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明亮

徐志摩在中國算得上一位家喻戶曉、擁有非常多讀者的現代詩人。他與林徽因的前塵往事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但倘若僅將他的故事作為談資，或居高臨下批評其「輕薄」，或沉溺其中尋找情感的替代，其實與自己的見識並無增益。而如果能在故事中找尋他做人的一貫之處，進而去偽存真；或將他的詩文與情感歷程結合起來，找尋思想和情感深處的東西，或可以豐富自己的內心。他自言，「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而他把林徽因當作「我唯一靈魂之伴侶」，靈魂深處的激蕩都反映在了詩文上。

對林徽因的愛觸發詩人之覺醒

卞之琳在《徐志摩詩歌重讀志感》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這在徐志摩這一路詩人，一個景仰早夭的拜倫、雪萊、濟慈的詩人，寫詩的起步應說是晚了，想起來不由人感到意外。」徐志摩屬於「熱情洋溢」的詩人，這路的詩人通常在十幾歲情感變得敏銳時就會寫詩，而現在能夠發現的徐志摩最早的詩作寫於1921年，那時徐已經24歲，難怪卞之琳認為他「起步晚」。

徐志摩對於自己如何開始寫詩，有一個神奇的說法：

「

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占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

青年徐志摩

什麼事情讓他如此「憂鬱」，以至於讓他發生如此大的改變呢？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林徽因知道這份「憂鬱」的來由，也明白憂鬱的意義，她在1932年1月1日致胡適的信中寫道：「我覺得這樁事人事方面看來真不幸，精神方面看來這樁事或為造成志摩為詩人的原因。」這件不幸的事是徐志摩在英國時愛上林徽因卻沒有得到感情回報。林徽因在信中坦陳：「實說，我也不會以被人戀愛為辱。??有過一段不幸的曲折的舊歷史也沒有什麼可羞慚??」

1920年，兩人初次見面是在倫敦。徐志摩一定為林徽因的秀麗、聰慧而驚訝、歡喜並被深深吸引，後來短暫的交往中，他終於無法剋制內心的激情，向她表白了自己的愛。但徐志摩漫長等待後收到的，卻是林長民替女兒回的拒絕信：「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並無絲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誤解了。」但兩個年輕人的聯繫並未中斷。徐志摩搬到劍橋附近的沙士頓，同住的妻子張幼儀奇怪他為什麼天天說出去理髮，後來才知道他去理髮店取林徽因寄來的信。

1920 年，林徽因在倫敦

「康橋」和「林徽因」彷彿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見到美麗的林徽因，他開啟了內心深處潛伏的愛的種子；而1921年10月林徽因隨父親回國，只留下徐志摩一個人孤獨地徘徊在康橋（張幼儀也去了德國），康橋美麗的風光為他的愛情的憂鬱療傷：「那年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蜜甜的機會了。??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

「睜眼」只是一個比喻，《雨後虹》里他使用了另一個比喻，他天生近視，13歲時第一次戴上近視鏡，看清了夜空中滿天繁星，彷彿睜開了眼。而劍橋生活在心靈上教他睜開了眼、開了竅，「我今天才再能大聲叫道，『好天，今日才知道使用我生命的權利！』」什麼是徐志摩的「生命的權利」？那是愛的權利——「『愛竅』不通??哪裡能懂生命？」

1922年春天，「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 (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

《人間四月天》劇照，周迅飾演的林徽因在嘆息橋前

對林徽因的愛讓他的感情變得憂鬱但感受力變得極其敏銳；劍橋充滿自然風情的生活，又讓他的這種氣質得以深化。徐志摩稱這段康橋的日子是他的「心靈革命」。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轉折。

