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宰相的垮台：俾斯麥與威廉二世的對峙

奧托·愛德華·利奧波德·馮·俾斯麥(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勞恩堡公爵，普魯士王國首相（1862年－1871年），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1871-1890年），人稱「鐵血宰相」

威廉二世開始統治德意志和普魯士時還不到30歲。作為一個大帝國的統治者，這很難說是成熟的年齡。不幸的是，威廉的精神比他的年齡更不成熟。他的父親十分清楚地看透了這一點，因此當老皇帝和俾斯麥試圖讓小威廉過早地掌管外務部門時他表示反對。「考慮到我的長子不夠成熟和缺乏經驗，他對自己過高的評價表明了這一點，」1886年時他寫信告訴宰相，「我只能說這麼早就讓他接觸外交問題是危險的。」小威廉應當跟著父親先熟悉國內的狀況，而不是在政治領域運用他的魯莽和過於輕率的判斷力。然而宰相對腓特烈的建議置若罔聞，隨後發生的事情才證明這位父親的話多麼正確。

在這封信之後的短短一兩年里，王子並沒有學會多少東西。負責教他德國的憲法和行政管理的格奈斯特向法國大使抱怨說，王子以為自己知道一切，其實什麼都沒學到。他的父親病情危重，使他有機會登上前台，以民族情感捍衛者的身份出現。由於他的軍人隨從的喝彩，他的虛榮心越發膨脹，他最喜歡那些來自波茨坦衛隊的軍官們的伴隨。他們讚揚他是所有軍人美德的化身，正是由於他具備普魯士衛隊軍官的優點，連俾斯麥也斷言他是德意志未來的希望。

然而他過高評價自己和自己地位的傾向還有更深刻、更強有力的理由。俾斯麥在政治領域所作的全部努力都傾向於提升普魯士國王的地位，使其成為德意志的真正統治者。唯獨普魯士國王和德意志皇帝掌握著作政治決定的權力，他的全部體系就建立在這種虛飾的基礎上。有一次他甚至在議會說，普魯士真正的首相是國王陛下。俾斯麥喜歡給自己希望採取的任何政治措施都貼上「皇帝的政策」的標籤，給任何反對他的人都戴上「皇帝的敵人」的帽子。當然，凡是有經驗的政治家都知道，這僅僅是一種講話的方法，然而我們不禁懷疑，當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輕皇帝初次嘗到權力的滋味，他會照字面意思接受這些話，認真地相信「皇帝的政策」事實上必定是他本人的政策。

此外，對霍亨索倫王室家族的尊崇已經成為愛國主義信條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數千所學校都如此教育，數百位大學教授都如此宣揚。不僅老皇帝本人得到美化，幾乎每個坐上過王位的霍亨索倫家族成員都得到了頌揚。特賴奇克也許可以算是這種霍亨索倫迷信的高級司祭，他甚至將平庸呆笨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吹捧成偉大的政治家，另一位歷史學家鮑姆加騰（Baumgarten）強烈反對特賴奇克的德國歷史學的整體趨勢，被他的許多同事視為不愛國的行為。

這種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年輕皇帝的傲慢。唯有強大而老練的心靈才能經得起不斷地喝彩和諂媚。威廉二世沒有這種特性，不過他具有的另一些優點使接近並了解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無可否認，他發現問題速度很快，還肯定擁有表達自己意思的天賦。可是這些特點與其說有用或有益，不如說太危險，因為他遇到嚴肅和需要持久的工作就會退縮。瓦爾德澤將軍曾經滿腔熱情地歡迎威廉二世即位，可是不久以後他在日記里寫道，皇帝忽視大臣或將軍們的口頭報告，因為他們令他厭煩。早在1889年2月，俾斯麥也向大臣們抱怨說，陛下寧可騎馬到波茨坦去參加團體宴會，也不願意聽從他的建議每星期召開大臣政務會，以便熟悉自己的新任務。

