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守望傳統的價值

一、什麼是傳統？

什麼是傳統？在《後漢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在這句話中，「傳」是動詞，「統」是統系。「統」表示一種連續關係之鏈，古代多用「皇統」「君統」「宗統」「道統」等來表示，與今天的「傳統」一詞有近似之處。今天我們所用的「傳統」一詞來自於現代漢語，已經吸收了西方語言中「tradition」一詞的意義，指世代相傳的精神、風俗、藝術、制度等。在20世紀的社會文化話語中，與「傳統」相對的是「現代」。

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認為，就廣義而言，傳統是指從過去傳延到今天的事物；就外延而言，凡是被人類賦予價值和意義的事物，傳延三代以上的都是傳統；就主要用法而言，傳統多指文化傳統，即世代相傳的思想、信仰、藝術、制度。傳統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連續性，為社會帶來秩序和意義。傳統的功能的實現以敬畏傳統為條件。

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還進一步指出，傳統是人類智慧在歷史長河中的積澱，是世代相傳的行為方式，是對社會行為有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文化傳統中，希爾斯特別關注「實質性傳統」，這一概念來自韋伯的「實質合理性」概念，主要指價值傳統，即指崇尚過去的智慧，注重以從過去傳承下來的行為模式為指導，如對宗教信仰和家庭人倫的感情，對祖先和權威的敬重，對家鄉的懷戀，對族群、共同體的歸屬感及忠誠等。傳統對人們有強大的道德規範作用。

我們認為，文化傳統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生命和血脈，也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傳統的積極意義是，有利於文化傳承發展，形成歷史文化的繼承性和連續性；彰顯文化的意義，保守文化的價值，塑造文化的認同。價值傳統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道德品行的保證，是社會秩序的保障；價值傳統是文明質量的保證，賦予存在以意義，維護古往今來的理想。價值傳統是文化傳統的核心，反映一個文化的價值規範、價值理念、價值追求、價值理想，即價值觀。

文化認同是人們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認，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價值傳統的認同，是凝聚這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因此，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而且是最深層的基礎。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作為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的文化認同、價值認同，不僅沒有失去意義，而且成為綜合國力競爭中最重要的「軟實力」。

在概念上，「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是有分別的。傳統文化包羅萬象，如中醫中藥文化、中餐美食文化、中國茶飲文化、中國民樂戲曲，凡是歷史上的文化現象都可歸入傳統文化範疇；而文化傳統是內在於傳統文化的道，是文化的精神、靈魂、氣質。我們現在討論的中華文化，往往同時包括這兩個方面。

傳統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是完美的，傳統有舊的衰落，有新的加入，雖然傳統促進了價值的穩定、文化的延續，卻在歷史轉折和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出惰性。這時傳統便成為焦點，被強調更新和改革的人視為包袱，於是在社會文化轉型時期，傳統便成為「問題」了。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傳統曾一度受到個人解放和科學主義的猛烈抨擊；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受到的批判以「五四」時期最為突出。

二、如何認識傳統

傳統有精華與糟粕之分。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有積極的意義，但把整個文化傳統看成巨大的歷史包袱，要傳統文化對中國的落後負全責，以為只有與傳統激烈地決裂才能走向現代，則帶有明顯的激進色彩。在學術層面上，全盤否定儒家的價值體系和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把合理的批判推向極端，以科學、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確理解「傳統」「權威」的積極意義，這些顯然都是偏激的。其原因是未能確立對待傳統的正確標準。

