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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歲莫高窟經歷了些什麼?

學者解讀敦煌前世今生:1650歲莫高窟經歷了些什麼?

1650歲莫高窟經歷了些什麼?


已經1650歲「高齡」的敦煌莫高窟,與麥積山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作為敦煌文化的實物遺存之一,莫高窟無疑是王冠上那顆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來,這座文化聖殿令無數人前赴後繼趕去朝拜,無論是生動傳神的壁畫,還是豐富多彩的塑像,抑或是莊嚴肅穆的洞窟建築,都令人心之神往。


12月27日,「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將在成都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僅是因為接展、布展的照片,就已經持續霸屏了成都人的朋友圈——原因無他,只是「敦煌」二字的魅力。就連「敦煌女兒」、致力於敦煌研究40餘年的七旬老人樊錦詩也認為「敦煌是永遠讀不完的」。

1650歲莫高窟經歷了些什麼?


為何在「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的關注度最高?琳琅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如何拔地而起?又為何發生在敦煌?記者就此採訪了敦煌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副教授董華鋒,請他解讀敦煌的前世今生。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季羨林


敦煌濫觴於二僧


敦煌莫高窟開崖鑿窟的第一聲錘音,發生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鳴沙山東麓執錘開山者是個僧人,名叫樂僔,後來被譽為「莫高窟創始人」。


這段開山鑿窟的歷史,被記載於唐代《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一書中:「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空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

這段文字詳細記載了樂僔、法良兩位僧人先後開鑿莫高窟的真實歷史,兩人也被一同尊為莫高窟的開窟鼻祖。


前秦建元二年,有個叫樂僔的僧人,他常常手持禪杖在荒郊野外雲遊修行。有一天他路過三危山,忽然看到金光萬丈,就像有上千個大佛發出的光芒,於是在這裡開鑿了洞窟供奉佛像。之後,另一僧人法良從東而來經過此地,就在樂僔開鑿的洞窟旁邊安營紮寨。敦煌的佛教文化,就起源於這兩位僧人。


之後,篤信佛教的東陽王元榮與建平公於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古稱之一)刺史,又各修一大窟。此後,莫高窟的開窟造像興盛起來,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個朝代、長達1000年時間內,人們在前臨宕泉河、東向三危山的鳴沙山東麓,密密麻麻地開鑿了各種洞窟。據統計,古代僧侶信眾禮佛的場所集中在南區,現存洞窟492個,塑像2000餘尊,壁畫4.5萬平方米以及木構建築5座;北區則是僧侶修行、居住、圓寂的場所,有洞窟遺址243個。


關於敦煌莫高窟創建的時間,不同的古籍記載概不相同。據五代敦煌寫本《沙州城土境》記載,莫高窟「永和八年癸丑歲創建窟」,即公元352年創建莫高窟;而西晉《莫高窟記》卻說「敦煌名士晉司空索靖在莫高窟題壁號『仙崖寺』」,又將莫高窟的創建時間提前至公元290年左右。雖然古文獻上對此莫衷一是,但學界普遍認可公元366年為莫高窟創建的起點。


為什麼是在敦煌?

如果不是因為舉世聞名的莫高窟,你或許不會留意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間陸續建成的規模龐大的石窟群,讓世人的目光齊聚在敦煌,哪怕漂洋過海,哪怕翻山越嶺,也要來這裡朝拜。


如此琳琅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為何發現於敦煌?開窟鼻祖樂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還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過歷史車轍碾壓的規律。


敦煌古稱瓜州,歷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戰國至秦,瓜州一帶居住著塞種人、烏孫人和月氏人,後來,月氏人逐漸強大,打敗烏孫人,趕走塞種人;西漢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強大起來,將月氏人征服後分別遷移至中亞(大月氏)和祁連山一帶(小月氏);漢高祖劉邦不得不以和親、財寶換取邊境的片刻安寧。


至漢武帝時代,漢朝主動抗擊匈奴,一面派遣張騫出師西域尋找大月氏聯合夾擊匈奴,一面以軍事手段佔領河西走廊。公元前111年,漢朝在河西走廊設置了四個行政區,「河西四郡」分別是張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問世,並且成為中國西面的門戶。