我們無法期待這樣一個人會默認自己扮演像祖父那樣陪襯俾斯麥的角色。以前他與父母親發生糾紛時，確實曾經把宰相捧上了天。那時俾斯麥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利用過王子，俾斯麥父子竭力所做的不是調解矛盾而是使他們與皇帝家庭的衝突更加尖銳。尤其是赫伯特·俾斯麥，經過他的干預，這場衝突招致了最不幸的結果。他在36歲時被任命為外務部長，顯然他的父親指定他當繼任者和繼承人。可是他完全不具備父親的出眾才能，無論是政治才能還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他既傲慢又笨拙。俾斯麥父子介入皇帝家庭的爭吵，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小威廉的驕傲自大。

威廉二世，1859年1月27日－1941年6月3日，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魯士國王以及霍亨索倫家族首領

現在威廉身邊的那些人在他耳邊悄悄地說，只要他還是令人畏懼的宰相的工具，他就永遠不會成為偉大的統治者。他們說，假如腓特烈大帝受俾斯麥的左右，就決不會成為那麼偉大的君主。宰相併非沒有察覺這些動靜，他尤其懷疑將軍馮·瓦爾德澤伯爵正在跟他作對。將軍是個雄心勃勃的人，俾斯麥認為他覬覦宰相這個職位。宮廷附屬教堂的牧師施特克爾（Stcker）寫過一封臭名昭著的秘信（ScheiterhaufenBrief），它提供了用來離間威廉與俾斯麥之間關係策略的例證。施特克爾是保守黨議員和熱情煽動人民的政客，將反閃米特人作為黨派口號引入了德國的政治生活。他屬於保守黨的極右翼，《十字報》是該黨的宣傳工具。《十字報》的編輯馮·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男爵也是帝國議會的議員，他具有天賦卻性格放蕩，後來在勞役刑罰中結束了一生。極右翼的領袖是施特克爾和哈默施泰因，他們憎恨自由主義，即便是民族自由主義的溫和形式，企圖摧毀按照俾斯麥的意願建立起來的保守黨、自由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組成的卡特爾同盟。早年威廉夫妻曾經特別喜歡施特克爾，因此後者希望在俾斯麥下台之後控制皇帝。早在1888年8月，施特克爾給哈默施泰因寫過一封信，建議他如何用威廉意識不到的操控方式離間皇帝與宰相。其中有這樣一句著名的話：「我們必須在卡特爾周圍點燃柴火，使它們猛烈燃燒。」偽善的牧師寫道：「假如皇帝察覺我們想在他與俾斯麥之間撒播不和的種子，他會覺得受到冒犯。但是假如在他憑直覺站在我們這邊的問題上培養他的不滿情緒，我們不必無禮地惹怒他，就能強化他本性的傾向。」然後他引用威廉的話：「我會給那個老人六個月的喘息時間。但是那以後我將自己統治國家。」哈默施泰因利用《十字報》將他的計劃付諸實施，舉例來說，他批評宰相公開發表直接報告，觸怒了君主的感情。

當時俾斯麥的勢力仍舊強大，足以挫敗這種陰謀。由於他的教唆，皇帝要求施特克爾選擇，要麼辭去他在宮廷的職位，要麼停止這種煽動。施特克爾選擇保住自己的職位，放棄了在新聞出版界的運動。皇帝更進一步，公開否定《十字報》，並宣布支持卡特爾。他指派民族自由黨的領袖本尼希森擔任漢諾威行政區的首席執政官，並給米克爾提供了類似的職位，後者迷人的談話技巧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是米克爾知道，俾斯麥既不喜歡又不信任他，因而推辭了任命。他預計等俾斯麥下台之後就輪到他登場了。

俾斯麥不可能沒發現皇帝周圍有很多不利於他的影響。為了維護自己的支配地位，他本來應該不怕麻煩地儘可能留在柏林，以便陪伴皇帝，用自己老謀深算的政治智慧給他提供建議。然而他的行動完全相反，他退回了瓦爾濟和腓特烈斯魯厄，連續幾個月不在首都。他很可能料想自己的兒子赫伯特能對皇帝施加有利的影響。可是赫伯特絕不可能勝任這種工作，而俾斯麥對人的判斷力通常是最敏銳的，此時卻徹底忽視了兒子的缺點。