徐志摩十幾歲時就不情不願地被家人安排了包辦婚姻，而聚少離多的夫妻生活，無法讓他培養起傳統的「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反而讓夫妻「兩人的心就要愈分愈開了」。張幼儀去英國跟他團聚，本為增進夫妻感情。然而徐志摩已被突如其來的愛喚醒，這愛還深深影響他的一生。康橋邊的思索又給了他過一種「自然生活」的強大信念，使他勇敢不受制陳規、世俗偏見，追求靈魂的自由。這最終導致他和張幼儀的離婚。離婚通告說這一舉動是「逃靈魂的命」，靈魂一旦覺醒，就不願意再受到外在力量的束縛。

愛上愛情，促成精神的提升

等到1922年10月徐志摩也回到國內，卻發現林徽因已與老師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訂婚了。但這並未阻礙他繼續追求的步伐，梁啟超寫信勸他罷手，他的回答現已成為流行的愛的箴言：

「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

然而他的追求毫無結果，1924年他又一次面對與林徽因的分離：林很快要和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學讀書，而他要陪泰戈爾從北京去太原。此前兩人還在舞台上搭檔表演泰戈爾的戲劇《齊德拉》（Chitra），林徽因扮演公主齊德拉，徐志摩扮演愛神。這樣的美好時光轉瞬即逝，這次分離也將意味著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徹底的失敗，因為林將在留學期間與梁思成完婚。

1924年，泰戈爾在北京景山莊士敦家與眾人合影。前排左起：泰戈爾、內閣總理大臣顏惠慶；二排左起：婉容的教師任薩姆、林徽因；三排左起：徐志摩、印度學者那伽、英國學者恩厚之、印度明院院長沈摩漢、婉容弟弟潤麒、印度畫院院長難達婆藪；後排右，庄士敦

這次分別時徐志摩寫給林徽因的信保存下來了：

「

這兩日我的頭腦總是昏沉沉的，開著眼閉著眼卻只見大前晚模糊的月色，照著我們不願意的車輛，遲遲的向荒野里退縮，離別!怎麼的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的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

這種矛盾心緒，像極了那首《為要尋一顆明星》：

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

向著黑夜裡加鞭——

向著黑夜裡加鞭

我跨著一匹拐腿的瞎馬！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著一隻牲口——

黑夜裡倒著一具屍首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這首詩或可以說是徐志摩「愛的信仰」受到重大挫折的證明。

幸好，徐志摩最終從這段讓他「不自由的魂靈」的戀情中走了出來，在《你去》這首寫給林徽因的詩里，同樣是荒野、夜、分別、不舍，詩中卻滿滿溫情，沒有了黑暗和絕望，也沒有了象徵追求的馬。或許有人給出一個簡單答案，是因為徐志摩移情別戀陸小曼，但這首詩的最後兩句是：

更何況永遠照徹我的心底；

有那顆不夜的明珠，我愛你！

他理性知道自己是愛她的，並能大膽地說出來，但感情上已接受了遠離這位靈魂伴侶。金庸在《笑傲江湖·後記》談到自由與愛情的關係，好像是說他這位表哥似的：「令狐沖當情意緊纏在岳靈珊身上之時，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對岳靈珊的痴情終於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

徐志摩不是一個知難而退的人，但他的「解脫」，或許是因為他認識了「人」又認識了「自己」的緣故。《月下聽琴》時，徐志摩所想像的分別時「心心相印」，其實就有不少「誤解」的成分。正如林徽因所說：「徐志摩當初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因，而事實上我並不是那樣的人。」

這句話可以與她1932年1月1日寫給胡適的信做對照：「實說，我也不會以詩人的美諛為榮??我永遠是『我』，被詩人恭維了也不會增美增能。」

林徽因對自己有準確的認知，而與徐志摩構想出來的她差別甚大。在徐志摩愛上陸小曼時，類似的情形又發生了，徐志摩相信陸小曼看他的眼神是「soulcommunication」（心有靈犀），李歐梵在《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寫道，「徐志摩把陸小曼看作是愛的化身。他是在追求愛與美的幻影，就像他在追求一個真實的人一樣。他愛上了這愛本身。當他得到愛的實體後，理想和現實的差異便無可避免地變得明顯」。

