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會戰期間，史迪威蓄意扯中國軍隊後腿 | 短史記

文史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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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43年12月，蔣介石夫婦在開羅會議後，來到印度的藍伽軍營，視察中國駐印軍

文 | 楊津濤

如前文

《蔣介石是如何下定決心，將史迪威徹底逐出中國的？》

所述，1944年美國政府曾極度粗暴地強迫國民政府任命史迪威為中國軍隊統帥。蔣介石一忍再忍終至忍無可忍，不惜冒與美國決裂單獨抗日之風險，誓要將史迪威從中國戰場徹底趕走。蔣此種決策背後，既有其本人與史迪威長期以來矛盾積累難以消融的關係，更有對史迪威其人不敢恭維之行徑的透徹理解。史迪威來華，名曰支援中國抗戰，實則多有破壞中國抗戰。

以1944年4月—12月的豫湘桂會戰為例。此役被日軍稱為「一號作戰」，乃抗戰期間中日雙方投入兵力最大的一役。中國損失60餘萬軍隊、2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

中國的慘敗，固然是因國軍在兵員素質、武器裝備、情報搜集等各方面皆不如日軍所致，但如果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不在調撥物資和入緬作戰兩件事上一意孤行，中國敗績也當不至於此。

坐視河南淪陷

史迪威不僅與蔣介石存在矛盾，和他的美軍同僚陳納德同樣有著很深的積怨。

為防止陳納德對蔣介石的有力支援，1944年4月12日，史迪威下令禁止陳納德與蔣介石直接來往，所有與蔣的交涉，必須通過史迪威處轉達。

這一指令可謂相當蠻橫無理，因陳納德雖是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官，隸屬美國軍方；但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空軍參謀長，直接對蔣介石負責，居然不能與蔣直接溝通，豈非奇哉怪也？但為大局計，陳納德默認了史迪威此項無理指令。

史迪威不但在行政上對陳納德掣肘，在具體戰役中更變本加厲。同樣是在4月初，鑒於日軍之攻勢，陳納德警告史迪威，「日本地面部隊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來最危險的。」①因此，

陳納德建議將十四航空隊的主要任務由守衛轟戰機，改為應對日軍即將發起的攻勢。

此前的1943年12月，美國將一批轟炸機部署在中國，以攻擊日本本土的重要目標。為保護這批戰機，美國軍方將陳納德所屬的第十四航空隊的一半移防成都。原本給予十四航空隊的物資也因此少了2500噸。②故此，

陳納德希望史迪威能夠批准其使用已運抵中國的庫存油料，以增加其現有飛機的升空作戰時間。

陳的要求未能得到史迪威的積極反饋。陳納德等了一個多月未獲史迪威的回復，不得不再次去信催促，指出其庫存油料已降至最低限度，急需補充。但史迪威的回答是：除非英帕爾的的情形有所改善，他看不到向陳納德增加運送供應品的可能性。史迪威告訴陳納德：「你只得減少你的活動到一個程度。」③

最終蔣介石亦不得不出面請求史迪威。尤其重要的，東南亞戰區司令官蒙巴頓支持陳納德的要求，亦對史迪威施壓。但史迪威卻寫信告訴妻子：根本不想理睬中國和印度的催促，只想留在緬甸叢林與士兵們在一起。

史迪威此種行徑，除定性為其因個人私怨對蔣介石、陳納德的報復外，殊不可解。因為陳納德所要求的油料物資，早已存放在駐華美軍的倉庫之中，僅需史迪威點頭而已。

當史迪威終於同意陳納德的請求時，日軍已結束河南戰事。因無第十四航空隊的有力支持，中國軍隊在空戰中居於絕對劣勢。

據日軍記述，在河南會戰中，「敵機出動共約400架次，我出動飛機共為2700架次，約為敵之7倍。」

④獲得物資補給的第十四航空隊隨即投入湖南作戰，而史迪威則此時，正要求其好友、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免去陳納德的職務。

圖：1944年4月28日，蔣介石在白崇禧的陪同下視察廣西駐軍

拒絕回師昆明

史迪威並沒有因河南淪陷而有所改變。1944年6月，蔣介石兩次急召史迪威從緬甸返回重慶，商議軍情，史迪威都不為所動。最後迫不得已飛回重慶，也僅停留兩天，沒有給蔣介石任何協助。