不過俾斯麥的垮台並非僅僅是個人問題。各種政治難題和分歧造成了年輕的皇帝與老宰相之間的隔閡。

1889年5月，威斯特法倫（Westphalian）的礦工舉行大罷工時，皇帝與宰相第一次發生了嚴重分歧。俾斯麥對礦工們的苦衷沒有絲毫同情。作為容克，他打從心底里站在僱主一邊。可是皇帝從非官方渠道聽說過一些礦工的生活狀況，非常同情他們的困境。如今沒人會責怪威廉同情勞工，不幸的是，他的表達方式非常笨拙而不圓通。他在宰相主持的大臣政務會上突然出現，發表了感情強烈的反對僱主的演講，彷彿只要皇帝下達政令處理問題，就能解決全部爭端。他離開以後，俾斯麥譏諷地評論道，年輕君主的見解與腓特烈大帝的專制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一致，又補充說有必要保護他免遭自己的衝動的傷害。

這段插曲告訴俾斯麥，皇帝看待社會問題的方式與他截然不同。不過此後還有更糟糕的麻煩，問題的中心是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

由於1887年的七年期鬥爭，帝國議會重新選舉，被稱為卡特爾帝國議會，是1881年以來最有利於俾斯麥的。卡特爾在帝國議會佔據絕對多數，追隨著俾斯麥走過了困境。反對黨無力採取有效行動。

宰相急切地想要利用這種異常強大的地位，使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永久化。為了確保延長它的有效期，必須每過兩三年就與帝國議會交涉，他不喜歡這樣。他從不認為該法律是只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的臨時措施。另一方面，雖然這種措施明顯沒有效果，他卻不能吸取教訓。儘管當時它已經執行了10年以上，卻仍未能阻止社會主義者獲得的選票的增長。俾斯麥得出的結論是應該將其永久化。佔據多數的卡特爾十分樂意支持這一政策，1889年秋天政府提交的議案完全有機會通過，對此連民族自由黨也沒有疑慮，他們只要求進行一處修改。法律賦予警察將社會主義的煽動者驅逐出定居地的權力，可是警察過度濫用這種權力，有時還太野蠻。很多人遠非同情社會主義者，也對此感到憤慨。於是民族自由黨反對讓驅逐權力永久化，1889年12月，他們在討論該議案的帝國議會委員會上投票反對這項條款。保守黨最熱心地為這一條款抗爭，聲稱倘若不恢復這一條款，該法律就不起作用。委員會第二次審讀該議案，民族自由黨和反對黨再次駁回了這項條款。於是保守黨投票反對整個議案，看來它很可能會在委員會階段遭到否決。然而溫特霍斯特意識到兩個卡特爾黨派之間的意見不一致對反對黨極其有用，尤其考慮到下屆選舉即將開始，為了迫使他們在帝國議會召開全體會議時，其實是在全體德國人民面前爆發鬥爭，他和他的朋友們投票支持殘缺不全的議案，結果它必須在全體出席的帝國議會上提交並進行討論。帝國議會的全體會議定於1890年1月召開，同年2月將選舉新一屆帝國議會。因此圍繞著反社會主義者法案的戰鬥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選舉。

在委員會階段，保守黨領袖馮·赫爾多夫（Helldorf）前往腓特烈斯魯厄，與宰相討論他的黨派的態度。他知道如果政府堅持要求放逐的權力，該議案就註定難以通過，他願意投票支持沒有這一條款的議案，只要政府清楚表示可以接受這種形式的法案。然而宰相沒有給他這種許諾。晚年時俾斯麥斷言赫爾多夫誤解了他的意思，甚至暗示他與宰相的敵人結盟。可是問題相當簡單明了，只要俾斯麥願意，他可以給出十分直白的答覆。可是他沒有，他自己知道原因。