張騫先後兩次出使西域,為絲綢之路沿線帶來了繁榮,地處絲路要道的敦煌經濟、文化都開始騰飛。東漢末年,拒絕董卓徵辟而隱居鄉里的張奐,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書記難》,兒子張芝、曾孫輩的索靖都長於書法。三國至兩晉時期,宋纖、索襲、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碩德名儒」大多在此隱居避世。公元400年,李暠以敦煌為首都建立了西涼王國,他廣納英才、大興教育,令敦煌經濟繁榮昌盛,文化方興未艾,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傳播埋下了種子。


古敦煌猶如今深圳


敦煌地處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的交匯處,是古代中國通往西域、中亞和歐洲的交通要道——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路,商貿往來門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時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華?打個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學者王惠民此前接受採訪時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現代的深圳一樣」。如果你去過深圳,目睹了這座國際化的都市高樓大廈鱗次櫛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著前沿科技之風帶來的生活便利,體驗了一把「深圳速度」創造的日新月異,不妨想像一下,這樣車水馬龍、富賈雲集的場景,也曾經發生在敦煌。


位於東西交通要衝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東來傳教的僧侶的途經之地,他們或傳道授業,或普度眾生,或稍作休整,都讓敦煌這一方土地,成為我國最早接觸佛教的地方。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可見西域的文化對敦煌的影響之大。


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諸國盛行,建塔造寺、開窟築像的佛教藝術也隨之傳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護就在敦煌出家,從罽(音ji)賓文人和龜茲使節處得到一些梵文佛經,在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名聲鵲起,信徒多達上千人。此後,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於法蘭、於道邃等高僧興建寺廟,為大眾現身說法。這樣濃郁的佛教氛圍,讓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不少內地高僧到此開鑿洞窟修行,莫高窟應運而生。


敦煌興衰一言難盡


隋唐時期,盛世敦煌進入日新月異的「黃金時代」,與兩位皇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他們分別是楊堅和武則天。


幼年成長於寺院的隋朝開國皇帝楊堅,登基後尊佛教為國教,還下令保護寺院佛像。仁壽年間(公元601年至604年),他派中使專程去莫高窟修建了當時唯一的舍利塔。


公元607年左右,派駐張掖(古稱「甘州」)的黃門侍郎裴矩撰寫《西域圖記》一書,詳細記錄了絲綢之路的三條路徑以及西域的山川路況、風土人情和衣著物產等,令隋煬帝楊廣興趣陡增。兩年之後西巡時,他在張掖召見西域27國使節,史稱「萬國博覽會」。這不僅是隋煬帝好大喜功性格的彰顯,也充分展示了國力昌盛與河西一帶的繁榮。隋朝短短38年間,就有70座洞窟興建於莫高窟。


到了唐朝,敦煌的戰略地位得到鞏固,它不再是西南邊陲小城,而是統領西域的後方基地,加之武則天下令支持造彌勒佛像,讓莫高窟營建步入「黃金時代」。


據說在武則天登基之前,如何為她尋找一個順應天意的理由,心腹大臣絞盡腦汁。薛懷義和僧法明等僧人甚至偽造了一部《大雲經》,寫道:「一佛沒七百年後,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此後又作《大雲經疏》,稱武則天理應「當代李唐,入主天下」。武則天作為中國第一個女皇帝登上歷史的舞台,遂下令全國頒布《大雲經》和《大雲經疏》,在各州縣建大雲寺,造彌勒佛像。


盛極必衰,敦煌也未能倖免。公元920年,以曹議金為代表的曹氏從張議潮家族接過大權,管轄敦煌長達100多年。雖然曹氏家族不遺餘力營建洞窟,但繪製簡陋、千篇一律。經過西夏、蒙元時代的苦苦掙扎,明代以後,敦煌石窟藝術幾乎是空白,這段關於敦煌石窟的藝術史到元代便宣告結束。


包羅萬象的百科書


什麼是敦煌?走進石窟,一目了然。


本次展覽特地從敦煌運送來了8個復原石窟,而原窟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極高,目前作為重點保護文物基本未向觀眾開放。這次送來成都參展,除了中唐158窟以五分之四的比例複製之外,其餘洞窟都按照1:1比例複製,再現敦煌石窟的原貌。

1650歲莫高窟經歷了些什麼?



