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清末，婦女挑戰男人的世界

文|王笛

20世紀初，成都婦女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過去只有男人出入的場所，如茶館、戲園等地。這自然引起了精英階級的不滿。警察試圖阻止這個趨勢，但是婦女們繼續向男人挑戰，實際上也是向反對婦女公開露面的社會習俗進行反抗。

一直到晚清，婦女都被排斥在大多數公共娛樂場所之外，儘管婦女不允許進入茶館戲園，但有些女子不顧驅逐的危險，仍然努力突破這些傳統的男性領域。

有一次，幾位打扮時髦、略施粉黛的女人出現在成都廣東會館看戲，警察馬上把她們趕走。有些年輕婦女在公眾場所也表現得非常不同一般，如一個年輕女孩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男子，與三位男性朋友到茶館喝茶，但她的伎倆被發現了，被帶到了警察局。地方當局控告她和她的朋友「有傷風化」並給予了相應的處罰。

舊畫中的看戲

有一次山西會館演戲，一名穿紅衣的姑娘爬到自家的高牆頂上向隔壁的會館觀看。觀眾把注意力都轉向了她，有些人開始向她投花球。慌亂中她跌了下來，受了重傷。

改良者也不贊同婦女逛廟，稱警察禁止婦女在廟裡燒香是一個極好的措施。雖然如此，這些限制並不能阻止婦女到廟裡實現她們的祝願，因為這是她們精神寄託。

禁止去城裡的廟宇，她們就去城外。 因此，郊區的寺廟像白馬寺和三聖宮等地， 變得十分擁擠，附近的店鋪也因之生意興隆。由於很多男女都聚集在白馬寺燒香拜佛， 街首開始擔心會引起麻煩和事端，要求警察禁止男女混雜。

男女廟中拜佛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社會改良者不贊成婦女看戲等公眾活動，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戲曲背離了宣傳忠孝、貞操等傳統道德觀的初衷。改良者們譴責看了「淫邪」節目的女性會學不道德的行為和走向「異端」。

改良者也抨擊為婦女謀求平等權利的新觀念，稱之為「邪說」。儘管新觀念受到攻擊，婦女們還是日益接受了平等的主張，在公共場所表現得更為開放。但精英改良者則認為，婦女們對改良新戲，文明新戲，全不愛聽。

……哪個園子有淫戲，哪個園子多上女座。女座多，男座就不少，不是為看戲，而是為看演戲的。……《翠屏山》偷和尚，《關王廟》解衣擁抱，《珍珠衫》乘醉誘姦的時候，女座眼也直，男座眼也斜。一邊喝彩，一邊回顧。

圖畫中的傳統婦女看戲

這個現象引起精英們的擔心，因此他們告誡人們不應該讓家裡面的婦女去戲園聽戲。改良者在一般人眼中應該是社會中最開放的那一部分人，他們對婦女的公共角色應該更為寬容，但這些例子則告訴我們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他們對婦女的公開露面、特別是去戲園看戲持更為保守的態度。

其實，這些戲大多是人們喜聞樂見的關於情愛的故事，實際上在舞台的表演上已經相當抽象化了，一般男女示愛，也只是點到為止，留下空間讓觀眾去想像。所謂「淫戲」大多是精英為限制和禁止所強加的在許多劇目之上的。

圖畫中表現男女之情

警察聲稱，婦女的出現會造成公共秩序混亂，因此應盡量讓婦女遠離公共場所，或者把她們與男人分開。當然，精英的擔心也並非毫無道理。的確，經常在戲完散場後，很多人聚集在出口打望來自精英家庭的衣著入時的女人，警察不得不驅散人群，維護秩序。

在男女混合的戲園裡，一齣戲演到高潮，男人們就經常站起來顧盼女人；而女人也會有相應反應，據當地一家報紙的報道，「女賓嬉笑撩撥男賓，秩序大亂」。戲園的這種「混亂」總是受到精英人士的批評。

而且，為了避免事端，警察禁止婦女去進入花會中的戲園看戲。代表成都現代化窗口的勸業場小心翼翼地對婦女開放，但也不時出現混亂。如春節的一個下午，五名衣著入時的年輕女子在那裡買東西， 引起了一陣的轟動，因為「年輕艷妝的女太太五人聯袂游勸業場，一般之少見多怪的子弟蜂擁圍觀。」為了防止出現麻煩，警察強迫她們租轎回家。據報道，這幾個女顧客「可謂乘興而來，掃興而返。」

晚清警察

在幾天之後，另外三名女人在勸業場購物，百多人跟在她們後面「擁看」。以至於改良人士哀嘆：「婦女們買貨物也是擠起的看，真正太不開通了。」為防止意外，警察想辦法在勸業場將幾名婦女同男人們分開。在勸業場使用電燈後，很多人前來觀看，警察為男人和女人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時間。

成都勸業場

其實，人們的這種所謂「不開通」，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傳統和當局的這種男女分離政策的一種結果。其實他們也知道「少見多怪」的道理，但是在男女公共關係問題上仍然寧願持保守的態度。

改良者仍然堅持傳統的家族制和社會等級觀。男女平權的思想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及之後開始傳播，這點我們可以從巴金的《家》中看到。但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成都經歷了更為緩慢地變化過程。

巴金幼兒時的全家照

成都由於地理環境的隔離，受到的西方影響較少，因而更趨保守，保留了更多傳統社會風尚。資料表明，即使在20年代，許多精英仍然認為「男女平權」為「異端邪說」。因此，婦女爭取公共空間的鬥爭，就要比沿海城市更為艱苦。