反社會主義者法律的命運還懸而未決的時候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它必然會更有效地分開皇帝與俾斯麥。威廉對社會問題越來越感興趣。非官方的顧問告訴他，有必要保護勞工，尤其是女性和兒童，防止過量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剝削。當然，這甚至在德國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多年來帝國議會的黨派一直要求採取勞動保護措施，帝國議會也通過了這些方向的決議。障礙物只剩下一個：就是宰相本人。在此類問題上，俾斯麥的思想是最過時的，它或許類似於曼徹斯特經濟學派在半個世紀前的思想，但是生長速度快得多。在他看來，那些措施只是人道主義的廢話（Humanit?tsdusel）。真相是老年俾斯麥反對一切方向的改革，許多應該實行的改革延誤了很久，大臣們自己也知道。舉例來說，普魯士的收入所得稅急需調整。普魯士的財政大臣無條件地崇拜宰相，他起草了改革議案，國王同意該草案並簽了名，可是在提交議會辯論之前，俾斯麥結束了邦議會的會議，議案被扔進了廢紙簍。

現在威廉二世開始對社會立法感興趣，在任何客觀公正的觀察者看來，此事遲早必定會發生。一方是帝國議會，再加上皇帝，必然會戰勝宰相的反對。帝國內政大臣馮·伯蒂歇爾（Boetticher）是俾斯麥在帝國議會和普魯士政府中的代理人，他清楚地看到宰相如果不及時回來，就會在這場戰鬥中失敗。他前往腓特烈斯魯厄勸告宰相，可是宰相頑固不化。這次造訪的唯一效果是俾斯麥開始懷疑伯蒂歇爾秘密與自己敵對，轉向年輕皇帝這輪初升的太陽，覬覦宰相的斗篷。當然，在俾斯麥眼裡最後一條是可能的最壞的罪惡。這種懷疑在任何時候都能毒化他的頭腦。這一次它是雙重的危險；此時競爭對手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對他的地位的威脅，而且會危及他的兒子赫伯特，因為他已經將其視為繼任者。伯蒂歇爾只是嘗試走自己的路，甚或提出自己的建議，俾斯麥卻認為他不僅自以為是而且令人不快。伯蒂歇爾曾經由於岳父的錯誤而陷入財政危機，俾斯麥用威爾芬基金的一大筆錢幫助了他，假裝錢是來自老皇帝的個人禮物。因為他用從遭到廢黜的漢諾威國王那裡奪走的錢拯救了伯蒂歇爾，他認為伯蒂歇爾欠了他個人的債，理應感激他。

伯蒂歇爾於1890年1月9日造訪腓特烈斯魯厄，就在同一天，帝國議會開會了。按照議程，1月23日反社會主義者法案要進行二讀。顯然俾斯麥的行動應該是立刻返回柏林。不僅伯蒂歇爾，而且俾斯麥的最親密的合作者、宰相辦公室的主管馮·羅滕貝格（Rottenburg）也如此提議。然而俾斯麥駁回了他們的忠告，轉而聽取了赫伯特的意見，後者完全贊成留在腓特烈斯魯厄。

直至1月24日，俾斯麥才順從皇帝的意願返回柏林，因為那天下午皇帝召集了樞密院會議。樞密院是官方指定的普魯士政府的管理機構，由國王親自擔任主席。

樞密院會議定於下午6點召開，皇帝希望在開會前與俾斯麥私下見面。下午3點，俾斯麥先在辦公室和大臣們開了一次會。

大臣們見到宰相時，宰相告訴他們，據推測皇帝將向政務會提出勞工保護的提案。他建議他們既不要接受也不要反對這樣的提案，只要求給他們一些考慮的時間。每個大臣都同意了。然後俾斯麥轉向了反社會主義者法案。前一天它在帝國議會進行了二讀。除了賦予警察驅逐社會主義者的權力的條款之外，其他條款都得到了大多數議員的同意。民族自由黨和反對黨派一起投票反對這項條款。在辯論中，馮·赫爾多夫以自己黨派的名義宣稱，倘若不恢復這一條款，他們就投票反對整個議案，除非政府發表官方聲明，宣布接受刪節版本的議案。保守黨的這個決定代表了它的兩翼之間的妥協，其中一翼希望擊潰而另一翼希望維持卡特爾，並且著眼於即將到來的選舉。保守黨發表過有力的演講反對該議案，如果最終必須投票贊成殘缺不全的議案，他們希望有一些理由可以向選民解釋，正因為如此，他們需要政府按照他們的要求發表公開聲明。

