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日三方，關於日軍傷亡和被俘數據的不同統計 | 短史記

文史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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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津濤

一、消滅日軍數

1、中方統計

日軍在「二戰」中的傷亡情況，說法不一。

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稱，日本在整個戰爭中的總傷亡人數為261.2萬人，包括陸軍152.4萬、海軍42.8萬，官民65.8萬。①以上數據來自日本復原局和經濟安定局本部，相對可信。

具體到中國戰場，當過軍政部部長的

陳誠

說，國軍「先後與敵舉行大會戰二十餘次，重要戰鬥之有關戰略成敗者一千一百餘次，小戰鬥三萬七八千次，

斃傷敵人二百餘萬

。」②1946年，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出版抗戰期間曾任陸軍總司令的

何應欽

所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其中統計稱：八年抗戰，

日本陸軍傷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後勤部隊傷亡340000人、空軍傷亡4280人。

③

蔣緯國

綜合各家材料，總編有《抗日禦侮》一書。他在使用數據時相對謹慎，稱從1937年—1941年，這「四年之間，中國軍予日軍傷亡，共達616578人。」「自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日本投降，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區之傷亡，共202851人；海軍在中國戰區之傷亡，共39197人。」這樣計算下來，「八年之間，

中國軍先後予日軍傷亡，高達859626人。

」④

大陸史學界通常使用的數據為中國殲滅日軍133萬。

如宋時輪（解放軍開國上將）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的文章里說，「在抗日戰爭的八年中，我敵後戰場共殲滅日軍五十二萬餘人。就整個中國戰場來說，日軍被中國軍隊斃傷俘的總數，據日本方面的統計，達一百三十三萬餘人。這還不包括其在東北地區前六年中的傷亡數和滇緬作戰中被中國軍隊斃傷數。」⑤宋時輪所說的日方統計，來自於棟田博《兵隊日本史》、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戰爭》。

宋時輪再加上「日本戰敗後，向中國投降的日軍共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四十人」，計算出「中國軍民共殲滅日軍二百六十餘萬」。「此外，敵後戰場人民軍隊還殲滅偽軍一百一十八萬六千餘人。」這個數字也被張憲文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所引用。

此外還有一種統計，在

郭汝瑰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

中，作者稱，「整個8年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軍隊在正面戰場歷次作戰中共殲滅日軍約53萬人（敵後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共殲滅日軍52萬多人、偽軍119萬多人），連同受降日軍128萬多人、偽軍104萬多人，正面戰場共消耗日偽軍285萬多人。」⑥也就是說，他

認為僅有105萬日軍在華傷亡。

湖北國軍收繳的日軍武器

2、日方統計

以上中方在論及殲敵戰績時，多使用含義模糊的「傷亡數」。相比之下，日軍在華死亡人數更容易獲得精確數字，也更具參考價值。

《日本陸海軍事典》引用厚生省（相當於日本衛生部）1956年3月的調查數據說，從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在中國關內戰死40.46萬人，在東北戰死2.65萬人，在緬甸、印度戰死16.19萬人，在台灣戰死3.74萬人；1945年8月15日後，由於八路軍、新四軍、蘇軍繼續對日作戰，日軍又在中國關內戰死5.11萬人，在東北戰死2.02萬人。以此計算，在廣義的中國戰場上，共有70.6萬日軍死亡。

⑦

從厚生省的這組數據來看，在八年抗戰期間，約40萬日軍死於中國（不包括東北），但並不全死於戰場。

參加過侵華戰爭的

歷史學家藤原彰

，曾引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作戰日記說，「從1944年開始到戰敗回國為止的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期間，聯隊的死亡者人數為1647名，其中作戰死亡者509名，佔31％，作戰受傷死亡者84名，佔5％，戰場患病死者1038名，佔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佔1％。也就是說，

戰場患病死者是作戰死亡者的2倍有餘。

」

藤原彰還說，「我作為中隊長為了不使中隊出現戰場患病死者而竭盡全力，但是，我們第三中隊仍然有作戰死亡者36名，占死亡總數的47％，作戰受傷死亡者6名，佔8％，戰場患病死亡者35名，佔45％。」⑧戰爭初期，死於患病的日軍即使沒有1944年時那麼多，但肯定也為數不小。

戰時計算殲敵數時，無論是國軍、八路軍，還是日軍，出於宣傳目的，都會或多或少地有所虛構，因此他們戰報中的數字，不宜直接用於研究。厚生省依據日本嚴格的戶籍制度，給出的死亡人數則可信得多。且其統計數據——中國軍隊消滅日軍40萬，占日軍全部死亡人數的22%——同何應欽戰後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給出的官方數字相近。如此，按照死亡為受傷3—4倍的戰場慣例，日軍在中國關內的受傷人數就應在150萬左右。

注釋

①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799頁；②陳誠：《八年抗戰經過》，第53頁；③何應欽：《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史》，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附《作戰以來敵軍傷亡統計表》；④蔣緯國：《抗日禦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第45頁；⑤宋時輪：《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世界歷史》1985年第8期；⑥郭汝瑰、黃玉章：《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7頁；⑦ 張明金、劉立勤：《侵華日軍歷史上的105個師團》，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第426—427頁；⑧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7頁。

二、俘虜日軍數

關於日軍戰俘的問題，日方的數據，

據岡村寧次說：投降後，「中國政府方面和共軍方面（極少數）移交的俘虜，1946年5月末的數字為：陸軍1212名，海軍40名，商民106名，共計1358名。另外，從延安返回日本的戰俘約300人，200餘名俘虜死在國方戰俘營中。」①以上各項數字相加共1858人。