然而，成都街頭還存在另外一種類型的女人：她們一般來自社會下層家庭，受傳統「女德」的限制較少，她們有勇氣公開和男人交鋒。

正如傅崇矩所描述的，「貧家惡婦打街罵巷」，她們典型的姿勢俗稱「茶壺式」，即一隻手指指點點，另一隻手叉在腰間。的確，社會下層婦女在街頭彼此謾罵甚至打鬥的場景並不罕見，道學先生們認為她們是「婦德不修」而大加抨擊。

當地報紙經常報道她們的公共行為，其中一個故事是講一個住在府街的叫楊忠的人。他老婆是一個有名的「潑婦」，他嗜好賭博但很怕老婆。有一天，他輸光衣服後悄悄溜回家，準備拿床被子作賭注，被老婆抓住了。她馬上把他拽到街上，「百般辱罵」，不管他如何求情，還威脅要把他交給警察。直到街首出面調停，讓楊忠道歉，她才罷休。當地報紙報導這個故事時評論說，「楊忠行為不正，已失男子之志氣，人皆謂罪有應得」。

另一則報導說，一名賣布的商販拒絕按早先議定的價格把布賣給一名裁縫，引起了爭吵。裁縫的「潑婦」老婆把商販的手咬出了血，還朝他扔髒東西。另一個例子更有戲劇性：一位載客的人力車夫不小心碰倒了白姓婦女的兒子，這個小販的老婆馬上跳到街上來，一拳砸向車夫的臉。這一重拳不僅打破了車夫的左眼球，血流滿面，還將他擊倒在地。

有些下層婦女甚至敢與士兵叫板。一位皮匠的老婆，也是鄰里有名的「潑婦」，在與一個士兵發生爭吵時，扇了那士兵一耳光。挨打的士兵把這一事件向其長官報告，長官會同鞋業同業公會會首到作坊解決爭端，裁定錯在該婦女。其懲罰是該長官用一根煙管敲頭，另外她被迫掛了一塊紅布，燃放鞭炮，作為道歉。

以上這些故事表明，雖然中國家庭里男人處於控制地位，但也常常有例外。所謂「潑婦」展示了婦女行為的另一面，這與溫順的中國婦女的陳年老套完全不同。

即使從總體來看，婦女是社會中的受害者，但是她們在公共場所所扮演的角色取決於各種因素，包括她們的文化、民間傳統、個人性格和經濟地位，她們中仍然有一些敢於藐視那些傳統的所謂「婦道」，在公共場所展示她們力量和勇氣，即使因此而背上「潑婦」的惡名。所以，對那些竭力維繫傳統道德規範的許多精英來講，她們的行為是應該受到譴責和控制的。

一般來講，社會的變化允許婦女公開從事更多的社會活動。更多的公共場所包括女子學校、演講廳、新式商場、戲園、茶館等都可以對婦女開放。民國初期，有些婦女非常熱衷於參加公眾政治集會活動。

例如，1916年夏，在倒袁運動勝利後，成都舉行了一個持續若干天的紀念典禮，有萬餘人參加，實際上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公眾娛樂活動。女學生和婦女的出現對民眾來說是一個看熱鬧的好機會。

五四時期女學生參加示威遊行

同年冬，另一個紀念活動在祠堂街舉行，仍然有很多婦女出席，吸引了大批「流氓」前去圍觀。因此，當局令關閉附近的四個茶館以防止過度擁擠。

引導時尚趨勢並在公眾生活里相對活躍的女學生，不僅思想開放，而且較少拘束，甚至敢於反擊想入非非的男人，有故事為證：

某學堂學生二名，同游丞相祠，於荷花池畔，遇女學生十餘人。二生注視不已。女生去而之他，二生亦尾其後，接近逼視。女生中有罵之者，二生反以戲言答之。眾女怒，共窘辱之，且批其頰，二生乃抱頭鼠竄而去，人皆曰打得好，打得好。

晚清以來，隨著現代學校的發展，女學生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一些下層女子會將自己裝扮成學生。例如據報道，一個木匠的小姨子因為「脂粉太重」，在街上被一群無賴追逐。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警察沒去追究那些無賴，至少根據這個報道沒有，但是他們卻認真調查了這個女孩。她的姐姐――木匠的妻子――聲稱她是學生，但是警察發現這是謊言，對這個女孩嚴加訓斥。記者發表評論說，「《易》曰『冶容誨淫』，不知自咎，反冒充學生，以污女學界清名。巡警之申斥也宜矣！」

她假裝成女學生，說明女學生在當時是新潮，受社會尊敬。非常明顯，警察對待主要來自精英家庭、享有比大多數婦女更高社會地位的女學生，要比對一般民眾好得多。精英們對此也是畛域清楚，不容下層婦女染指，否則則是玷污了所謂的「清名」。

雖然我們不能說這一時期婦女最終享有了對公共空間的平等使用的權利，但是她們的確已經擴大了公共活動的範圍。茶館便清楚地見證了婦女社會地位的改變：從19世紀不允許她們進入，到20世紀初對她們開了一個門縫，再到20世紀20年代她們成為常客，以至30年代她們開始在那裡謀生，公眾也逐漸增加了對婦女的接受度。

我們可以認為，在中國，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接受程度，實際上是衡量社會開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雖然婦女爭取活動空間的努力並沒有一蹴而就，但至少她們也為自己取得了一席之地。

（本文題圖為：五四時期女學生）

【作者簡介】

王笛|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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