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從未將注意力置於國內戰場，他在意的只是如何收復緬甸，洗刷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的恥辱。

從1942年開始，

「兩年多以來所有運入雲南之租借物資，史迪威均裝備了遠征軍，對於國內部隊很少補給，精壯兵員又多補充遠征軍，國內部隊空額多未填補……」

⑤在這種情況下，史迪威訓練的中國駐印軍（代號「X部隊」）和滇西遠征軍（代號「Y部隊」）20萬人，成為中國最精銳的力量。

蔣介石在美國壓力下，被迫同意讓X部隊、Y部隊出兵緬北。

至1944年9月，日軍威脅桂林美軍基地時，蔣介石召見史迪威，要求「將滇西衛立煌部隊之主力調回昆明，以備必要時轉用於桂林方面。」衛立煌部隊即Y部隊。史迪威憤怒地回答：「遠征軍調回昆明，緬甸作戰勢必陷於崩潰，則前功盡棄，加強桂林防守，應調胡宗南部隊出來，讓第十八集團軍也參加作戰。」⑥

中國面臨日軍空前強大的攻勢，保衛本土顯然是最重要的。如國民政府崩潰，收復緬甸，又有什麼意義呢？

（註：胡宗南部之不能調離關中的詳細原因，可參見

《

湯恩伯與胡宗南，在抗戰中的真實表現

》

）

豫湘桂戰役的結果，國民政府撐了下來，但損失慘重，

齊錫生的判斷或許是對的，「毫無疑問，假如中國能夠把Y部隊留在中國本土，則日軍『一號作戰』造成的破壞肯定會大幅降低。」

以犧牲中國本土為代價，史迪威在緬北取得了重大勝利，只是「北緬之勝利，遠不足以抵國內東戰場之損失」。⑦

史迪威執意在緬北作戰的重要理由是打通中印陸上交通。然而事實是，遠征軍付出巨大傷亡（X部隊傷亡1.8萬餘人、Y部隊傷亡67403人），又歷盡千辛修築好的所謂「史迪威公路」，並未產生多大的作用。

其至抗戰結束前，運輸量最小的1945年2月，為中國輸送物資1111噸；運輸量最大的1945年5月，也僅僅輸送物資8435噸。⑧這與史迪威預計的每月3萬噸目標相去甚遠。

相比之下，中印空運數量則不斷上升，1945年1月輸送物資44099噸，6月增加到55387噸。在戰爭結束前的1945年7月，一共有91183噸租借法案物資運到中國，其中空運部分為73682噸，輸油管為11061噸，而緬北的所謂「史迪威公路」，僅僅提供了5900噸的運量。8萬多遠征軍幾乎被白白犧牲。⑨由此可見，史迪威反攻緬北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他要為中國在豫湘桂會戰中的慘敗負相當之責任。

補註：此一時期，史迪威正與龍雲、李濟深、薛岳等地方實力派密謀，支持這些勢力脫離重慶另組政府

（參見《

逼蔣下野：抗戰末期一場被忽略的「華南分離運動」

》）

，其不願意在豫湘桂會戰中支持重慶，亦有這方面的原因。

圖：史迪威公路運輸線

注釋

①③《史迪威指揮權問題》，第311—312頁，轉引自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第2輯）：史迪威資料》

，中華書局1978年，

第93頁。②金光耀：《陳納德航空隊與中國抗日戰爭》，《軍事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④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河南會戰》（下》，中華書局1984年，第162頁。

⑤⑥⑦杜建時：《抗日戰爭時期蔣美勾結與矛盾》，《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七輯，

文史資料出版社1978年，第

198、199、210頁，杜建時曾任蔣介石

侍從室中將高級參謀。

⑧⑨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

太平洋戰爭時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

482—484頁。

附文

史迪威如何將遠征軍拐往印度？

文 | 諶旭彬

因被英軍算計，且當地民心反英親日，尤其是重慶的戰略期望與美國指揮官史迪威的戰略期望差距甚大，導致指揮體系紊亂，中國遠征軍在1942年4月-5月間，在緬甸遭逢莫大之慘敗。然使人痛心者尚不止此，算計仍未結束。蔣介石曾對美國總統特使憤怒言道：

