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統區的「童子軍」和根據地的「兒童團」，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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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參加全國第二次童子軍檢閱的小號手

抗戰中的「童子軍」與「兒童團」

文 | 諶旭彬

「抗日」一詞貫穿了半部民國史，民國兒童的成長也不免帶有濃厚的抗日色彩，且國共兩黨各有其不同的組織與方式——國民政府致力於「童子軍」；敵後根據地則廣泛建立「抗日兒童團」。

童子軍戰時服務團

「童子軍」運動於20世紀初起源於英國。北洋政府時期，國內部分中、小學校已有採用。1930年，國民政府開始對「童子軍」運動實施中央統一領導，至1934年，教育部將「童子軍」訓練列為了初中必修科，每周三小時。自此，「童子軍」教育進入全國所有中、小學校。

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目的，按1933年出台的《中國童子軍總章》的說法，是為了「發展兒童做事能力，養成良好習慣，使其人格高尚，常識豐富，體魄健全，成為智仁勇兼備之青年。」

抗日準備時期，「童子軍」除常規的政治、偵查、服務、工藝訓練外，所承擔的最重要職責，是配合促成「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實施。1934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其本質，乃是一場「全民軍訓」，是抗戰前夕相當重要的一次民眾組織訓練——對此，蔣介石在內部講話中說得十分清楚：「新生活運動的最後目的，就是要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能夠做到整齊劃一四個字。……新生活運動，就是軍事化運動。」

但「新生活運動」要求全國民眾的，並不是直接的軍事訓練，而是對民眾日常生活習慣的規訓，如禁止吸煙、禁止燙髮等。如此，就不免招來民眾的抵制與輿論的非議。由「童子軍」出面來監督「新生活運動」的執行，則成了一種緩衝的辦法。正如曾擔任「新運總幹事」的黃仁霖所言：「有些人指控蔣先生在干預民眾的個人自由，因為他大部分靠警察的力量來實施這項新的運動。當我接事之後，我大都依靠童子軍和學生們來推動這個運動。」所以，童子軍們上街糾正行人的著裝、掐掉行人的煙頭、要求行人按交通規則走馬路，乃至剪掉行人的奇裝異服，是此一時期，相當常見的現象。

全面抗戰爆發後，多數學校難以繼續維持常規的「童子軍」教育；「童子軍」運動的重點轉向為戰爭服務。據統計，至1941年10月，登記在冊的「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共有127個，在前後方服務的童子軍總數，達1.5萬餘人。淞滬會戰期間，「童子軍戰時服務第一團」曾組合了2500餘人，在後防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等處，承擔警衛秩序、協助擔架、急救包紮、代寫書信、清潔保管、新聞宣講、抗戰鼓舞、社會募捐……等職責。另有部分年紀較大之團員，直接前往前線，協助紅十字會轉運傷兵，其中17人為國捐軀。女童軍楊惠敏泅渡蘇州河向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獻國旗，則被當時的媒體譽為「童子軍」的代表人物。

1941年全國在冊「童子軍」近14萬人，參加戰時服務的1.5萬餘人，多系其中較年長者，這些童軍，「或賓士運輸，或忙於救護，或護送難民，或勸募捐輸，或慰勞救濟……負傷罹難，亦無所畏懼」。余者，則多參加如寒衣募捐、宣傳勞軍、收集銅鐵等活動，亦為抗戰盡其綿力。

圖註：1939年，第一次長沙會戰期間，三名疑似參加前線服務的「童子軍」被日軍俘虜

抗日兒童團

在敵後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同一時期活躍的是「抗日兒童團」。不同的是，「童子軍」的年齡，多在10-18歲之間；「兒童團」的年齡，則多在7-14歲之間。

據《晉西抗日兒童團簡章》，「兒童團」的主要任務依次有六。按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1、站崗放哨查路條；2、偵察敵情送情報；3、抓住漢奸不放鬆；4、抗戰家屬來慰勞；5、掃除文盲要努力；6、學習生產呱呱叫。」

敵後根據地與日佔區犬牙交錯，對「兒童團」的要求也就更為嚴苛。如1942年3月，面對日軍的掃蕩，北嶽區青救會曾發起「五不運動」，要求邊區「兒童團」成員遵守五不規約：1、不上鬼子的當；2、不念鬼子的書；3、不告訴鬼子一句實話；4、不替鬼子幹事；5、不當鬼子的亡國奴。此外，如擴軍、選舉等邊區政治事務，也都少不了「兒童團」——為順利擴軍，1939年7月，晉察冀邊區曾號召所有「兒童團」成員舉行「優抗周」活動，在一周的時間內，為抗日士兵家屬提供各種慰勞服務，如「拿新鮮的蔬菜和桃、杏區慰勞抗屬」、「給抗屬家裡來哥徹底的掃除」、「這七天里，見了抗屬一定要敬禮」、「女兒童要給抗屬洗衣服和抱孩子」……此外，抗日根據地子彈短缺，搜集廢棄銅鐵，也是兒童團重要的任務。

