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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皆行秦政制:大秦帝國中的軍國主義幽靈

作者=王家范


來源=《探索與爭鳴》


孫皓暉先以500 余萬字的歷史小說《大秦帝國》走紅於媒體,變而為近百集電視劇(已放映過第一部)亮相屏幕,幾經炒作,身價猛漲。想不到孫氏意猶未盡,緊接著在上海推出兩部專著,轉身間成了「秦文明史論」專家、「開啟中國文明史」著名教授,奔走遊說於南北各地高校。據網上最新消息,小說還將以「最終修訂版」改由另一家出版社隆重上市。

孫氏新版小說第六部的最後部分,脫出小說結構,撰寫有長篇「史論」,題曰「祭秦論」,約5 萬餘字,估計是這次修改的唯一重頭戲。幸得某網站惠賜,可先在「網上閱讀」。一睹為快之餘,心不能平靜,揮發出了專針對「祭秦論」的寫作衝動。


誰都可以從孫氏紙上、紙外的言論感覺得到一股強烈的主觀意識,價值取向十分地鮮明,這並不奇怪。現在孫氏卻要通過講歷史的曲折方式,訴諸主流媒體擴展影響,要把自己的這種價值取向架設成「國家話語權」與「核心價值體系」,用以塑造「民族新靈魂」。這樣,就有兩個問題突出地擺在「公共空間」面前,必須為之一辯:孫氏講的「歷史」是否符合史實,有多少曲解與偏頗?他的價值取向對當今社會建設與公民意識的培養會產生什麼樣的不良影響?



需要加以說明,「序言」所謂孫氏「歷史觀」批判云云,有火藥味,在和平的時代似不甚合適。既然不妥,為什麼還用作標題?一、針對孫氏「顛覆舊史觀」的大話,還「批判」一詞本意,加以層層剝析,非「文革」之「大批判」,但也不無稍寓譏刺之意;二、不少中學歷史教師反映,電視劇對他們的教學衝擊很大,擔心青少年誤信,希望做一些必要的歷史澄清工作。所以,這個駁文系列主要是寫給中學老師的,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耐心做下去,以史實辨證為主,但必須引伸到歷史觀與史學方法論。因為孫氏之論的危害,屬於更深層次,已經涉及到治學方法與思想偏向。激進的「文革」思維幽靈仍在遊盪,作為過來人,有義務為不熟悉那段歷史的青年教師與中學生做些力能所及的醒世提示。

孫氏看不起「中國整個人文學界」,說他們專事「技術」考證,「沒有市場效應」,認為長久以來解讀中國歷史最大的問題在「不是事實不清,而是是非不明」。且不說憑什麼依據,所有事實必須以孫氏之「是非」為是非,「事實」的分量在孫氏那裡如此輕飄飄,倒要請問:你弄清楚了多少事實?不知道的有多少?弄錯的又有多少?中國歷史上下5000 年,書籍、史料汗牛充棟,學界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是「萬寶全書」,故而對於史實的搜集、梳理、考訂都持一種敬畏的態度。孫氏以為講歷史就像街頭巷尾說張家長、李家短那樣容易,犯得著把考訂事實的「技術」搞得這樣複雜?!


孫氏在許多地方喜歡發高論,卻疏忽於事實考訂,實是源於他不知或不願知之的學風。隨手撿一例:孫氏要否認秦帝國暴政苛斂,總算很少有地關心了一下民眾的生計。他從三本屬第二手概述性的歷史著作里引出的結論煞是離譜:


當時 (指戰國至秦———引者按) 的畝產量最高可達當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間!這一生產力水平,在整個自然經濟時代,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


孫氏不知考定古代畝產量「技術細節」的複雜與困難,輕率下斷,居然說秦代「畝產量最高可達當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間」,這就證明孫氏沒有好好查對過近幾十年中國農業發展史與農業畝產量的研究成果。


孫氏指責2000 年來,世界上沒有像中國那樣,學者和文人對代表文明「高峰」的始皇帝始終「統統罵倒」,為此「感到悲哀」與「不可思議」。事實是,秦亡後,包括最早的陸賈、賈誼在內,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幾乎是知識界的共識,這樣的評價自古以來從未間斷。只能說好的,不能說壞的,否則就叫「統統罵倒」,這不是比你說的「儒家文化霸權」還霸道嗎?