「當緬甸戰役中，我軍已至應總退卻之時，

彼（史迪威）並不向予報告決令部隊向何方轉進，反以二電告馬格魯德將軍，謂部隊業已衝散成小單位，不易集合，本人擬離緬入印。

在戰敗之前，予令其將中國部隊撤至密支那，彼不執行予之命令而向印度退卻。在緬甸戰役如此緊要關頭，彼竟不直接向余請示。（蔣夫人補充：予等與史將軍約有密碼，彼不用之，反以二電告馬格魯德將軍。）」①

按重慶方面的戰略規劃，遠征軍在緬甸，若作戰不利，應往中國邊境退卻，以便重新組織力量，防禦日軍對西南抗戰大後方的攻勢。10萬遠征軍乃國軍最精銳之師，蔣介石從未設想過該部隊將被撤往印度，為英軍作守門之用。

事實上，

在整個4月，蔣曾一再向史強調，遠征軍必須撤回中國，史亦未提出異議。

但在5月6日，蔣卻突然接到杜聿明報告稱史已下令中國軍隊向印度撤退；大約同時，史寫了一張便條，讓馬格魯德將軍轉交給蔣夫人，聲明自己已離開部隊，前往印度。獲此驚天霹靂，蔣在日記中憤然寫道：

「史迪華擅自令我華軍赴印度，而彼且離開隊伍，先行赴印。並無一電請示。此種軍人，殊非預想所及。然此乃余考察無能與信人太過之罪，而於人何咎！」②

按齊錫生鉤沉美國檔案所得之結論，當日，

「雖然史迪威一直和蔣介石保持聯繫，但他決定把打算向印度方向撤退的意圖，對蔣介石絕對保密。」

③該結論，亦能得到《史迪威日記》的佐證：

至晚在4月16日，史迪威已意識到必須部署撤退事宜，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想，我們即將潰敗。」同日，英國方面向史提議將中國軍隊撤到印度，「總督建議我們轉移到印度，以空運的方式，6萬至10萬人將成為印度難民。」20日的日記里，史對英國人的心思洞若觀火：「看來這裡也有崩潰的跡象。天哪。……英國人是想利用我們逃跑嗎？是的。結局正日益明顯。」④

27日，史接到蔣介石來電，「他說，無論如何要留在緬甸，我們將比英國人幹得更出色。」29日，史「給蔣介石打電報，（控訴）關於28師的劉將軍不服從命令的事。」

同日，史已決定將中國軍隊撤往印度：「上帝，只要我們能使這10萬名中國人到印度去，我們肯定將干出一番事業來。」但這個決定，並沒有出現在給蔣的電報里。⑤

30日，史感到「分裂和崩潰的危險已經迫近」，並耐人尋味地「請示（美國）陸軍部去什麼地方——印度還是中國。」該請示的詭異之處在於：史指揮的是中國軍隊，史本人亦是蔣的參謀長，不向重慶發電，而尋求美國陸軍部的命令，其用心之微妙，不難揣測。⑥

此後，直到5月4日，史才接到陸軍部馬歇爾的回電，但指示「不明確」。而

在前一天，史還接到蔣介石的來電，「要我們隨同第五軍去密支那，不要延誤時間。」史沒有提出異議，也沒有向蔣報告自己已決定撤往印度。事實上，據羅卓英等中方將領事後與史迪威對證，正是在5月3日，史主持會議，公開決定將遠征軍撤入印度。5月6日，在發出最後一批電報後，史主動中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潛赴印度。

⑦

圖：1943年末，蔣介石夫婦與蔣緯國等赴姆伽視察中國駐印軍

簡言之，從4月16日意識到「我們即將潰敗」，到5月3日正式對中國將領宣布撤往印度，

這近20天的時間，已足夠讓大部中國軍隊不必走後來的野人山，安全撤回國內。

事實上，據日軍戰報，回國關鍵通道密支那，直到5月7日才被日軍佔領。其餘緬北重要城市，除臘戍外，亦同樣陷落於5月份之後。換言之，整整半個月的時間，史沒有為遠征軍撤退歸國做出任何安排。且一直拖到5月3日，才對外公布其籌劃已久的撤往印度之決定。意即：史實際上一直在等待戰局變得更壞，等待北撤之路斷絕。

