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猶太人用史詩巨片讓世界記住他們的苦難

文 | 雲也退

丁酉年央視春節晚會上出現了一位105歲的老兵，作為固定橋段「憶往昔」的高潮，老太太在全場「生日快樂」的轟鳴中木然地擺了擺手。不能要求她做更多了，每個人，辦晚會的人和看晚會的人，都明白上世紀的那段歷史，那段直接界定了今日中國之民族認同的血與鐵的歷史，它的直接參与者已經基本凋零了。往後幾年，話該怎麼說，人心如何凝聚，都得坐下來好好研究一番。

有個巧合，1月27日也是聯合國規定的「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從2005年開始，每年的這一天，都有許多相關主題的公共活動在各國舉行。紀念日的設立，少不了猶太人力量的推動，他們也擔心，當倖存者們進入風燭殘年，一個個辭世，大屠殺這黑慘慘的一頁將會從後人的記憶日程里黯淡下去。

若老人都不在了，如何抗拒對歷史的遺忘、修正和戲說？中國人的電視機被抗日神劇霸佔了不少年了，耄耋之年的老兵們對此心情很複雜，相反，關於大屠殺和反納粹，有一批經典電影站穩了腳跟，獲得了名望，讓大眾知曉在1930—40年代的歐洲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以色列的《國土報》新近刊文，推薦了十多部有關這個題材的佳片，如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無恥混蛋》，凱特·溫斯萊特主演的《朗讀者》，1989年上映的《冤家，一個愛情故事》（我在之前的專欄中寫到過其小說原著）也在此列，距今最近的則是2015年上映的匈牙利影片《掃羅之子》，講一個名叫掃羅的猶太人在集中營里被指派去掩埋死屍，當埋了一個可能是自己親骨肉的男孩後，他徹底瘋了。此外，還有一部2014年奧斯卡最佳短紀錄片《6號房間的女士》，它的女主角愛麗絲是一位1903年出生的大屠殺倖存者，在影片上映次年去世，享年110歲。

不過，這些片子都屬於「不該遺忘」的，「值得一看」的，因為它們的知名度再高，生命力再強，也肯定比不上1993年斯皮爾伯格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

《辛德勒的名單》被譽為「史詩巨片」，斯皮爾伯格曾說，當初他不是想拍，而是「不得不」拍，結果，他拍出了一部擊碎所有幻想的影片，當觀眾們知道，就連公共廁所底下的一隻糞坑都曾藏身了一個猶太孩童的時候，他們坐在舒適的影院坐椅里的身體都在瑟瑟發抖，淌下的淚全是從靈魂流出。辛德勒的工廠拯救了1000多名猶太人，讓他們逃過了被焚化成灰的厄運，這是真事，前幾年還有報道說，有三位名單上的人後來定居美國，合夥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唯其幸運，人們更明白這場以猶太人為主要受害者的人道災難（猶太人口中的「shoah」，也是克勞德·朗茲曼那部經典紀錄片的片名）如何配得上阿多爾諾的那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

斯皮爾伯格憑此片獲得了「良心」的讚譽。他是猶太人，別說一個猶太人拍大屠殺影片，哪怕是一個愛斯基摩人來拍，也必定會遭到最嚴厲的審查，因為這涉嫌為猶太人當今的全球利益「張目」。然而，斯皮爾伯格拍了十年，《辛德勒的名單》最終征服了各路挑剔的批評者。現在，對此片最尖銳的批評意見，是它將猶太人群體給扁平化、蒼白化了，變成了一個單一的「受害者」符號，還有人說，片中的受害者的裸體製造了一種「大屠殺色情」——我覺得這些都是相當瑣碎的意見了，像「販賣苦難」之類的罪名，很少有人安到功成名就的斯皮爾伯格的頭上。

