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與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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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與政治活動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著

黃宗英譯

選自《築就我們的國家：

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附錄1

本書第一章

本書第二章

本書第三章

1954年，也就是歐文·豪創建《異議》(Dissent)的那一年，豪在《黨派評論》中發表了一篇名為「皈依的年代」(This Age of Conformity)的文章。文中他將《黨派評論》輝煌時期的進取精神與艾森豪威爾時代初期知識分子的自滿消極做了對比。下面是他對先鋒派的如實描述：

喬伊斯、普魯斯特、勛伯格(Schonberg)、巴托克(Bartok)、畢加索和馬蒂斯(Matisse) (僅以代表人物為例)的成就，標誌著西方文化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這個轉向因其出現在社會危機時期而非社會強盛時期而顯得更為重要。先鋒派的任務是，反擊他們的藝術作品在文化權威中遭遇的敵視態度，發掘正式的術語和模式以鞏固其成就，揭示他們的作品和過去的作品——因作者已故而被接受的作品——之間的連續性。其後不久，一部分先鋒派積极參加政治活動，這決非偶然，因為正是現代主義大師們的革新所激發起來的敏銳的情感對現代社會的危機做出了回應。這樣，在《黨派評論》之類的雜誌早期(大約在1936和1941年間)的文章里，這兩股激進的力量交匯在一起，其結合動蕩不安卻富有成果；正是在這段歲月里，這本雜誌才最激動人心，才成了聯繫藝術和經歷，聯繫批評意識和政治良知，聯繫先鋒派文人和獨立的政治左派的重要環節。[1]

我模糊地記得讀這篇文章時還是個滿腔熱忱的22歲的青年。那個年齡，我一心只想在《黨派評論》上發表點什麼——最好是象歐文·豪那樣的文章，既有批評意識又有政治良知。40年前，我可能還對上面引用的這段文字中的每一句話篤信不疑。

現在重讀這段話，我發現其觀點實在不能令我信服。我不認為20世紀初的文學藝術標誌著西方文化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那個時代的問題根本算不上「現代社會的危機」 。重讀豪的後期作品，我發覺他可能連自己都開始不大認同這段話了。可是豪做事太急切奮進了，不肯花大量時間矯正潤飾過去的文章。到寫作《希望的邊緣》(A Margin of Hope)時，他已經對「運動」的觀念深表懷疑，與30年前相比變化很大。

在這本80年代初寫作的書中，豪婉轉地嘲弄了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的觀點：《黨派評論》應該「不停地運動」 。他也嘲弄了自己年輕時和拉夫一起憧憬過的「政治意象」(imagery of politics)：「一幅鮮明、衝突、結盟、排斥的意象」 。[2]威廉·菲利普(William Phillps)在1946年宣稱，豪當時在《黨派評論》中刊發的蘭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伊麗莎白·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索爾·貝婁(Saul Bellow)和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的作品缺乏「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熱忱和信心」 。[3]豪對此進行了溫和的嘲諷，其中一段話幾乎明確否定了我先前引用過的那段話中的看法：

先進分子聯盟的想法用不了多久就會自生自滅，儘管它令人著迷，給人以力量。先鋒派大踏步進軍，但不一定是同一步調或同一方向。《黨派》的撰稿人奮力前行的時候，文學和政治的先鋒派正沉湎於過去的輝煌……現代主義沒有按照主觀意志沿著一條必然的行進路線運動……不，文化的現代主義和獨立的激進主義的結合既不是正當的婚姻也不是長期的私通；它是朝著相反方向匆匆而行的兩方的聚會，短暫，喧鬧，混亂。[4]

豪編輯《異議》的實踐經驗促使他說了這番話。這本雜誌和最初十年的《黨派評論》的區別在於，《異議》和其撰稿人不想參加任何運動。他們只願意投身於眾多具體的政治活動中。政治活動是有限的，可能會成功，也可能會失敗。相比之下，社會運動既不會成功，也不會失敗。社會運動規模龐大，毫無定數，不可能從事簡單的事務。各種運動有一個共同特點——「對無限的熱愛」(克爾凱郭爾語)。比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這類運動使得陀斯妥耶夫斯基之類的小說家能夠「感受思想」[5](豪的讚詞)。