20世紀出現的全盤反傳統思潮，就涉及分辨傳統的標準，其突出的問題主要有四點。

一是以富強為唯一標準。例如，陳獨秀在比較東西文明和檢討中國文化時以功利主義為基點，以富強之強為根本標準，極力稱讚：「西洋諸民族好戰健斗，根於天性，成為風俗，自古宗教之戰、政治之戰、商業之戰，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英吉利人以鮮血取得世界霸權，德意志人以鮮血造成今日之榮譽!」陳獨秀不僅變成一個戰爭與鮮血的崇拜者，而且公開提倡文化教育中的「獸性主義」，抨擊「獨尊人性」，高呼「保存獸性」。他說：「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聲頑狠、善斗不屈也，曰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活也，曰順性自然、不飾偽文也。晰種之人殖民事業遍大地，唯此獸性故；日本稱霸亞洲，唯此獸性故。」與此同時，他還把愛好和平與注重文化教養看成是東方民族的「卑劣無恥之根性」而加以詆斥。這是在外在功能坐標中判斷人文價值，認為一切與富強的政治、經濟功效無直接關係的人文文化都沒有價值。其實，真、善、美和人類的平等、友愛、和諧、互助的價值理想以及表達這些價值的人文文化，是不可能依照某一外在的功效來衡量自身價值的。衡量人文價值的標準必須內在於人文文化本身的真、善、美，也就是說，不能因為唐詩、宋詞或儒學的仁義禮智信、道家的自然無為思想不具有某種政治、經濟的功效，就否認其價值。

二是以科學、民主為唯一標準。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自1917年後更多地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這比《新青年》創辦初期更具積極的啟蒙意義，但全盤反傳統的思想也藉此而發展。陳獨秀的話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完全對立起來：「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他不僅以民主和科學的名義從整體上反對孔子與儒家、道教、佛教，而且還把民主、科學與中國古典文學和藝術完全對立起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倫理革命主張和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學革命主張，從文化觀念上看，實際上是引入「科學」「民主」作為判斷文化傳統價值的根本標準。但是，文化遺產所包含的在哲學、美學、倫理、文學層面上具有普遍價值的成分不可能在「科學」「民主」的範疇內被承認，因此「科學」「民主」並不能作為判斷文化價值的唯一標準。文明、和諧、正義等價值不能以「科學」「民主」來衡量。

三是以文化為意識形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基本文化觀：第一，革命是絕對的，革命就是階級鬥爭。於是革命成為判斷文化的唯一標準，一切不能歸屬於革命的文化，如愛情文化、親情文化等表達人與人感情的文化，都被看作阻礙革命的文化，都被批判和反對。第二，文化是意識形態。這種觀念認為，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並為其服務的，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每一種生產關係構成的經濟基礎都有適應其需要的上層建築及意識形態，因而歷史上的文化形態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的基礎。這種理解完全忽視了道德、宗教、哲學對人類、社會、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意義。道德作為調節人的行為、調節個體與社會的利益關係的文化形式，含有超越歷史時代的普遍性準則，「道德世界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還是經驗與真正智慧的一種結晶」。而宗教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的另一種形式，在本質上是人面對自己的「生存」在精神的深層表現出來的「終極關懷」，同時也是道德價值的一種特殊承擔形式。至於藝術與哲學所包含的具有超越時代性的人類對於自身與自然的理解與思考，就更不是狹隘的意識形態所能容納的。認為文化就是意識形態，其結果只能是使千百年來積累的文化遺產變成廢墟，導致民眾文化意識極度貧乏，滋長對人類歷史文化的輕浮、淺薄的傲慢。「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成為觀念、文化領域最流行的口號。第三，把傳統歸於農業文明。這種觀念認為農業文明已經完全過時，所以蘊含於農業文明的文化傳統也就自然是過時的。其實農業文明孕育出很多文化的形態、文化的成果、文化的價值，它們都包含跨越時代、超越國度、富有永恆價值的內涵，不會因時代變化而改變。