隨後俾斯麥告訴大臣們，為了便於在帝國議會通過殘缺不全的議案而發表政府聲明是不明智的，因為那樣就會免除議會的責任。伯蒂歇爾指出，沒有政府聲明議案就不能通過，並列舉了不少論據表示反對。其他大臣也站在他一邊。可是俾斯麥再次固執己見。他的論點建立在一種微妙的理論基礎上，為了他自己的目的——就像他曾經盡情利用其他一些受害者那樣，隱瞞真實動機。

6點鐘，大臣們集合參加樞密院會議。他們進入會議廳時看見了皇帝和宰相，他們已經談過問題，但是尚未達成一致。

會議開始，皇帝發表演講，闡述他的社會改革。這些提議並不過分：禁止工廠在星期日開工以及限制女性和兒童的勞動，如今沒人會對這些事情有不同想法。然而威廉提出這些提議時使用了奇怪的表達方式。舉例來說，他說德國的僱主們像擠檸檬一樣壓榨工人，任憑老人在糞堆里腐爛，最後宣布他要成為乞丐之王（roi des gueux）——25年前，俾斯麥希望激怒進步黨時曾經使用過一模一樣的口號。如今聽見年輕的皇帝口中說出相同的短語，支持他厭惡的社會政策，他當然不可能高興。

這天剛巧是腓特烈大帝的誕辰，皇帝提及他希望在當天向人民發表一個公告，這是他擁有製造戲劇性效果的天分的一個實例。可是收到這個指令的大臣們回答說，他們需要時間仔細考慮這個問題，威廉只得讓步了。

然而當威廉談及反社會主義者法案時，真正的暴風雨來臨了。他請求接受該議案，即便沒有驅逐的權力也行。可是這次俾斯麥表示反對。看到皇帝無視他的理論觀點，他變得越來越激動，最後他大聲宣布，倘若該法案未能通過，他們就只得不要這種法律，任憑風浪越涌越高，直至發生碰撞。

俾斯麥的真實動機是這樣的。他希望社會主義者擺脫了法律的束縛以後會走向極端，然後他就準備用武裝力量鎮壓他們。威廉十分正確地理解了他的想法。俾斯麥的意思是引起流血衝突，所以皇帝回答說，他不希望剛開始統治就染上臣民的鮮血。他求助於其他大臣，請他們發表意見。他有理由相信其他人與他意見一致。然而他非常失望。由於宰相在場，沒人敢站在皇帝一邊。威廉被迫退讓，俾斯麥如願以償，反社會主義者法案未能通過。

皇帝極其憤怒地離開了會場，他覺得自己遭到了大臣們的背棄。他說：「他們不是我的大臣，而是俾斯麥的。」俾斯麥經常宣揚的「皇帝的政策」理論變成了什麼？他和他的皇帝第一次意見不一致時，它就毀滅了。

第二天，反社會主義者法案在帝國議會進行三讀。全體投票時，由於政府沒有發表他們想要的聲明，保守黨投票反對整個議案，加上自由思想黨、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反對票，這項措施被駁回了。事實上，這種異常的法律自此終結了。舊法律直至1890年9月30日失效，同年2月的選舉仍然受到它的陰影的約束。然後怎樣呢？未來可能有某屆帝國議會願意通過連卡特爾帝國議會都駁回了的法律嗎？凡是了解德國人民感情的人都不可能相信。與此相反，大多數觀察者都確信卡特爾黨派將在下次選舉中遭到慘敗，由於政府對反社會主義者法案處理不當，明顯缺乏領袖，加上保守黨與民族自由黨之間的衝突，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事實上，反社會主義法律的嘗試再也沒有復活過。