是的,對秦始皇暴政的指責從未間斷過,重要一條,便是徭役繁重,民力不堪。孫氏說不,那看看他是如何為之辯解的:


以秦帝國刻石所言,民眾在秦始皇時期是大為歡悅地迎接太平盛世的……除了搬遷重建六國宮殿,秦始皇時期沒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戰國民眾在大爭之世所錘鍊出的理解力,是會敏銳體察出惡政與善政區別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時期,才因驪山陵與阿房宮的大規模建造而偏離社會建設軌跡,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質。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陳勝吳廣因「失期皆斬」面臨生死抉擇而不能容忍而舉事反秦的社會心理動因。


直接拿「秦帝國刻石」來坐實民眾心理,是對史料論證基本規則的漠視,而不認真排比驪山陵與秦宮殿修築的「歷史長編」,更涉及到學術素質問題。「除了搬遷重建六國宮殿,秦始皇時期沒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注意,驪山秦陵被孫氏排除在外了,是因為始皇帝為中國旅遊作出了傑出的 GDP 貢獻,將功折罪?———筆者按),「除了」二字說得何等輕鬆,難道不知道這裡面包含有多少民眾的血汗與生命(秦考古研究對二大類工程所耗人力、物力、財力的統計,已經細緻到何等程度,例如近年來已經考明墓內灌注「百川江河大海」的水銀約有100 噸之多,由哪裡開採、如何遠道運輸,真是勞民傷財,這些你難道從來不知道———筆者按)?對民眾冷暖疾痛,你有起碼的惻隱之心嗎?你問過秦陵和秦宮殿的考古專家沒有,整個工程進展的「時間表」是怎樣的?秦陵工程三大階段,什麼時候規模最大、興作最瘋狂?陳勝吳廣是被強征去修宮殿或陵墓的嗎?到秦二世時期才「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質」,那前此的興作算什麼,是「民生工程」嗎?小事拎不清,說大事就難免大大地豁邊。



筆者前此發表的文章已經提示,孫氏既以「開啟中國文明史」、「總體性研究」廣告聳動遠近,至少對「秦文明」的興衰應該有個「原始要終」的交代,而秦後「二千年停滯文明」,對前賢「統統罵倒秦始皇」的嚴厲指控,都應該拿出切實的證據。一路巡遊,遭遇聽眾頻頻駁詰,也大都叢集於此。這類歷史陳述,在「史論」性質的《啟示錄》中不予展開,有悖題中之義,實在說不過去。

新版《祭秦論》總算被迫回應,較為連貫地陳述了自秦統一前後直至明清各類人士對秦始皇「暴君」、「暴政」的「指責」,以20 個「偶然」的方式答覆了秦短促而亡的原因。亡羊補牢,理應歡迎。這件事,原該先行一步,屬於創作前必須的資料閱讀準備。等到現在,攤子鋪大,又要急促修改小說正文,「補牢」必然做得粗糙,挪東補西,捉襟見肘,也不意外。


我將在續後的駁文里詳細舉證孫氏有關歷代「秦始皇」評價的資料,大多來自「評法批儒」時期的「儒法鬥爭資料彙編」,許多原著並未直接閱讀。筆者僅查孔夫子舊書網,現在至少還有四、五十種「儒法鬥爭」資料上架,有的拍賣價高達300 余元。當年,筆者所在學校「大批判組」也奉命編過類似資料。其時,在特殊的政治氣氛下,摘取資料不顧前後文意,避開「不利言論」,斷章取義,武斷「裁決」,過來人對此記憶尚未磨滅。這樣的事今天仍在孫氏新作中屢有發現。但是,我認為主要的障礙,還是在孫氏固有的思想方法上,聽不進任何善意的批評與提醒,固執到底,一頭走到黑。在這種情況下,原先掩蓋著的片面、極端的毛病反而明顯突出出來,恐怕是孫氏始料所不及的。