四是價值理性視野的缺失。「五四」時期除了主張富強、民主、科學三個標準外，最為根本的是，當時的學人們不能正確地認識近代文化中的價值理性的意義，進而導致了價值理性視野的缺失。價值理性重視價值的理性，工具理性重視功效的理性。價值理性是主張博愛、平等、平均等價值的倫理體系。儘管西方近代文明通過啟蒙運動掙脫了基督教教會的約束，通過對科學、民主等理念的倡導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整體存在與發展，是與以傳統宗教為形式的價值傳統的連續性分不開的。基督教雖然經過了宗教改革和其他轉化形式，但仍然是西方近代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五四」時期以來，我們看西方，只看到近代民主與科學的進步，而沒有認識到倫理—信仰傳統的連續性及其在文明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使我們對傳統與現代、對文化發展的繼承性與創發性採取了片面的態度，把傳統與現代化完全對立起來，陷入了全盤反傳統主義的誤區。在中國文化中，文化與歷史傳統是保障價值理性的重要基礎，因此，在近代化的過程中，由文化危機引發的激烈的反傳統思潮勢必在相當程度上導致價值理性失落的危機，從而破壞價值的連續性與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傷害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本身而導致價值的危機。

當年，人們大力提倡和歡迎「德先生」「賽先生」，追求民主與科學是人們熱切的嚮往。在新文化運動中，有識之士也曾呼籲歡迎「穆勒爾」（moral，道德）小姐，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也是其應有之義並具有迫切性。然而，民主和科學在當時被認為是最重大的課題，這在客觀上造成「德先生」和「賽先生」受到重視，而冷落了「穆小姐」。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明確辨識傳統的標準，才能弘揚中華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7]164的價值傳統，才能確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核心價值的文化根源。

三、傳統與現代化

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來看，形而上學地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在學理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上產生的直接惡果就是大大傷害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使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文化、價值、精神的全面失落，加劇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中的混亂、痛苦，甚至加劇政治、經濟危機，從而削弱了中華民族對於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困難的承受力與戰鬥力。反傳統主義者希望義無反顧地甩掉歷史文化的包袱，大力加快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文化保守主義者則主張在社會改革和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保持文化認同，承繼文化傳統，發揚民族精神。20世紀70年代以後，工業東亞—中國文化圈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港台地區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現代化的經驗，其最大的意義在於揭示出中國人或在中國文化熏陶下成長的人完全有能力在開放的文化空間實現現代化。由此，「五四」時期以來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中華民族憑藉聰明才智曾經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放眼未來，她也一定能趕上時代的步伐，建設新的現代文明。如果我們不在批判傳統的消極性的同時發揮傳統的積極性，如果我們不在大力吸收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仍然保持民族的主體性，加速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是一味地在傳統身上算老賬，讓傳統對現代化的滯後負責，以迴避我們自己的巨大責任，這只能更顯示出作為「不肖子孫」的我們的無能罷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課題，不應再是對傳統作感情衝動的全面否定，而是應該化解傳統與現代之間自「五四」以來的不必要的對峙，理性地對傳統進行批判性的繼承、創造性的發展。

「文革大革命」以後，追求現代化成為全社會的明確共識。儒學能促進中國現代化嗎？這一問題不僅揭示了近代以來儒學處於尷尬境地的根本原因，也說明了儒學面臨的真正挑戰。近代以來，在探索中國傳統社會為何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社會而自然步入現代化的研究中存在一種潛藏的意識，即認定阻礙中國傳統社會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因也就是我們今天遲遲不能實現現代化的根由。世界近代化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西歐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從而進入工業文明，一種是其他地區在既有的近代化模式下通過移植、學習而使文化實現演進變革。前者為創生的，後者為模擬的。而阻礙一種文化自發地「創生」現代化的原因並不必然也是阻礙該文化「模擬」現代化的原因。以日本為例，日本文化未能自發地步入近代化，但是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並沒有首先在文化上進行「脫胎換骨」，把傳統精神資源全部拋棄。因此，當我們死死地追問中國文化何以未能產生資本主義而自發走上現代化道路并力圖由此找到現代化改革的根本障礙時，我們是否想過，工業東亞(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地區)這些被稱為「後儒家文化」的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是自發地創生出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而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入現代化社會也沒有一個是先經歷了與傳統決裂的「文化革命」。因此，20世紀70年代後工業東亞的經濟奇蹟對美國戰後的現代化理論構成了重要挑戰，這使得即使是反傳統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意識到，傳統不必然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障礙，現代化可以通過不摧毀傳統的方式實現，傳統的調整和持續與制度的改革和建構，可以整合在同一過程之中。而破壞傳統不僅不必然意味著現代化的實現，而且可能導致價值結構的解體和文化認同的失落，損害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本身。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未能自發地引導中國社會步入近代化，但中國文化的價值傳統並不必然與模擬、學習、同化既有的現代政治經濟制度相衝突。戰後東亞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現代化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證明了中華文化養育的中華民族完全有能力在開放的文化空間實現現代化，一個世紀以來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四、傳統與現代中國