要參加一場社會運動就要把達到特定目標的特定政治活動看成是宏大事業的一部分，其自身沒有什麼意義。政治活動的目標可以是組成農業季節工人工會，藉助投票或武力來推翻一個腐敗的政府，將醫療保健社會化，從法律上認可同性戀的婚姻。這些政治活動不大需要關注文學、藝術、哲學或歷史，而社會運動則要求這些文化領域的共同參與。這些文化領域提供了一個大背景，在此背景下，政治不再只是政治，而是一個子宮，從中誕生出諸如保羅的「基督教新人」或毛的「社會主義新人」之類的生命。運動政治（movement politics）看不起「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豪在30年代對運動政治再熟悉不過了，而在60年代運動政治再次出現時，他卻對其效果深表懷疑。這種政治認為，將來美國肯定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美妙的新生事物就要誕生。

豪年輕時太熟悉社會運動了，以致於他後半生再也不想參加任何社會運動了。他開始參加具體的政治活動。他創辦的雜誌則開始刊發關於政治活動的文章。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背離了文學、藝術、哲學和歷史。他依然觸及這些領域，但不再想把批判意識和政治良知結合起來，不再想把事業的完善和生活的完善結合起來。閱讀拉夫的《黨派評論》可以測知自己的精神溫度，而閱讀豪的《異議》則可以清楚地了解目前強者如何壓迫弱者、富人如何欺詐窮人。《黨派評論》是實踐的目標，而《異議》過去是，現在也是，信息和建議的來源。

在《希望的邊緣》中豪寫到，30歲時他想「寫愛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和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那樣的文學評論」 。 87他曾以這兩個人為典範，而現在隨著他越來越成功，他也象他們一樣，不再要求自己追求並忠於身外的宏大目標。正如威爾遜和奧威爾，他想寫就寫，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不關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服務於哪個宏大目標，不關心自己的作品如何才能與時代精神緊密相連。象他們一樣，他堅持認為，「世上有幾種美，在它們面前道德的想像力應該退避三舍」， 88就此他擊退了托爾斯泰的幽靈。然而眾所周知，他無法「調解當作家的願望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昔日夢想之間的矛盾」 ，為此深受困擾。即便如此，同時代人還是很羨慕他，因為他時間充裕，既能作一個有所成就的文人，又能當國內最有影響的政治雜誌的無薪編輯。他同時具有艾倫·塔特和貝阿德·拉斯廷這兩個人的才華和實幹精神。

豪本人可能不喜歡被人稱作鬥士一聖人，但這個稱號的確有助於我們了解他為什麼能在許多人的生活中起到奧威爾曾在他的生活中起到的那種作用。幫助他編輯《異議》的年輕人從他那裡學會了如何處理好苦思冥想的生活和積極行動的生活之間的關係，學會了如何在一周內交替地審視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豪使他們意識到了人和萬物的有限性。他們象豪一樣嘲弄人和萬物的不純粹而又坦然地接受這個現實。

我們大部分人年輕時都企望心靈的純潔。而凈化心靈的捷徑是以堅定不移的意志追求一個事物，這就要求我們把每一件事都看成是一個模式的一部分，模式的中心就是被追求的那個的事物。社會運動提供了這種模式，因此也就保證了獲得純粹的可能性。後期的豪既保留了批判意識又保留了政治良知，同時又沒有將這兩者融合成宏大的一體。許多人頗為欣賞這種巧妙地擺脫純粹和模式的能力。

當文學取代了聖經，多神論和它的問題就又出現了：托爾斯泰與陀斯妥耶夫斯基之間的選擇以及普魯斯特與熱內(Genet)之間的選擇，取代了耶和華與巴力(Baal)之間的選擇以及阿波羅與狄俄尼索斯之間的選擇。文學評論家在上兩個世紀的文化中地位顯赫，這是將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浪漫主義地神化的自然結果：眾神需要有人冥想他們的光輝並給神諭作註解。崇拜唯一神，尤其是柏拉圖模式的神，要求心靈純凈，而多神崇拜則需要人有能力內化並容忍對立，不只是小說家和小說之間的對立，還有小說家與小說家的對立以及小說與小說的對立。

豪說過，小說的眾多「秘密」之一是，「偉大的小說家非常嚮往對立，他的書中需要這種對立，儘管這可能有悖於他先天的氣質、他的追求和他的幻想。」 89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認為小說的這個秘密就是文學的秘密，文學這個文化領域與科學和哲學處於永久的對立中。90他言之有理。布魯姆又說，文學信奉普羅泰哥拉(Protagoras)的名言「兩個邏各斯彼此對立」 ，因此必然主張多神論，必然會出現爭論不休的現象。而柏拉圖發明出來的哲學則必然主張一神論，必然會出現趨同的現象。社會運動適合於存在論神學的柏拉圖主義者，而政治活動則適合於觀念複雜的文人。