我們不懷疑，俾斯麥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他不可能再得到更有利於他的帝國議會。只能假定他真的想要一場衝突，他的態度沒有其他解釋。然而在皇帝的政務會上突然引發衝突是多麼大的錯誤！在1864年至1866年的鼎盛時期，他處理政務會的這些事務的方式是多麼不同，他引導威廉一世按照他的想法行動，只告訴國王對他有利的事。俾斯麥的次子是個冷靜的觀察者，有點憤世嫉俗，他評論說：「我的父親不能像以前那樣一錘定音。」俾斯麥覺得自己在樞密院犯了粗心的錯誤。第二天早晨，他的辦公室主管發現他躺在沙發上，眼裡含著淚。他說他不能留任了，皇帝完全疏遠了他。不過這種心情很快消失了，他不是那種會出於自願放棄權力的人。

他試圖妥協。在第二次會議上，他極力主張支持皇帝的保護勞工的想法。威廉高興了起來。次日即1月27日是皇帝的生日，表面看來完全是一個和解的節日。然而幾天以後，皇帝聽說俾斯麥又製造了新的麻煩。皇帝曾經建議薩克森的國王向聯邦參議院提交包含他的願望的提案，可是俾斯麥威脅薩克森公使說，倘若他們敢那樣做他就辭職。威廉打算向人民和世界宣布他的社會改革計劃，聽說政府部門正在慎重考慮他草擬的公告，他覺得可疑。俾斯麥把公告草案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包括對法律的修改建議，另一部分包括邀請其他政府參加在柏林召開的國際代表大會並討論社會問題的內容。大臣們正在開會時，皇帝不期而至，靴子上的馬刺噼啪作響。俾斯麥並不習慣他的君主用這種方式對待他。不過他把大臣們的決定告訴了威廉，皇帝感到滿意然後離開了。

又過了幾天，公告準備好了。俾斯麥親自幫忙編輯了文本，可是皇帝簽過字，要求宰相聯署的時候，俾斯麥卻推辭了。憲法規定皇帝的治理行為需要聯署，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不過由於獲准發布公告，威廉很高興，就在1890年2月4日的官方公報《帝國公報》上發表了沒有宰相聯署的公告。

這時選舉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公告引起了轟動，況且缺少宰相的聯署，進一步刺激了普遍的激動情緒。反對黨成員現在確定不僅反社會主義法已經死亡並被埋葬，而且皇帝與俾斯麥的政策發生了公開衝突。班貝格爾正要出發去見選區的全體選民時，看到了這份公告。他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一個朋友說：「或許等到4月1日，俾斯麥就能作為一介平民在腓特烈斯魯厄慶祝自己的生日了。」

俾斯麥感到事情不能保持原樣了。下一次開會時，他告訴大臣們，他將辭去普魯士首相的職位，僅保留帝國宰相的職位，皇帝已經同意了這件事。假如他希望大臣們反對他部分退休，他肯定大失所望了。眾人全都同意這種安排，伯蒂歇爾還發表了一番口才流利的告別演說，俾斯麥對他的怒火有增無減。

就在這次大臣會議召開的同一天，俾斯麥採取了超過他以往的所有詭計的一個步驟。他從未拜訪過外國外交官，這天卻突然在法國大使館出現，法國大使完全大吃一驚。不過更令他驚訝的是，宰相十分直言不諱地提議，他將促使法國政府破壞由德國皇帝發出邀請的國際勞工會議。法國大使寫道：「宰相明確地與他的君主對立。」整個不可思議的故事最令人震驚的特徵是這種可疑的處境絲毫沒有使俾斯麥感到窘迫。他興高采烈，在大使面前用逗笑和譏諷的方式談論德意志的一位君王巴登大公，也就是皇帝的姑父。最後他們聊起了大使房間里描繪伊阿宋（Jason）和美狄亞（Medea）的故事的圖片。大使談及一個美狄亞最後回到伊阿宋那裡的傳說。俾斯麥笑了起來，低吟了一句：「人總是回歸他的初戀。」（On revient toujours à ses premiers amours.）然後留下了一句話：「或許那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了破壞皇帝全心全意舉辦的國際勞工大會，俾斯麥採取的操控手段不止這一種。勢所必然的結果是皇帝聽說了這些花招，此時他確信宰相暗中玩弄任何詭計都是有可能的。他感到自己的君權受到了冒犯。後來他說：「我除掉這種人是為了王權。」

