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處無芳草——蘇軾的貶謫生涯

天涯何處無芳草

——簡論蘇軾的貶謫生涯

蘇軾是北宋的著名文學家。他從小「奮厲有當世志」，從仕四十年，足跡遍及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黃州、南京、穎州、揚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不管到哪裡，蘇軾都把自己的人生蹤跡融入當地。本期文章將帶領您追隨蘇軾的足跡，重溫蘇軾的人生之旅。

北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蘇軾離開海南島北歸。次年五月，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東坡在金山寺自題畫像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如論仕途功名，此語當然是自嘲。如論文學業績和人生意義，則此語堪稱的評。東坡平生三次被貶：四十五歲被貶到長江中游的偏僻山城黃州，一住五年；五十九歲謫惠州，在南海邊上度過兩年半的艱難生涯；六十二歲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到六十五歲才得北歸。然而東坡不但堅定地走完了長達十年的貶謫生涯，而且成功地把人生的逆境變成了事業的順境。他在三個貶謫地進一步充實了自己的學養，提升了自己的人格境界。他在黃州等地寫出了光輝奪目的文學作品和書法作品，並為當地的文化教育乃至民生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東坡在逆境中的所作所為，是激勵後人以堅定沉著、瀟洒曠達的態度對待人生坎坷的精神源泉。

一 一蓑煙雨任平生

元豐二年（1079），東坡遭受了「烏台詩案」的橫禍，在御史台監獄裡度過了一百三十天的鐵窗生涯。次年正月初一，汴京城裡的千家萬戶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慶氣氛中，東坡卻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走出京城，踏上了前往黃州貶所的漫長道路。經過一個月的跋涉，東坡來到了山環水繞的黃州，從此這個僻處江邊的小城就與東坡結下了不解之緣。

東坡在黃州時經濟拮据，處境艱難，若是常人，不知要如何地痛不欲生、怨天尤人，然而東坡卻以隨遇而安的心態對待逆境，以堅毅剛強的意志克服困難。他不但嘯傲於赤壁風月，而且繼續關心國計民生。人們都把東坡在黃州的行為歸因於曠達的人生觀，此說固然有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東坡的道德修養和淑世情懷。剛毅近仁，仁者必剛，高尚的道德修養和深摯的淑世情懷使東坡具有一副鐵石心腸。他在黃州寫給滕元發的信中自稱：「平生為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可見烏台詩案雖然來得非常突然，但東坡的內心卻早儲備了足以應對各種災禍的精神力量。東坡剛到黃州時，好友李常來信安慰其不幸遭遇，東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跡說：「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仆本以鐵石心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仆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意，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由於東坡具有如此心胸，他就能在艱難困苦的窘境中保持樂觀曠達的瀟洒風神，曠達僅為其表，堅毅才是其里。所以東坡在開荒種地的餘暇並不一味地放浪山水、嘯傲風月，他也抓緊時機讀書、著書，那間四壁畫滿雪景的雪堂成為東坡這位「素心人」潛心學術的書齋。

蘇軾笠屐圖

正因如此，元豐五年（1082）三月七日，東坡在幾個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途中風雨驟至，眾人都被淋得狼狽不堪，只有東坡從容不迫地一邊吟嘯，一邊徐步前行。東坡的沙湖之行沒有買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風波》，其中有「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等名句。如果說風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徵，晴朗是通達人生的象徵，那麼「也無風雨也無晴」就意味著平平淡淡的人生，而「一蓑煙雨任平生」則意味著平和、淡泊、安詳、從容的君子人格。經歷過玉堂金馬的榮耀和鋃鐺入獄的恥辱，又在黃州的躬耕生涯中備嘗生活艱辛的東坡居士已經煉就寵辱不驚、履險如夷的人生態度，不期而至的雨絲風片又能奈他何？