豪在《政治與小說》(Politics and the Novel)中引用了馬克斯·舍勒的銘文，這句話描述了他最感興趣的那種對立：「真正的悲劇誕生於『 「正義」的觀念似乎導致更高的價值毀滅的時候。』」一個渴望成為政治聖徒的人可以避免這種悲劇，只要他凈化心靈，只要他只有一個追求、一個幻想，而且他要反覆地說：「我要實現的不是我個人的意願，而是這場社會運動的意願。」豪從政治小說中吸取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他從社會運動轉向政治活動：自我凈化和自動屈從的做法是很危險的。眾多的政治活動如同眾多的神和眾多的小說一樣有個很大的優點：每次政治活動都是有限的，但當第一次政治活動失敗或變質後總有第二次政治活動加入。一旦意識到一場社會運動有雜質，全身心投入這場運動的個人也就毀掉了。而我們對一次政治活動的雜質卻可以泰然處之，因為這種雜質在意料之中，是有興有衰的有限事物的本質。

豪關於現代主義的論述適用於所有社會運動，但不適用於政治活動。他說，現代主義「必須不停地抗爭但又不能抗爭到勝利在望，過一段時間它又必須努力收縮陣線，這樣才不會大功告成。」 91如果對無限的熱情追求獲得了成功，這種熱情就會暴露出問題，因為它追求的不過是有限的事物。如果一個人因為獲得了內心的純凈而自鳴得意，他就是自己宣判自己有罪。所以豪在「現代的觀念」(The Idea of the Modern)這篇文章的末尾提出了一個切中要害的問題：「想想吧，偉大的文化運動怎麼會結束呢?」

我會這麼回答：只有另一場文化運動才能消滅這一場文化運動。只有一件新生的崇高事物才能消滅舊有的崇高事物。漫長的一個世紀就要過去了。文學評論家們越來越難以迴避的事實是，「現代主義」不是一場崇高的運動，而是屬於一個特定時期的有限事物。他們被迫承認，普魯斯特和畢加索等人不能代表「現代社會的危機」 ，只能代表20世紀早期的藝術和文學，就象波德萊爾和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代表19世紀中期的藝術和文學一樣。

五60年代，現代主義日漸老朽。那個時期的報刊雜誌充斥著歐文·豪式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提出了「以正式的術語和模式鞏固」現代主義文學的成就，但都宣告失敗。最後，人們只好偃旗息鼓，這也是必然的結果。但還是有很多人離開了運動就不能活，所以就發起了一場新運動。他們宣稱，「高級現代主義」的崇高是假崇高，這的確令人遺憾，但只要我們重整旗鼓(one more turn of the screw)就能從現代主義進入後現代主義，這樣我們就獲得了真正的崇高。

不是所有自我標榜以「後現代」為主題的書都是高檔消費的媒體廣告。詹尼·瓦蒂默(Gianni Vattimo)和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的書就是例外。而博德里亞爾(Baudrillard)和詹姆遜(Jameson)的書則是「時事哲學」 。這些書是元廣告(metahypes)，它們激活了媒體炒作的整個過程，希望通過詳查雜誌的內部來發現時事的本質。這些書的讀者會思考最新的建築、電視節目、廣告、搖滾樂隊或課程是否完全是後現代主義的，抑或仍有現代主義的痕迹。

閱讀這些後現代主義的時事哲學書籍會使人懷疑現代主義在多大程度上不過是媒體炒作的結果。比如，讀者會想，伊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許多評論作品是否可能不屬於公共關係史而是屬於文學史，就象西里爾·康納利(Cyril Connolly) 對伊迪絲·西特韋爾(Edith Sitwell)評論作品的評價一樣。讀者也會想，豪是不是因為受了龐德、艾略特、休姆(T.E.Hulme)和其他一些人大肆宣傳的矇騙，才說那個時期標誌著「西方文化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