栩栩如生的敦煌塑像仿製品


例如第45窟,原窟位於莫高窟南區中段下層,雖無明確的造窟功德記和文獻記載,但從洞窟形制、壁畫內容和藝術風格看,其營建時間應在盛唐時期,被董華鋒讚歎為「最具代表性的敦煌盛唐洞窟」。


這個洞窟最大的看點是正壁敞口龕內的塑像,原系九身,龕外兩側力士像已毀,現存七身,是佛國世界裡的標準組合。塑像按照通常秩序縱向對稱地布置在深敝口龕內,以佛像為中心,按身份等級侍列成對弟子、菩薩、天王,由於身份的不同,每個人物的表情和氣質也截然不同。


雖說佛像威嚴,但並非不可接近。董華鋒在窟內演示,參觀這個洞窟的要旨在於在塑像前找到一個合適的點位,蹲下,你就會發現所有的塑像都將微微低垂的目光聚焦在這裡,冥想之中似乎走進佛國世界與之對話。


第45窟作為莫高窟盛唐時期的代表窟之一,其形神兼備的塑像和栩栩如生的壁畫,直接反映了當時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生活風貌。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洞窟內的壁畫與絲綢之路關係密切。在南壁西側的《觀音經變》圖上,其中一難就是「救賊難」,壁畫講述了胡商遇盜的場景。一群運輸貨物的商人突然遭遇強盜持刀搶劫,馱著貨物的駱駝和驢子止步卧下,商人情急之下念誦觀音的名號,觀音就趕來營救。圖畫中的商人高鼻、深目、戴尖帽,並非中原人的衣著打扮,而是粟特人的裝束。這一特徵與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非常吻合。


前文所述只是一個洞窟里的內容,那敦煌4.5萬平方米壁畫該有多少浩瀚的內容:帝王將相、民族關係、使者朝會、商旅往來、生產勞動、風俗禮儀、婚喪嫁娶、耕作扶桑、行船駕車、屠宰涉獵、洒掃宴飲、音樂舞蹈、衣冠服飾、天文地理、醫藥科技……莫高窟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大百科全書」,更是一座寶貴的歷史形象資料陳列館。


焦點關注


散落的敦煌文物


難論好壞


長期以來,很多人關心這樣一個問題:敦煌文物是不是「好東西都被挑選運往國外,剩餘的文物價值並不高」呢?讓莫高窟名聞世界的「導火索」,是敦煌道士王圓籙,那麼如何看待王道士後來的「敗家」行為呢?


文化學者余秋雨的散文《敦煌遺恨》,講述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前世今生,王圓籙道士的意外發現讓人胸悶窩火,卻又無可奈何。說王道士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角色。


事實上,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的積沙時意外發現了藏有6萬多件寫經、文書和文物的藏經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讓莫高窟被來自世界的虎視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記。王圓籙的墓志銘對此也有記載:「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莫高窟終於引起來自世界各地的關切,只不過最早一批聞著血腥味匆匆趕來的「強盜」,早已將其視為砧板上的肥肉。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之後,逐級彙報給縣令、肅州道台、甘肅學政,甚至還給「老佛爺」寫信,但並未寄出。藏經洞的發現遭遇了「冰火兩重天」,國內報告石沉大海,西方竊賊接踵而至,俄國人奧勃魯切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國人華爾納等人「見者有份」。


提及這段歷史,不少人都認為「藏經洞里的文物大量流失,好東西都被挑選運往國外,剩餘的文物價值並不高」,董華鋒老師對此持否定意見。在他看來,這些散落在外的國寶並不能簡單地用「好壞」來作衡量,只能從數量上來講,藏經洞出土的古代寫本、文書、藝術品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都有收藏。就連四川博物院也有兩件出土自敦煌藏經洞的北宋絹畫,非常精美、藝術價值高。


無論是以「歷史罪人論」還是「無知黑鍋論」來定義王圓籙的盜賣文物行為,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清王朝風雨飄搖,大環境內憂外困,加之經濟上捉襟見肘,敦煌文物遭到掠奪並非王一人之過。「他處於特殊的時代,文化水平不高,我們沒辦法再去苛求他有更大的作為。當然,他客觀上是造成了文物的流散,這個毋庸置疑,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些流散到國外的敦煌寫經、藝術品,也使得敦煌的東西一發現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來講,對於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董華鋒說。


本文轉載自: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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