在文化轉型的20世紀90年代，我們常常看到「傳統文化與改革開放」這類題目。事實上，不少傳統文化的內容與改革開放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或是毫不相干的。例如，《楚辭》與改革開放有什麼關係?有利於還是不利於改革開放？二者可以說沒有什麼關係，但這不等於說《楚辭》沒有價值。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內容，如哲學、文學、藝術、宗教，其價值並不可以也不可能在功利主義的坐標中得到肯定，而是要站在文化自身發展的立場上來斷定其價值。所以，我們看待傳統文化，要從一個更高的角度，從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內在價值角度，來認識傳統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20世紀90年代末，學術界在「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些共識。這就是：傳統並不是我們可以隨意丟棄、摒除的東西，拒絕或拋棄傳統是不可能的；傳統是文化對於人的一種作用，而傳統對於人的作用和意義，又依賴於人對傳統的詮釋、理解。因此，傳統的意義更多地取決於我們如何在詮釋的實踐中利用它，如何創造性地傳達其意義。

在多數知識分子的理解中，「現代化」主要是一個經濟功能性的概念。事實上，「中國文化與現代化」或「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是一個範圍遠遠超過經濟發展問題的課題，這是因為「現代化」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現代生活中仍有傳統，也不可能離開傳統。尤其是現代人仍需要終極關懷、價值理想、人生意義、社會交往，因此對於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承繼與轉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在支持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和推進其理性化的同時，還需要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來思考中華文化傳統與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問題，即發達的、現代的市場經濟與商業化趨勢使道德規範和精神文明的價值更為凸顯，傳統價值體系的繼承和改造將對建設有中國文化特色和完備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發揮積極的作用。事實上，一切傳統都與現代化有衝突的一面，都必然對現代化發展中的物慾橫流、價值解體、人性異化、人際疏離、文化商業化等消極因素持批判態度。傳統是我們在現代社會規範引導現實、重建價值觀的重要資源。

習近平指出：「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今天，中華民族已經不再懷疑自己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實力，現代化對於中國人來說，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如何快速、穩妥地加以實現的問題。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起飛，今天很少再有人把現代化受挫的滿腔怨氣噴向中華傳統文化，很少再有像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人們對中國現代化前景的那種焦慮，那種由於國家經濟發展緩慢而產生的對傳統的憤懣已經大大緩解，代之而起的是全國自下而上的國學熱，這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在建設精神家園方面對本土傳統資源的熱切渴求。在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道德秩序和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日益突出。社會道德秩序的建立離不開傳統道德文化，這已經是轉型期執政黨和人民的共識。與其他外來文化和宗教相比，中華傳統文化提供的生活規範、德行價值及文化歸屬感，發揮著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華傳統文化在穩定社會心態、塑造向上精神、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為當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中國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和源泉，這已經成為今天人們的共識。我們高興地看到，傳統與現代的緊張關係已經日漸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對振奮民族精神、重建價值體系、復興中華文化的關注和要求。我們對傳統的關注已經從現代化的主題轉為民族復興、民族文化傳承發展的主題。當前，人們更為關心的是如何發揮傳統的積極性、如何借鑒傳統的精華，從而提高文化自覺，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正是文化心態成熟的標誌。

◎本文原載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作者陳來，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等），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