這些反思會引發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如果我們敘述西方文化史和社會政治史時不提及重大轉折，這二者會是什麼樣子呢?如果它們被描寫成為數眾多的小規模政治活動的歷史而不是幾場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歷史，它們又會是什麼樣子呢?如果我們認定「我們從未現代過」(布魯諾·拉圖爾一本精彩之作的書名)，認定歷史是無窮無盡而又變動不已的關係網路，沒有高潮，沒有巨大的斷裂，沒有突變，認定「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之類的術語本身與其說很有價值還不如說問題多多，我們的過去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請允許我試著作答。我認為，一次社會政治活動(如爭取八小時工作日或同工同酬的鬥爭)類似於一個詩人、小說家、舞蹈家、批評家或畫家的個人事業。個人事業就象上述行動一樣是有限的，有興衰的。我們可以認為它成功了，也可以認為它失敗了。或者更為常見的是，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仍沒有達到原來的目標。如同政治活動從與同時代其它政治活動的對立中獲得動力和激情，個人事業也從與同時代其他人的個人事業的對立中獲得動力和激情。這就是為什麼文學藝術和社會政治這兩個領域內既有聯盟又有鬥爭。

我以詩人、評論家和畫家為例而沒有以牙醫、木匠和工人為例是因為前者比後者更典型。前者努力使未來與過去有所不同，努力創造一個新角色而不僅限於演好一個舊角色。兩者的差別當然沒有那麼涇渭分明，因為詩人中也有受雇寫詩的，牙醫中也有富於創造力的。但是，有創造力的藝術家(廣義上包括評論家、科學家和學者)是個人事業的範例。他們的事業改造了世界。如果說藝術的自由和創造力與民主的精神有某種聯繫的話，那就是，前者表現出了勇敢的自我改造精神，而我們正好希望民主社會越來越有能力進行這種自我改造。民主社會應該有意識地、心甘情願地自我改造，而不能意識模糊地、消極地自我改造。

根據拉圖爾(Latour)和德孔布(Descombes)的建議，我們對政治活動和個人事業的歷史敘述可以有部分重疊的內容而不必將二者劃分成諸如「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之類的章節。這樣的敘述會缺少濃厚的戲劇性，但我們可能就此擺脫了對無限的熱愛。我們的敘述不用提及運動，只需講述北大西洋附近的人們如何以日益加速的步伐塑造全新的未來。我們仍可以象黑格爾和阿克頓一樣把這段歷史敘述成自由的發展史。但我們需要徹底拋棄無所不在的目的論和進步論。我們需要放棄大寫歷史的努力，不再把歷史看得象自然或上帝一樣宏偉強大。

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個人事業的成敗不再按照是否與歷史運動合流的標準來判斷。政治史和文化史將被視作一連串的機遇、災難、失誤，偶爾美會閃現出來，但轉瞬即逝，而崇高則與整個歷史過程毫無關係。閱讀這類敘述作品長大的人不會關心喬伊斯、普魯斯特、勛伯格、巴托克、畢加索和馬蒂斯是否代表西方文化史上重大轉折的問題，不會關心裡爾克、瓦萊里(Valéry)、斯特勞斯、艾略特、克里姆特(Klimt)和海德格爾是否更能代表這個轉折的問題，更不會關心《異議》在當代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中心還是邊緣的問題。她只會關心《異議》是否做了些有益的事情，是否對它參加過的一些政治活動的成功有一份功勞。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她也不會關心豪的個人職業生涯是否對整個國家有任何文化意義或政治意義，不會關心他是否成功地將政治追求和文學追求融為一體的問題。她只會關心他的政治良知是否引導他支持正義的事業，他的批判意識是否促使他寫出了堪與奧威爾和威爾遜相媲美的文章。這些問題的答案也是顯而易見的。

豪運氣頗佳，精力極其充沛，為人特別誠實。他年輕時的夢想年老時都成了現實。他沒有理由為原來的夢想而感到懊悔。

[1] Irving Howe，「This Age of Conformity,」收入Howe, Selected Writings，1950-1990(San Diego：Harcourt Brace，1990)，第46頁。

[2] Irving Howe,A Margin of Hope：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2)，第160頁。

[3] 同上，第121頁。

[4] 同上，第150頁。

[5] Irving Howe, Politics and the Novel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87；初版於1957年)，後記，第254頁。Howe的這個短語來自Dostoevsky同時代的一個無名氏。

87 Howe, A Margin of Hope,194—195頁。

89 Howe,Politics and the Novel,第23頁。

90 參見Harold Bloom, Ag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第35頁。

91 Howe, Selected Writings，1950-1990，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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