善人——惡人，拯救者——被拯救者，《辛德勒的名單》把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傳輸得很透徹。猶太人當然並非一水的受害者，其中也有投機分子，也有為虎作倀的人，更有在暴力的摧殘之下轉投去欺壓更弱小者以求自保的人。批評者的指控絕不是毫無道理；片中的反角，納粹軍官阿蒙·戈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惡魔，被全美電影協會評為影史上百大惡人中的第15名，但他的邪惡，很可能讓人感到自己很安全，就像看懸疑片時覺得自己幸運地處在畫面之外的世界一樣。戈特是非人類，不會出現在由人類組成的日常社會裡；「Schindler』s List」的字樣像是兩個世界之間的一道厚牆，讓人確信戈特只是在銀幕和熒屏里才能看見的物種，就如同異形和吸血鬼。

製造善惡二元被視為是電影的本分；表現複雜的、處在灰色地帶的人性，並不是每個導演都感興趣的，即使感興趣，他們也未必能用電影技術來展現。結果就是，《辛德勒的名單》布設了一道「景觀」，推遠了，而非拉近了大屠殺和當下的距離——一些批評家就是這麼認為的。特別是，當超長的紀錄片《Shoah》問世，片中導演訪問前集中營看守弗朗茨·肖林的一段，就經常被拿來與《辛德勒的名單對比》。什麼是虛構的惡魔？什麼是現實中的惡魔？現實中的惡魔非常平庸——用上漢娜·阿倫特的概念——模樣平庸，語言平庸，沒有那麼多可怕的動作和猙獰的表情，於是觀眾懂了：集中營看守，跟自己遇到的每一個袖手旁觀的路人都有關係。

但這是一個典型的取捨問題：你想要全部的真實，就不能不犧牲你的受眾面。斯坦利·庫布里克就說《辛德勒的名單》太片面，他自己想拍一部足夠複雜的大屠殺影片，看到《辛德勒的名單》之後宣布放棄。批評《辛德勒的名單》最嚴厲的是匈牙利作家凱爾泰茲·伊姆雷，他自己就是集中營倖存者，他以親歷者的身份挑剔影片的媚俗，討好大眾——所謂「刻奇」是也。然而凱爾泰茲自己的書，加在一起的讀者群都不及《辛德勒的名單》觀眾的百分之一。

因為他沒有興趣去刻畫全貌；他打著燈籠在黑夜裡走，要讀者跟上來，還不一定跟得住，一路不停地有人開小差，只因書太難讀。可是，《辛德勒的名單》卻能將觀眾綁在座位上兩個半小時，告訴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幾百個猶太人勝利大逃亡，背景則是幾百萬個猶太人的死，觀眾可能會看到前者而忽略後者，但是，即便片子有簡化和誤導之處，它到底確立了一種正常的歷史認知，說出了誰弱誰強，哪一方殘酷無情，哪一方苦苦求生。

正常是基本的要求，卻又何其難得。為了當下的需要而扭曲過去，甚至為了當下的娛樂需要而娛樂地扭曲過去（前提是不顛覆某種「定論」），做起來不啻為從惡如崩，易如反掌，而反過來，保持對一個歷史主題的絕對嚴肅的態度，可就難得多了。在影片中，辛德勒是在看到一件小女孩的紅外衣時，惻隱之心被觸動，意識到應該救救猶太人的。電影製作人擅長設定類似這種「戲劇時刻」，製造出紅衣女孩和無數黑白色調、千人一面的受害者之間的反差。你可以挑剔它的刻意簡化，但你不能否認影片的嚴肅：確確實實，有那麼一些猶太人被辛德勒救了，而他們的救星辛德勒，和他們的敵人阿蒙·戈特一樣，也是將其視為一整群人，並沒有把他們當成一些獨立的個體。

人們通過《辛德勒的名單》領會到的絕望正是影片帶來希望的地方。它將人們逼到死角，一個教人發瘋的真正的非人間里，逼得他們只有奮起回頭這一條路可走。猶太人最不願看到的，就是世人在大屠殺的問題上失去嚴肅性，於是他們做出了各種努力，寫書，拍電影，也支持其他人寫書和拍電影，以及設立紀念日，紀念那段雞蛋被石頭碾碎的日子。他們的理念中是沒有「非人間」的，所以，紀念行為不能像魯迅那樣憤世嫉俗地說「為了忘卻」，他們紀念，就是為了永誌不忘。

【注】本文原標題為《為了不忘卻的紀念》。

【作者簡介】

雲也退|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記者，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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