1、國民政府方面的統計

國民政府方面並沒有公布過詳細的戰俘數字。據曾參與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亘（日本左翼作家）說，「在1938年的台兒庄、徐州戰役中聽說抓住了大批俘虜，而此前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少俘虜。在武漢戰役開始後，多少見到了陸上的俘虜。」國軍戰報顯示，台兒庄戰役俘虜日軍719名，第三次長沙會戰俘虜日軍139名，遠征軍俘虜日軍647名，湘西會戰俘虜日軍247名等。②因戰時宣傳需要，以上數字存在一定誇大，不宜輕信。

相比之下，通過考察中國戰俘營曾關押人數，得出的結論應當更為可靠。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建立過兩個俘虜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始設於陝西西安，後遷寶雞；第二收容所最初在湖南常德，先後遷往貴州鎮遠、重慶巴縣。1939年時，桂林、重慶曾設臨時收容所（關押的戰俘後來都轉移至第一、第二收容所）。

第一收容

所早期關押的多為日軍飛行員，他們在飛機被擊落後成為俘虜。③

延安也曾將部分日俘交至第一收容所，1939年交14人，1940年交2人，1941年交3人。

據統計，

在「收容所設立期間，先後收容俘虜五百餘人」

④。

至於

第二收容所

，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1943年7月視察時統計，共有俘虜403名

，包括日本人、韓國人、台灣人，以及一名俄國人。俘虜以步兵為主，大都在中國東南部被俘，原屬日軍第三、第六、第十三師團。

國際紅十字會的報告還統計：「自從1937年7月鎮遠收容所開始收容俘虜以來，總計收容603名俘虜，其中有約150名俘虜死亡。」

⑤

在這千餘名可以確定的戰俘中，級別最高者為松野榮吉，曾任日軍獨立山炮第2聯隊第5中隊中隊長，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被俘。

圖：第三次長沙會戰後被俘虜的日軍士兵

2、延安方面的統計

八路軍、新四軍也俘虜過為數不少的日軍。因皖南事變後不再向國民政府上交俘虜，故該項數據獨立於國民政府之外。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八卷《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覽》統計，自1937年9月八路軍686團參謀長陳士榘捉住第一名日軍俘虜後，至1945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共俘虜日軍6213人。

⑥

在戰場俘虜之外，還有746名日軍士兵在中國共產黨的宣感測召下，主動投降。

按照通常的說法，1940年，主動投降的日軍人數僅占當年俘虜日軍的18%，1943年是48%，到1945年升至125%。

在抗戰初期，八路軍除將部分日俘交給第一收容所外，主要實行釋放戰俘的政策。1939年2月，毛澤東等在《關於優待日軍俘虜的指示》中要求:「在戰鬥中俘獲之日軍俘虜應盡量釋放, 多則不超過兩星期，情況許可時則當場釋放，多加宣傳優待。」後來因為有的日俘在放回後被殺，八路軍遂改釋放為教育。

1941年5月，以教育日俘為目的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建立，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任校長。不久，晉西北等地陸續成立分校。至戰爭結束為止，

先後有400多名日軍戰俘在延安學習

；

山東分校輪訓日軍俘虜200多人

；

華中分校曾有學員43人（日本學員31人、韓國學員12人）

。⑦八路軍對日俘極為優待，規定其「伙食費比較我軍菜金增加一倍」「糧食供給機關盡量撥一部大米或白面等供給之」「衣服、被毯、鞋、襪應按需要從優發給」等。⑧

八路軍、新四軍公布的日軍俘虜中，有更多的軍官。其中有姓名可循的包括日軍大隊長三人、中隊長四人。其中，柴田茂在1945年8月12日被俘，岩崎學與山谷悅二郎在1945年12月被俘。⑨

從以上資料來看，日方與國方的統計較為接近，而與共方數據有較大差距。究其原因，至少有二。

其一，岡村寧次僅僅計算了被俘的日軍士兵，而沒有包括隨軍家屬、役夫，以及為數不少的韓國人、台灣人和琉球人。還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釋放或加入八路軍，以至未被岡村寧次統計到日軍戰俘數中去。其二，延安方面的統計截止時間為1945年10月，不同於一般的統計截止時間（1945年8月日本投降）。

⑩

圖：1940年元旦，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成員以日俘為主）晉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競賽

注釋

① 《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第99頁；②⑨胡卓然：《敵後傳奇：中日稀見史料對照下的紅色抗日傳奇》，西苑出版社2012年，第90、87頁；③張光祖：《抗戰中的大同學園》，陝西文史研究館編《存真錄》，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0頁；④葛祥鄰：《大同學園碑記》，《寶雞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⑤楊安定：《和平村的日本俘虜》，《新學生》，1944年11月—12月；《鎮遠俘虜抑留所視察報告》，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B02032534600，轉引自袁燦興《康天順與鎮遠第二俘虜收容所管理工作的改進》，《貴州文史叢刊》2014年第2期；⑥《抗日戰爭時期主要戰績統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八卷《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覽（下）》附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65頁；⑦肖冬：《抗日戰爭時期在根據地創辦的日本工農學校》，《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⑧《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關於日軍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1941年9月1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07頁。⑩

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6年1月10日國共發布停戰令，華北日軍為固守原防而死傷失蹤的人數高達9000人。

見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第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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