「童子軍」與「兒童團」，都曾為抗日而做出沉重的犧牲。如在正面戰場，1941年秋，岳陽14歲學生金繼賢，「被日軍擄去帶路，他趁機將日軍引入國民黨守軍的埋伏圈，守軍斃敵80餘人，金亦壯烈犧牲。」在敵後戰場，則廣泛流傳著「王二小」的故事。不過，二者也存在著很大的區別。最典型者有三：1、「童子軍」由教育部領導，學校參與度很深；「兒童團」則受黨所轄之「各級青年救國會」領導，學校不得干涉。2、「童子軍」服務於抗戰者，多系其中較為年長者，總數止1.5萬餘人；「兒童團」則深入敵後根據地所有鄉村，不論長幼，普及性極高，至1940年，僅華北抗日根據地，就已有兒童團員60餘萬人。3、「童子軍」的主要活動是戰時服務及後方募捐、宣傳；「兒童團」最重要的職責則是放哨、偵察敵情。

圖註：檢查路條，是「兒童團」放哨、偵察情報的主要手段之一

注釋

吳小瑋：《以訓練為中心的兒童組織——民國童子軍之研究》，博士論文。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黃仁霖，《蔣介石特勤總管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09，P68。孫玉芹、劉敬忠，《抗日戰爭時期童子軍社會服務活動述論》，《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3期。參見：《晉西抗日兒童團簡章》，1940年8月13日。《晉察冀邊區抗日兒童團團章》，1940年7月。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於兒童團與小學校關係的決定》，1942年1月2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340頁。徐光、李浩，《晉察冀邊區的抗日兒童團》，收錄於《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回憶錄選編》。

附文：

被遺忘的30餘位抗日英烈

文 | 諶旭彬

（若您對下述「特殊忠勇」先烈的事迹有所了解，敬請留言告訴我們。）

2015年3月，筆者讀到一冊文獻，名曰《七七抗戰史跡專冊》，編纂者系國民政府國防部新聞局，刊印時間是1946年「勝利後首個七七紀念日」，其主旨，是「謹以勝利的光榮史跡獻祭於諸先烈在天之靈」。專冊內容，分四大塊：政要題詞、抗戰簡史、特殊忠勇軍民題名錄、抗戰照片，但均極簡略，僅32頁，且頗有錯別字。誠如其「前言」所述，「限於時間與篇幅，所收材料極為有限，印刷也未能力求精美。」

這本粗糙的小冊子中，最使筆者感興趣的，是其中列名表彰了三十四位「特殊忠勇」民眾。其名單如下：

丁先英、王國正、薛慶祥、孫福空、趙繼、李漢三、葉瑞、李作屏、夏葉九、李超然、於萃國、葉瑞三、王永思、龔昌華、李煥章、毛衍鋆、毛衍祺、毛劉氏、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胡元凱、趙平章、陳俊義、章霞、徐仲炎、胡宗桓全家、周儀兩、金繼賢、楊敬濂、任霽初、冷愛日、胡李氏、楊少貴。

抗戰八年，為國死難之民眾，不計其數。「勝利後首個七七紀念日」，獲國民政府國防部列名表彰者，僅止此數，不能不說是個遺憾。更遺憾的的是，按常理，上述三十餘人，乃是抗戰為國死難之民眾的典型代表，其生平事迹當不難搜尋，但出乎意料的是，筆者查詢逾周，所得竟極為有限。

下文，系筆者所能考證確實的部分「先烈」之行誼。

圖註：《七七抗戰史跡專冊》封面，及國軍總參謀長陳誠題詞

丁先英，湖南臨湘縣丁家山人。1938年11月9日，日軍攻陷臨湘，不滿十歲的小學生丁先英，拒絕為日軍帶路，且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遂被日軍殺害，「砍成幾塊」。金繼賢，湖南嶽陽協成鄉人。1941年秋，「14歲學生金繼賢，被日軍擄去帶路，他趁機將日軍引入國民黨守軍的埋伏圈，守軍斃敵80餘人，金亦壯烈犧牲。」