史非常清楚，蔣之所以讓他指揮遠征軍，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為了防範遠征軍被英方當作炮灰使用，一旦遠征軍退回雲南境內，與英軍再無瓜葛，自己將很可能失去對遠征軍的控制；退往印度，情形則恰恰相反，蔣為確保遠征軍在印度不被英方拿去守大門，只能更強烈地依賴史迪威。

故而，在這近20天時間裡，史迪威一方面無視蔣介石命其率遠征軍撤回中國邊境的命令；另一方面，不但與英方就遠征軍去印度有所磋商，甚至還冀圖取得美國陸軍部讓遠征軍去印度的命令——美國國務院曾質疑「他為什麼要問美國而不問蔣介石呢？」馬歇爾則謹慎地選擇了不介入該是非，其「不明確」指示，令史失去了以美國陸軍部壓迫蔣介石就範的機會，故而，

當木已成舟，史回重慶接受蔣的質問時，他的辯詞是：自己「並未令任何華軍入印」。

陳納德曾批評史拋棄遠征軍大部隊，僅與極少數親信幕僚脫離戰場潛往印度，乃是失職。

對於這種批評，史顯然早有「遠見」，故曾提前留下「後招」——5月3日，史致電馬歇爾，聲稱：「羅卓英（遠征軍最高階中國長官）已離開軍隊，自帶軍需幕僚，別尋出路」——史的目的很明顯：連羅卓英都棄軍跑了，中國軍隊已完全失去控制，他帶著幕僚離開部隊潛往印度，更無可厚非。但

事實是：按《史迪威日記》，他直到5月5日才與羅卓英分開；而直到5月16日，羅卓英還與留緬部隊在一起。

⑧

值得一提的是：5月10日，美國軍方根據史的報告，就羅卓英事，向中方提出嚴厲指控。蔣隨即請求美國軍部一起協助調查真相。

真相大白後，蔣在重慶當面向史詢問此事，史的回應是：此事與自己沒有任何關聯。類似謊言，對照檔案材料與史迪威日記，比比皆是。

史之所以如此精心策劃，以迫使遠征軍前往印度，至少有兩大原因：

1、英國方面的積極煽動，且對美國而言，在緬印戰場，美英關係的權重遠遠高於美中關係；2、史欲使這支部隊儘可能脫離重慶的影響，由其個人掌控，以實現美國及其個人之戰略利益。至於中國的戰略利益，始終不在其考量範圍之內。

而最可悲的是：對於上述一系列問題，蔣介石雖然憤怒，但因顧及中美關係對中國抗戰前途至關重要，遂又一次選擇了息事寧人。6月18日，蔣密電在美的熊式輝與宋子文，指示道：雖然緬甸戰役「其咎全在戰略之失敗，而彼(史迪威)乃完全歸罪於我高級將領，且謊報羅卓英逃回保山」，但「我為保全友邦榮譽計，不願多言，此時對馬歇爾參謀長不必急於答覆。」⑨蔣這種「顧全大局」式的「寬容」，換來的，卻是史迪威對中國抗戰形狀的進一步蔑視，終於再度激化出攘奪所有中國軍隊指揮權之風波，且使中美關係瀕臨斷交之絕境。⑩

圖：1943年末，蔣介石夫婦赴印度檢閱中國駐印軍

注釋

①蔣委員長在重慶接見居里先生討論史迪威將軍之地位與責任問題談話記錄，1942年7月25日。②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9日。③齊錫生：《劍拔駑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合作關係》，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P138-139。④⑤⑥⑦《史迪威日記》，1942年4月6日-5月3日。⑧Stilwell"s Mission P137。轉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P53。據史迪威1942年5月1日之日記：「昨晚羅（卓英）的火車與另一列火車相撞，不幸的是，羅竟沒有死。」其針對羅卓英之言辭，竟刻薄至此。⑨大溪檔案，卷24，史迪威將軍任職經過，p56-62。轉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⑩《美國曾逼迫中國交出全部軍權》，短史記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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