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或以秦始皇之是非為是非,如此看書,如此討論問題,都不會有多少長進。好就絕對地好,壞就絕對地壞,極端偏激,排斥兼聽,凡是「復辟派」反對的我就擁護,「復辟派」贊成的我就反對,是「文革」中常見的「思想方法」。上了年齡的人都應該有所體驗(包括孫氏,他早年也是在儒法鬥爭的環境里長大的。我看到不少與孫同齡的人在回憶錄里記述了這段時間文化經歷以及隨後的思想轉變,都有真誠的反思———筆者按)。


除秦始皇與法家外,孫氏推崇的好像只有荀子一人,說道:

從基本面說,戰國後期的秦滅六國之前,天下言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先說開去,孫氏在《文明正源新論》「後記」里曾自況荀子,借《強國·積微》,一唱三嘆,對自己的創作經歷作了自我表揚。且不說標點有誤,緊要的是對「時」的詞義翻譯完全失掉了荀子的本義。茲陳列於下:


孫氏譯文(孫氏說是自己按重新整理的語序翻譯的,我有懷疑,見下文———引者按):積微以成功,歲不勝季,季不勝月,月不勝日……所以,善於每日認真處置小事者,可以達到「王」的功業;能夠在一季之中處置積壓事務者,可以達到「霸」的功業;如果僅僅是臨事修補漏洞者,就很危險了;如果從來荒疏不理日常政務,一定是要滅亡的!所以,能夠王天下者,看重每一日;能夠霸天下者,看重一季之事;奄奄僅存之國,便只有在亡國後空自憂戚了。這些亡國者,總是在亡國危機來臨時才知道危機,在死亡來臨時才知道死亡。殊不知,導致亡國的禍敗根源,是無法用後悔來彌補的。霸者所以彰顯天下,在於尚寄希望於每季理事。王者之大功,則在於數也數不清的每一日的積累。財寶,是越大越重越好。國家政事則相反,能夠每天認真處置政務,積累微小之功,實際上成功最快。


從唐代一直到近代,所有注釋《荀子·強國》的,沒有人會把「善時者霸」釋讀為「看重一季之事」。也不管全文意思能否貫通,鬧出笑話還蒙在鼓裡。對古代原典的釋讀,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疏於義理的考察分析,不通過全書全篇來考察字、詞闡釋的循環變化,此即為一例。經查核,只有近十多年來出版的好幾本《荀子》今譯,果然跟孫氏翻得一模一樣(他們抄孫氏的,時間上不對啊———筆者按)。原文的中心思想,稍為熟悉中國思想史的,都不難看出是講「王霸之辯」的。而「王霸之辯」,正是貫穿《荀子》全書的一個重點,荀子由此而超越儒法對立,把治政思想引入到一個「禮法並重」的新境界,對後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孫氏要把法家定於一尊,應該知道韓非說過的話:「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在這種形勢分析指導下,法家主張「時移則事易,事易則備變」,「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這就很容易理解荀子說的「霸者敬時」,「霸者之善著也,可以時托也」,就是肯定他們能夠看準時勢的變化,應「時」而變革,成就霸業。


再細細品味,荀子並沒有全盤肯定「霸道」,更看重「王道」功效的持久性。這就涉及到在《強國篇》里,荀子除了孫氏說的「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之外,還對秦國有什麼不滿意的嗎?茲錄於下:


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引者按:小一號者是孫氏所引,余則為孫氏隱瞞者)