1926年，就是李歐梵認為徐志摩理想被現實打破的第一年，徐志摩寫下了著名的詩《偶然》，林徽因說是寫給她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這首詩彷彿有兩種聲音在競爭、衝撞。一種聲音是高高在上的「雲」的聲音，是勸誡、否定性的聲音，彷彿是沒有感情的造物或天地的聲音。另一種被壓抑的聲音，是「水」的聲音，在另一首雲投影到水的詩《雲遊》里，水的反應更為清晰：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際雲遊??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有一流澗水，雖則你的明艷

在過路時點染了他的空靈，

使他驚醒，將你的倩影抱緊。

林徽因的話對於理解「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很有幫助：「習慣上我說，每樁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歸根都是運命，但我明知道每樁事都有我們自己的影子在裡面烙印著！」

就是說，在命運的壓迫下，個人仍能堅守自己，甚至提升自己。「我覺得這樁事人事方面看來真不幸，精神方面看來，這樁事或為造成志摩為詩人的原因，而也給我不少人格知識上磨練修養的幫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這一段苦痛歷史，我覺得我的一生至少沒有太墮入凡俗的滿足也不算一樁壞事，志摩警醒了我，他變成一種stimulant在我生命中??」

警醒、激勵（stimulant）都是人與人交往中激發出的最可寶貴的「光芒」，促使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墮入凡俗。難怪切爾卡斯基將徐志摩對林徽因的愛戀，比作但丁和貝阿特里斯、彼得拉克和勞拉，「徐志摩的心靈，只好與這些人物相提並論」。

在硬幣的另一面，徐志摩與「康橋」再別時，兩者的關係更自然、融洽。在寫於1928年的名作《再別康橋》中，開篇時詩人揮手向雲彩作別，衣袖也被投上了雲彩；結尾處詩人再次揮手，要把這片「雲彩」留在康橋。這是另一種「相忘於江湖」，來的時候，親密無間；去的時候，心裡不存一絲遺憾。「投影」在《偶然》里有著不可彌合的距離感，但《再別康橋》里，「投影」卻成了心心相印的基礎；「影」未必都是幻，也能借其認識「真」。他認識了幻影，也就很大程度上能夠認清真實的自己。這些對自己生活的理性反思，節制了情感，或許是他詩歌風格變化的一個原因。

徐志摩的情詩為何廣為傳播

徐志摩「愛上愛情」，對當事人未必是好的，但卻給人們留下了風采各異的情詩。朱自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里肯定徐志摩的成績：「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他（徐志摩）的情詩，為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著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

徐志摩（左）與陸小曼（右）在西湖湖畔

近代以來，中國人情感的一大變化，便是介於公私之間的親密關係的出現，情動於中者公開追求自己的「愛人」。這種關係發展，可能走向更為私密的為夫妻或情人關係，也可能轉為不含性意識的異性朋友。「被人戀愛」的女生，常引起好事的人的各色猜想，林徽因也概莫能外。然而，傳統感情戲裡的「使君有婦」與「恨不相逢未嫁時」的俗濫情節怎能套到對愛情有了更高要求的現代人身上？現代人更為獨立，差異性更大，因而現代情感里的兩情相悅，較古代多了「兩心相知」的要求；相較之下，社會地位差異、家庭束縛及經濟困境的阻礙，作用減弱。由於傳統情感成見與現代教育所導致的情感問題，如被延遲的愛情，對異性不切實際的想像，缺少足夠智慧去認識所愛之人等，需要一些自助式的指引，這是否是徐志摩的詩文廣為傳播的原因？

徐志摩找尋「靈魂伴侶」，嚮往心心相印，而他所經歷的挫敗以及此後的自我認知，是只有一百年公開的愛情交往史的中國人的寶貴心靈財富。自然，徐志摩的一生不只如此，他的「情詩」也可以有其他讀解方法，以上不過是認識他的一個小小窗口。借徐志摩翻譯的泰戈爾《螢火集》中的詩句作結：「我認識他，因此我認識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