算聘用龔橙;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師推薦龔橙，他卻在老師面前告龔橙的黑狀，其言語之反覆，一至於此!前幾天我再次路過蘇州時，丁日昌說：這都是因為應敏齋與龔橙矛盾很深，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師面前說了龔橙一通壞話。」趙烈文於是問曾國藩：「事實果真如此嗎?」曾國藩告訴趙烈文，龔橙出賣自己奏稿的話，都是丁日昌對他說的，不是應敏齋。趙烈文一聽，氣憤地嘆息說：「其誣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為一婢妾之伎倆，吁，可危矣哉!」

作為堂堂一省之巡撫，丁日昌竟然和龔橙如此過不去，自然讓趙烈文十分氣憤。《陳乃乾文集·趙烈文言行摘記》說：「此後孝拱益困窘，烈文每資助之。」

龔橙與趙烈文失和

趙烈文和龔橙最後一次見面，是光緒元年(1875)趙烈文稱病辭官回鄉之後。

光緒二三年間，龔橙多次來到江蘇常熟虞山趙烈文家中，說是有一批尊彝瓦當及碑拓之類的金石拓本文物，想帶來贈送給趙烈文。趙烈文知道龔橙家裡藏品甚豐，早年又見過他的瓦當一種，非常精異，就表示願意一觀。當然，他哪裡會讓龔橙白送，到時肯定會計價給錢的。不久之後，龔橙果然帶來一批文物，其中雖然不乏精品，卻沒有幾件是趙烈文很想要的，這就使得他非常為難：接受龔橙的饋贈，心裡過意不去，將其全部買下來，內心又不情願。再說趙烈文辭官回鄉之後，各項開支很大，家裡積蓄已經花得差不多了，哪有閑錢將這些文物全都買下來?龔橙見此，非常失望，於是「不辭而別」。(《陳乃乾文集·趙烈文言行摘記》)

為了挽回和龔橙二十多年的友誼，趙烈文特意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們的一位共同朋友，希望他在中間做些調解工作。遺憾的是，第二年也就是光緒四年(1878)十二月十九日，龔橙就去世了。

龔橙比趙烈文大十五歲，出生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九月二十七日未時，以此推算，龔橙去世的年齡是62歲(編者註：香港大學梁紹傑教授1999年發表的《龔橙事迹考述》，已考出龔橙卒年。該文對龔橙生平有詳盡的考證，亦不同意龔為英法聯軍嚮導之說)。

與龔橙失和的事，從此便成了趙烈文的一塊心病，覺得很對不住這位曾經患難與共的老朋友。

趙烈文多次為龔橙辯誣

筆者之所以要把趙烈文日記中的龔橙如實寫出來，是想說明一個情況：民國年間出版的那些筆記小說，雖然把龔橙和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一事牽扯在一起，說他是引導外國侵略者焚園的罪魁禍首，因而罵他是漢奸、賣國賊，但他最要好的朋友、為人又十分正直和品德高尚的趙烈文，在他卷帙浩繁的日記里，卻見不到責怪龔橙的言詞，相反卻記了江蘇巡撫丁日昌對龔橙的造謠中傷、龔橙熱心關注國事、趙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國藩面前為龔橙辯誣的種種事實，由此看來，龔橙是漢奸賣國賊的說法，實在不足為憑。

不僅趙烈文日記沒有寫龔橙引導外國侵略者焚園一事，而且在最初的各種記載中也完全找不到根據。

首先是當年的侵略者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及此事。其次是清廷留在京城的大臣如恭親王奕以及文祥、寶鋆等人上給咸豐帝的奏摺中，也未說到此事。三是當時留京官僚的日記中，如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等，雖都詳細記載了北京城裡對火燒圓明園的種種傳聞，卻未提及龔橙引洋兵入園之事。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應是有聞必錄，如果龔橙確有此舉，他們豈能不記上一筆?趙烈文自然也沒必要在日記中為龔橙隱諱或誇大什麼。

退一萬步說，龔橙當時如果確有世所傳言的「漢奸」嫌疑，丁日昌、應敏齋等人早就不會與他來往，或以此進讒言於曾國藩;曾國藩對此事也應早有耳聞，哪裡還存在接受趙烈文的推薦而同意聘用龔橙之理?

所以說，龔橙所謂的引導外國人焚園一事，純屬子虛烏有，是後人編造出來的鬼話。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既然如此，後人為什麼要把漢奸賣國賊的屎盆子扣到龔橙頭上?

除了當時確有中國的沒落貴族「倡率奸民」，假借外國人之名，入園縱火併哄搶財物(王闓運：《圓明園詞》自注)，另外兩個主要原因是：一是龔橙不僅給英國人做過秘書，而且「英師船闖入天津，孝拱實同往焉」(《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這就為其引導英國人焚園提供了口實，留下了話柄;二是龔橙不檢細行，放蕩不羈，不僅言語驚世駭俗，而且行為特別怪異，既讓人看不慣，又得罪了許多人。

龔橙剛到威妥瑪那裡做秘書時，「民族主義」雖然「尚未發達於吾國」(《棲霞閣野乘》卷下)，給外國人打工並不犯忌，但因為龔橙憑著自己的才學，得到威妥瑪的高度賞識，不僅拿著很高工資，而且行動有護衛跟從，包括威妥瑪本人在內，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稱他為龔先生，那些吃不到葡萄的人產生葡萄酸心理，也就自然而然了。

另外，龔橙從小跟隨父親居京多年，熟悉清廷情況，在中英談判中，英國人向他作些諮詢，甚至讓他參與翻譯工作，這些都是可能的，當然也是犯忌的。況且不久風氣即大變，排外仇外成為一種潮流，廣大民眾對「洋鬼子」恨之入骨，而對於某些號稱中國人，在對外交往中卻認賊作父、為虎作倀之徒，更是痛心疾首。於是面對洋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了一點洋腥，玷污了自己的名聲。

龔橙倒好，不僅洋裝照穿，洋車照坐，洋飯照吃，洋腔照打，繼續熱心為洋人服務，而且招搖過市，一點也不避嫌。他甚至公然揚言：「中國天下與其送與滿清，不如送與西人。」(《民國史料筆記叢刊·求幸福齋隨筆》)他最後被人誤解和被忌恨者誣陷，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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