後半段荀子對秦的不滿意,孫氏完全隱瞞了,絕口不提。這就是當年大講「儒法鬥爭史」的慣用手法。在《議兵篇》里,荀子教訓當時尚在其門下的弟子李斯,說的比這意思更為清楚: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謂仁義之兵也。今汝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不便之便」,「大便之便」,兩語意味深長,不足為識陋者道也。幸好孫氏沒有看出來(?),否則,一定會大批特批,不再認可這位荀子大師的「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經查,《荀子》全書涉及對秦印象與評價的凡30 余處,集中於《王霸》、《議兵》、《強國》三篇,兼及《性惡》、《堯問》等。正是荀子,最早預感到秦國雖乘時強暴,憂患其最後未必會有好的結果。這些意思,孫氏讀到過嗎?對孫氏曲解荀子的其他部分,續後駁之,趕緊打住。


現在我送梁啟超先生的幾句話「贈」於孫氏,主要是兼告讀者:「《荀子》書多古訓,其語法亦多與近代文不同,且脫誤之字頗不少,故有時非藉注釋不能了解。舊注惟唐楊倞一家。前清乾嘉以降,校釋者複數家。最先者為謝墉、盧文弨合校本,浙刻《二十二子》所采是也。次則郝懿行之《荀子補註》,王念孫之《讀荀子雜誌》,俞樾之《荀子平議》。自有此諸書,而《荀子》始可讀矣。近人王先謙裒諸家所釋,間下己意,為《荀子集解》,現行《荀子》注釋書,無出其右,讀者宜置一本也。」


孫氏主觀過甚,我看他應當先好好讀一下《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荀子謂:「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吾人豈能不時時警懼之乎?


花了好長時間反覆思量,孫氏背後藏有深刻的用心:事實真相如何毋須太多計較,「是非」最最緊要,因為這關係到文內高調說的立場問題,對「中國文明」的感情問題。孫氏自視佔據「正確」(「是」) 高地,其他怎麼說都只是「技術問題」。你不同意嗎?待你開口,孫氏就可以居高臨下地發炮,說你是站到了「非」的立場上,甚至還啟用了「漢奸」、「賣國賊」這樣嚴厲的指控。現在,我要反過來,仔細地詰難透析,依你孫氏這樣解讀中國歷史,果真正確嗎?我在另一處的批文中說過:只顧自己的「主觀戰鬥精神」像瘋馬般一路狂奔,用這樣的「歷史意識」去處理當今中國的社會問題,會是什麼後果?不怕戰車顛覆、社會動蕩、生靈塗炭?這回,再拿《祭秦論》來坐實你的「歷史意識」本相,何如?



孫氏《祭秦論》,開門見山,擺出敢犯眾怒的大義凜然相,說出一段蔑視前賢、拒絕思考的狠話,照錄於下:


追溯秦帝國的歷史興亡腳步,我經常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埋首檢索那些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我每每驚愕於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對於此一個只要稍具歷史目光與客觀頭腦,便能評判其不朽文明價值的帝國時代,何以那麼多的歷史家學問家以及種種騷人墨客乃至市井演義,都充滿了怨毒的心緒,不惜以種種咒罵橫加其身?隋唐之後更是不分析,不論證,不甄別,凡涉春秋戰國秦之評判,大體皆統統罵倒。及至當代目下,仍有諸多學人秉承此風,屢屢說得口滑,言辭之輕慢戲侮幾近江湖套路,讀之既咋舌不已,又頗覺滑稽。


不必高談什麼「歷史眼光」,也不必侈言「埋首檢索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我懷疑連《四庫全書》電子版,孫氏都沒有認真「搜索」過。要知道如果打入「秦」字,即有479634 處,逐次加以分辨閱讀,這是何等工夫?只要稍具一點平常心,有一點現代意識與客觀頭腦,會有像孫氏那樣口出狂言,2000 余年到如今,那麼多人議論評估秦帝國,「都」是怨毒、輕慢、滑稽的嗎?有像孫氏那樣的,對秦始皇及其帝國的「愛護」,到了不容有一分一厘的「非議」,不行說三七開,不能有任何歷史檢討,稍有批評便是「怨毒」,稍有改動便是「復辟」的嗎?