現在俾斯麥試圖使用曾經用來有效地對付腓特烈皇帝的方法。他通過外國報紙讓人們獲悉，由於他與皇帝的意見分歧，皇帝迫使他從普魯士政府退休。然而他再次失望了。1888年時報紙的反應是痛哭哀號，現在卻相當平靜，更糟糕的是甚至十分滿足。民族自由黨的一份報紙冷靜地寫道，這樣最有利於普魯士的大臣們，俾斯麥一直壓制他們的主動性。

2月20日，新帝國議會的選舉開始了。卡特爾黨派遭到慘敗，自由思想黨的席位增至兩倍，社會民主黨的選票也翻倍了。儘管既存的反社會主義法律強加各種令人厭煩的約束，他們仍然獲得了將近150萬張選票。

這是俾斯麥的體系遭受過的最沉重的打擊。無數選民覺得在1887年的前一次選舉中，俾斯麥和他的戰爭恐慌欺騙了他們。很多人感到他以前的熟練控制力消失了。首要的中央黨報紙發表了一篇題為《他不再成功！》（Es gelingt nichts mehr！）的文章，人們一再重複這句口號，因為它完美地表達了大部分人民的感情。

在議會制國家，如此顯而易見的選舉失敗必然導致首相的辭職。但是德國不是議會制國家，向人民的選票屈服是俾斯麥最不可能做的一件事。他的做法完全相反，他放棄了部分退休的想法。他決心保住自己的全部官職，而且要更加徹底地控制大臣們。另一方面，他著手組織新的黨派聯合體。卡特爾消失了，為什麼不試試保守黨和中央黨的同盟呢？只要波蘭人和圭爾夫派加入，這種組合確實能在帝國議會中佔據多數。在俾斯麥眼裡，波蘭人和圭爾夫派始終是最出眾的帝國敵人。儘管如此，現在他願意招攬他們加入新聯合體。

不過俾斯麥正在醞釀的另一個計劃更重要得多。他十分清楚地記得1862年他第一次當上首相時的境況。那時威廉一世根本不喜歡他，卻被迫依靠他，因為其他人都不能幫他度過與下議院的憲法衝突。新的衝突會讓威廉二世陷入相同的處境。俾斯麥的計劃就是挑起這樣的鬥爭。有兩條途徑可以達到目的：軍事預算的巨額增長，以及比已經被駁回的議案更嚴苛、更慘暴的反社會主義者議案。新的帝國議會將駁回這些措施。然後他們就不得不解散國會，重新進行選舉。可是他能否同樣確定，選民將選出更容易駕馭的帝國議會？俾斯麥知道疑問非常大。但是他也對不測事件有了準備。他構想出了一種新理論，它與他在60年代利用過的著名的憲法缺口理論（Lückentheorie）同樣有效。

他的新理論相當簡單。他主張，帝國是德意志君王而不是德意志國家組成的聯邦。如果君王們不滿意，他們可以通知和解散這個聯邦，正如股東對經營結果不滿意時可以關閉公司一樣。他們不會徵詢德意志人民的意見，人民也無權置喙；人民必須等待，直到君王們決定組建新帝國制訂新憲法，那無疑不會縮減議會的權威，也不會取消普選權。

當然，這種理論完全否定了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其實也否定了德意志的民族情感；它意味著摧毀使人民喜歡俾斯麥的一切東西，統一德意志的英雄竟設法策劃毀滅德意志，這的確是最令人遺憾的奇觀。

這些計劃從未實現，甚至從未被嘗試，這對德意志人民來說是幸運的，對俾斯麥來說是不幸的。皇帝儘管不知道宰相打算採取什麼極端措施，仍然拒絕了俾斯麥提出的第一個步驟，他也拒絕同意採用更嚴苛的反社會主義者新議案。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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