數年之後，二度執政的新黨對舊黨人物進行更加殘酷的迫害，東坡首當其衝，被接連貶到惠州、儋州。此時的政治形勢堪稱黑雲壓城，當朝權臣將年過六旬的東坡貶到人稱「鬼門關」的儋州，將東坡「置之死地」的用心路人皆知。在旁人看來，此時的東坡已經身陷絕境：已臻垂暮之年，卻以戴罪之身遠貶南荒，不但還朝無望、返鄉無期，而且家人也離散在萬里之外。……凡此種種，人何以堪？但在東坡看來，上述的種種煩惱都不足掛齒。東坡晚年所寫的兩篇小品文清楚地顯示出他對付艱難環境的精神武器。第一篇是作於惠州的《記松風亭》，文曰：「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第二篇是作於儋州的《試筆自書》，文曰：「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念此可以一笑。」兩文對讀，就可看出東坡對待逆境的堅定態度與日俱進。他在前往松風亭的途中停下歇息，是出於隨遇而安的心態，也就是安於目前情境的客觀存在。而他在海島上擺脫憂傷心境的方法卻是跳出目前情境的有限範圍，置身於更廣闊的時空背景，從而以超越的心態對待眼下的困境。正因如此，東坡就在精神上始終處於居高臨下的優勢地位，他就能傲視一切苦難。

黃州、惠州、儋州，前後長達十年的貶謫生涯是東坡人生中的深重苦難，海南的瘴雨蠻風更是嚴重地戕害了東坡的生理健康，與東坡交好的朱服曾親眼見到從海南北歸的東坡：「余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面，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朱彧《萍洲可談》卷二）黃庭堅亦稱晚年東坡為「儋州禿鬢翁」（《病起荊江亭即事》其七）。任淵註：「東坡歸自嶺海，鬢髮盡脫。」然而面呈土色、鬢髮盡脫的東坡老人在精神上依然健全剛強,樂觀曠達,披蓑戴笠，腳蹬木屐，背負酒瓢在田間邊走邊歌，這是東坡留給千年青史的永遠定格，這個光輝形象將永遠激勵後人自強不息。

二 父老相攜迎此翁

自從入仕以後，東坡在朝時直言進諫、面折廷爭，在地方官任上勤政愛民、興利除弊，他的政治聲望與日俱增。儘管東坡被新黨視若仇敵，並受到不遺餘力的排擠和打擊，從而在宦海風波里上下浮沉，甚至身陷囹圄、屢謫荒遠，但這些遭遇凸現了他的凜然風節，也增進了朝中有識之士與廣大民間百姓對他的愛戴。烏台詩案發生後，許多官員仗義執言為東坡說情，最後連太皇太后曹氏都親自出面規勸神宗，從而使東坡免於死罪。可惜當時的統治者根本無視民意，否則的話，只要到密州、徐州去聽聽百姓對東坡政績的頌揚，或是到杭州、湖州去看看百姓自發為東坡所作的解厄道場，就能知道東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了。東坡在偏僻荒涼、艱難窮困的貶謫之地度過了漫長的歲月，卻始終保持著樂觀、曠達的心態，這固然與他的堅毅性格有關，但不可否認，深明大義的地方官員以及善良敦厚的平民百姓對他的理解和同情也給他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這是惠州官吏和百姓給東坡留下的深刻印象。

蘇軾《春中帖》，故宮博物院藏

加上東坡性情忠厚，性格坦蕩，他總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別人，曾說：「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他與三教九流都有交往，聲稱：「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的確，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頭百姓，東坡都能與他們推心置腹。近在京畿都邑，遠至天涯海角，東坡的交遊遍布天下。從黃州到儋州，有些深明大義的地方長官不但沒有對東坡落井下石，反而照顧甚周。比如東坡在黃州遇到的三任知州陳軾、徐大受、楊寀，在惠州遇到的兩任知州詹范、方子容，都對東坡相當友善。即使到了海南，昌化軍軍使張中也不顧上峰意旨，對東坡照顧有加。當東坡被前來督察的使臣逐出驛館，不得不在桄榔林中建屋安身時，張中甚至親自幫著挖泥運土，還因此受到朝廷的追究。