王國正，河南郾城人。新華日報1942年8月13日第2版，曾刊文《一門忠國：豫郾城老農王國正，三子殉國，一女繼從軍》，報道其生平事迹。

趙繼，山東曹縣人，流落鄭州，「居城南十里鋪，經營飯館糊口」。1941年10月，鄭州失陷，「村墟狼籍，益自悲憤，乃投身軍伍，請為前導，協助殺敵。至（十月）二十四日之夜，引兵數人為掩護，而自持砍刀，直奔敵營，斬七人。翌日入夜，復用手榴彈擲敵，斃十一人。二十九日，烈士又潛赴五里堡，奪敵機槍一挺，被敵察覺，以機槍掃射，烈士殉焉。歿後數月，始獲其屍，斷脛割胸，為狀至慘。」其義行，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孫桐萱嘉獎。

葉瑞三，浙江青田縣六上鄉村民。1942年7月，日、偽軍劫掠六上鄉各村，鄉民自發反擊，「古稀老人葉瑞三持矛號召：因抗敵致死的人，其子女由我負責養到十六歲」，「嗣後，浙江省民政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明令將六上鄉改名為尚義鄉、忠義鄉，以示嘉勉。」王永思，亦是六上鄉村民自發抗日領袖。

李煥章，四川內江金台旅館經理。1943年，響應「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允諾每年捐獻黃谷六百市擔，直至抗戰勝利。國府軍委會以委員長名義，致函嘉獎：「忠誠慷慨，足為國民楷模，且使前方將士益增感奮，良深嘉慰。」

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湖南嶽陽康王莊人。胡春台系國軍退伍返鄉軍人，1938年岳陽淪陷，胡春台自發組織抗日游擊隊，後接受縣府收編。1939年4月，日軍為脅迫其歸降，將其兄胡春堂、其嫂胡胥氏擄去。胡春台回信乃兄：「兄可為國家正義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兄、嫂遂死。1941年，蔣介石手令第九戰區嘉獎胡春台，對其兄嫂從優撫恤。

周儀兩，湖南嶽陽公田鎮向家村人。前清秀才，以教書為生。「長沙第三次會戰，日軍敗退，途經先生的教館——『蓮香祠宇』。見日軍姦淫婦女，先生揮硯擊寇，寇槍殺先生於書案。」

任霽初，前清貢生，湖南嶽陽縣甘田鄉港口村人。1941年國軍駐紮港口村，任「利用其社會影響力，臨危不退，並且號召當地子弟，幫助我軍隊給茶送水、挖戰壕、修工事，擔任嚮導運輸」，該村失陷後，被日軍殺害。

除上述12人外，余者，其生平行誼，筆者均未能查詢確切。抗戰勝利已70餘年，而逾半數「特殊忠勇」之先烈，竟成難考，惜哉。

圖註：《七七抗戰史跡專冊》封底，及內頁「特殊忠勇」民眾名單

注釋

國防部新聞局：《七七抗戰史跡專冊》，1946年7月7日，南京。《岳陽市軍事志》，P64。《臨湘縣百年大事記》，P45。另可參見新華日報1942年7月14日第二版報道：《三湘多義士，九齡童丁先英高呼抗日口號被慘殺，鄉長方楚雄毀家殺敵》。金繼賢事，參見《中共岳陽地方史》第1卷，2005，P366。《烈士趙繼碑文》，河南省第一區行政督查專員楊一峰1942年4月撰寫。《青田縣誌》，1990，P536-537。另，《中共青田黨史 第一卷》（P138）稱其為「古稀老人葉族公」，似是當地宗族領袖。《四川抗戰檔案史料選編》，2005，P404。《岳陽市志·12·人物卷》，2004，P255。另可參見《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誌》，P524。姜育：《周儀兩先生軼事》，收錄於《岳陽縣文史資料》第1輯。據其後人回憶文字：任凱鵬，《軍民合作打日寇——記曾祖父任霽初抗擊日寇的故事》，湖南抗日戰爭紀念網。胡李氏，疑似湖南益陽縣人，據縣誌載，1944年6月24日，該縣有村婦胡李氏，張其彩繪紙傘，使戰馬受驚，拖死一日本少佐軍官。胡元凱、趙平章、陳俊義、章霞、徐仲炎五人，《國民教育指導月刊》1942年9-10期分別刊有其「壯烈殉難令」，惟筆者尚無緣得見該刊縮微膠捲，故無從獲悉諸人之大略行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