當然，最感人的還是東坡與黃州等地的父老鄉親之間的親密情誼。東坡未遭貶謫時，不管是在汴京街頭前呼後擁的「蘇學士」，還是在杭州西湖吟風弄月的「蘇使君」，那些平頭百姓都只能遠遠地觀看。即使當東坡輕車簡從地下鄉勸農時，那些「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排踏破茜羅裙」的村姑們也絕不敢挨上前去與東坡說話。是貶謫落難使東坡來到百姓中間，從而結交了許多平民朋友。那些善良質樸的普通百姓出於對忠而被貶的忠臣的同情，也出於對才學蓋世的名士的仰慕，紛紛向素昧平生的東坡伸出援助之手。百姓們雖然沒有任何權力或充足的財力來幫助東坡，但即使只是一句主持公道的話語，或是一個表示同情的眼神，也使東坡深為感動，因為那都是出於至誠的心靈交流。

東坡與百姓的情感交流是雙向進行的。對東坡來說，他對儒家的仁政學說不但衷心服膺，而且身體力行。即使當東坡以罪官的身份生活在貶謫之地時，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不能釋懷。他仍然向當地官府獻計獻策，甚至親自參與地方上的事務，彷彿對當地的百姓依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東坡貶至嶺南時，已經處於自顧不暇的窘境，一舉一動都會引起朝中政敵的疑忌，卻依然毫不遲疑地為當地百姓的福祉盡心儘力。東坡在惠州時，主動參與籌劃在兩江合流處建橋，而且努力捐款資助修橋的經費。儋州的百姓不重耕種，東坡就寫了六首《勸農》詩規勸他們多種樹，勤耕田。南宋人費袞曆數東坡在惠州參與的各項公共事務後讚揚說：「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為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為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梁溪漫志》卷四）

對於黃州等地的父老鄉親來說，他們同情東坡，愛護東坡，盡其所能地幫助東坡。東坡在黃州開荒種麥，毫無經驗，農人就熱情地傳授秘訣。東坡在黃州修建雪堂，在惠州的白鶴峰建造新居，在儋州的桄榔林中搭建茅屋，都有百姓自告奮勇前來幫忙。他們成群結隊，眾人舉杵，不但給東坡提供了遮蔽風雨的棲身之所，而且使他深切地體會到異鄉風土之可親。海南村野里的「春夢婆」，大庾嶺頭的白髮老人，他們用樸素的語言對東坡表示了理解與同情。東坡曾在儋州的集市上遇到一個進城賣柴的黎族山民，語言不通的兩人竟然攀談起來。山民又是嘆息，又是揮手，好像是說東坡本是一位貴人，如今卻鳳落草窠不如雞了。臨別前，山民把賣柴換來的一塊木棉布贈給東坡，說今年海風寒冷，讓他做件衣服禦寒。東坡非常珍視這份情誼，特地寫詩記載這次奇遇。這位不知名的黎族山民與東坡的動人故事便永遠保存在《和陶擬古九首》之九這首詩中。

三 報道先生春睡美

東坡在貶謫地的物質生活相當艱苦，但是他很少在作品中啼飢號寒，反倒經常呈現一副樂觀、愉快的面容，這主要歸因於東坡對於物質生活持有一種相當獨特的態度。東坡常常以一種近於審美愉悅的態度去擁抱生活，他對平凡、簡樸的物質生活傾注了更多的感情。所以東坡的心態更加平和，更加真誠，也更加貼近普通人的切身感受。東坡從簡樸的日常生活中獲得的不僅是幸福感，而且有美感。元豐年間，東坡在黃州寫信給居鄉務農的表兄子安說：「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東坡謫居海南，有時米糧匱乏，蘇過就用山芋做成一道「玉糝羹」，東坡讚美說：「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他還用詩句形容此羹說：「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一味用山芋做成的羹湯，是再平常不過的物品，可是在東坡的筆下，它是多麼美好！

具體到衣食住行的各項生活內容，東坡一概以這種態度對待之。東坡善於苦中作樂，他在惠州時特意寫信給弟弟，介紹他剛發明的一道佳肴：「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他來到儋州後，發現其荒涼貧窮完全超出想像，不但缺少肉食，有時甚至有斷炊之憂。儋州的飲食習慣也與北方迥然不同，百姓平時食芋飲水，葷腥則以海鮮為主。這對一向生活在北方的東坡來說，真是難以適應。然而東坡以隨遇而安的態度對待異方風物，他不但與當地百姓同樣以薯芋為主糧，而且克服自己一向怕腥的習慣，努力去適應那些平生聞所未聞的奇怪海產。唐人韓愈南貶潮州，曾對南方的奇異食物甚感恐懼，勉強食用了蠔、蛤以後竟然「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東坡則不然，他不但興緻勃勃地品嘗海味，而且作文讚美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蠻獻蠔。剖之，肉與漿入水，與酒並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每戒過子慎勿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此文以幽默的語調對朝中權臣進行了旁敲側擊的辛辣譏刺，同時也表達了東坡對於艱苦飲食條件的超然態度。

蘇軾《渡海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東坡這種生活態度的精神本質是什麼？東坡從何處汲取了思想源泉？對此，人們眾說紛紜：儒家、道家、佛家，或三教兼融。我認為東坡確實對各家思想都曾汲取其精華為我所用，但他在兼收並蓄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創造了獨特的人生觀，東坡的人生觀只屬於他自己。道家本來是鄙視物質而獨重精神的，老子對物質享受持批判態度，認為「五色」「五音」「五味」等享受會使人迷失本性。莊子既主張相對主義，認為美惡之間並無根本差別；又提倡「無待」，即擺脫對物質世界的依賴。佛家本來有禁欲主義的色彩，黃卷青燈的佛門弟子一心禮佛，對紅塵世界中的物質享受無動於衷。以內心頓悟為宗旨的禪宗更是對外部世界不屑一顧，更不用說區區的物質享受了。儒家雖然不摒棄精緻的物質生活，但他們極端鄙視不符合道義的富貴榮華，崇尚「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的儉樸生活，主張以「窮且益堅」的態度對待人生中的困境。東坡對上述思想都有所汲取，但又滲入了他自己對生活的獨特領悟。東坡並不反對美好的衣食，要是惠州市井上能買到上好的羊肉，他肯定也會大快朵頤。但是在沒有羊肉可吃的實際環境中，從羊脊骨上剔下來的一點「微肉」也能使他品嘗得津津有味，以至於認為其美如蟹螯。更重要的是，東坡有意忽略物質條件的差異不僅僅為了避免憂能傷人的惡果，也不僅僅出於對「士有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語也」的儒家信念的認同。由於東坡所遭受的艱難困苦全都來源於政敵的迫害，他的漠視苦難就意味著對黑暗勢力的蔑視，他的安貧樂道就意味著對自身人格精神的堅持。

有意思的是，東坡的生活態度所傳達出來的這種意義，遠在汴京的權臣竟也有相當準確的領會，並十分迅速地作出反應。紹聖四年（1097）二月的一天，東坡在嘉祐寺里美美地睡了一晚，次日作詩詠之：「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此詩傳到汴京，權相章惇氣急敗壞地把東坡再貶海南，他確實聽出了東坡笑聲中的含意。東坡的弟子黃庭堅說：「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他更加深刻地領會了東坡笑聲的意義。

四 乘桴且恁浮於海

人生苦短，古人常把人生看作一次短暫的逆旅。雖然如此，人們的精神追求卻沒有止境，於是他們理所當然地要尋覓一個永久的歸宿地，來寄託他們的精神，各種宗教所虛構的天堂、樂土便應運而生。當然，中國古代的士大夫由於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響太深，很少有人能像王維那樣全心全意地皈依佛門，於是較常見的便是李白的做法：他一方面努力追求建功立業，希望以生前功業的建樹來實現死後的不朽；另一方面又寄意於宗教乃至神話，幻想著「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遨遊太清」的逍遙境界。與李白一樣，東坡也是一位瀟洒絕俗的風流之士，他同樣鄙棄榮華富貴而追求理想境界，他同樣愛與僧侶、道士交遊並深深地浸潤於各種宗教，但是東坡從不嚮往海外仙山或西方凈土，他明確地聲稱：「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他深切依戀的對象不是彼岸或仙界，而是人間。

人生的歸宿在何處？東坡一生中無時不在思索其答案。他的思索既有空間向度的，也有時間向度的，前者往往會導向某個地點，後者的終點則是身後的精神歸宿。讓我們沿著前一個向度來看看東坡心中的歸宿地到底在何處。

東坡熱愛故鄉，雖然他的大半生都在異鄉飄泊，至死未得歸鄉，但是故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夢魂縈繞的對象，更不用說那「明月夜、短松岡」的親人墳塋了。然而東坡的思想自由通脫，他的情感既執著又瀟洒，「蜀江水碧蜀山青」的故鄉固然是其情之所系，遠離故鄉的其他地方也使他安之若素。從理智上說，東坡向有「四海為家」的人生態度，他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稱頌韓愈說：「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在東坡看來，像韓愈這樣的人物本是天下之士，雖然平生行蹤限於某些地方，但其神靈卻是無所不在的。東坡是當時的文壇盟主，其成就與聲譽皆與韓愈不相上下，時人即以韓愈視之，東坡也不無自矜地說：「前生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答周循州》） 天下之士當然應以四海為家，東坡就是以這種襟抱對待一生中轉蓬般的流宦和流徙的。

從感情上說，東坡對各個地方都有天然的認同感和親切感，甚至每到一處陌生地方都有恍若舊遊之感。如果說東坡對杭州的親切感是受了該地的明山秀水的激發，那麼他對黃州等荒涼僻遠的貶謫之地也有類似的親切感就只能歸因於其人生態度了。東坡在黃州時寫信給趙昶說：「某謫居既久，安土忘懷，一如本是黃州人，元不出仕而已。」東坡來到惠州後，作詩抒感說：「彷彿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 東坡離開儋州北歸，臨行前作詩留別黎民表說：「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黃州、惠州、儋州都是東坡被命運偶然拋往的荒僻之地，尤其是地處嶺南的後面兩個地方，自古以來就被視作流人的鬼門關。唐人韓愈被貶潮州，將到潮州時就作詩說：「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到達潮州後上表自訴：「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柳宗元被貶到柳州，作詩抒感說：「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東坡被貶往的惠州、儋州比潮州、柳州更加偏僻蠻荒，可是他不但隨遇而安，而且視他鄉親如故鄉，這是多麼瀟洒、通脫的人生態度！由於東坡對異鄉的熱愛是從內心奔湧出來的，既非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也非強自排遣的自我慰藉，所以「四海為家」這句話在別人口中也許帶有幾分無奈或悲慨，但在東坡心目中卻洋溢著發自內心的愉悅感。孔子曾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東坡晚年有詞云：「吾已老，乘桴且恁浮於海。」此語雖有幾分無可奈何之感，但也洋溢著瀟洒和自豪感。

從出生地眉山到終老之地常州，從玉堂金馬的汴京到棘籬柴門的儋州，從湖山秀麗的杭州到黃塵漫天的定州，東坡都留下了吟詠當地自然風光與風土人情的動人詩篇，還留下了與當地人民親密相處的動人故事。天下之大，何處不能成為東坡的歸宿之地？哪裡不是東坡的精神家園？清人江逢辰有詩云：「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是啊，黃州、惠州、儋州本是偏遠小城，是東坡的足跡使它們名聞天下，從而與東坡的故鄉眉山一樣成為令人嚮往的文化聖地。

轉自：《文史知識》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