整理孫氏對歷代各類「非秦」現象的鞭撻,用銅板翻身的辦法,由「反面」轉到「正面」,就不難恢復孫氏所持立場及其「歷史意識」的原形。茲將孫氏的「正面」陳述以及筆者的點評羅列於下:


一、「秦國法治及秦帝國法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自覺的古典法治時代,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秦之前,中國是禮治時代。秦之後,中國是人治時代。只有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國走進了相對完整的古典法治社會。」


筆者按:這種「文明史」的大歷史觀,讀者諸君看到過沒有?六國沒有「法治」?「秦帝國」沒有「人治」?秦之後再也沒有「法治」?秦之後,斷到什麼時候為止,竟然不明說。如果通貫地考察中國文明史,不難看到任何時代的「法治」離不開人治,也很少有絕對沒有「法治」的「人治時代」。孫氏把儒與法、法治與人治等等視為截然對立、不可兼容的思維方法充溢在全書中。


二、「還有一個重大的歷史現象必須申明:舉凡歷史上的強盛時代或富裕國家,其稅率與徵發率必然相對高;舉凡歷史上的不發達時代,或大貧困大蕭條時代及貧窮國家,其稅率與徵發率必然很低或極低;直至當代,依然如此」,秦帝國「其稅率與徭役徵發年率雖相對較高,但卻是建立在自覺地大力發展生產力基礎上的,其性質絕非對貧瘠的掠奪,而是在高度生產力水平上積聚社會財富,為社會進行大規模的建設。」然而問:「假如要我們選擇,我們選擇什麼?貧困的低稅率低徵發,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稅率高徵發,果然是暴政么?」


筆者按:孫氏對秦代經濟史全憑主觀想像,那時能有什麼「高度生產力水平」?漢朝的生產力水平低於秦朝嗎?由粗放的縵田制到實行壠甽制的連作,要到漢武帝時期推廣「代田法」才在中原地區比較廣泛實施。而況戰國長期戰亂,統一後徵發不斷,在短短15 年的時間裡,全國約二三千餘萬人口中竟有將近200 萬的勞動力強制服兵役與勞役,農業生產會受到怎樣的影響?除了軍事與「秦氏工程」外,還有什麼經濟方面的「大規模建設」?與秦朝最相像的是隋朝,史載歷代王朝之中財富最稱富庶,國家糧倉豐盈,卻亡於高稅率高徵發。這不是事實嗎?孫氏對歷史上輕徭薄賦的努力不僅熟視無睹,從心底里還是排斥的,詳後舉證。


三、諸如「天下苦秦久矣」、「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徭役賦稅苛重等等,都是仇恨秦文明者編造的「歷史謊言」。「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鍊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咸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採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複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筆者按:讀到這樣的句子,包括把「前世後世」永做「臣民」歸結為宿命的「基本人性」,我們還能跟孫氏說什麼理呢?時代已經進入到21 世紀,我們能接受孫氏對秦始皇的偏袒到這等極端的程度?能容忍孫氏如此地「為民作主」,為了這個「偉大君主」,可以視民眾與民生如草芥、如塵微?


四、秦帝國短促而亡,不是因為「天下苦秦久矣」,而是由偶然的惡性政變造成,而政變的首要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么?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慾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筆者按:原封不動、不惜篇幅地照錄,是讓讀者能夠比較完整地「欣賞」孫氏的歷史觀與特致的辯論方式。我們驚訝地看到,孫氏對秦始皇的溺愛超出了常人能夠理喻的程度,連「用人不察」這樣的敷衍式檢討也捨不得加諸始皇帝。


五、「中國人的傳統理念,是嘲笑『龍多主旱』的。要說清中國政治文明國情,『尚一』理念是繞不過去的。要在中國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將分治(分裂)看得無足輕重,首先得走出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觀防線。否則,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頭來必然鼻青臉腫,自絕於自己的國家與民族。」 (《啟示錄》) 「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傳統是什麼?是『尚一』,是『執一』。我們的傳統政治哲學,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是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沒有偏離。雖然,我們有千千萬萬人在不假思索地呼籲『民主』,然而,更有大於千千萬萬許多倍的人依然有著堅實的『尚一』根基。至少,我們的將近十億的農民,尚不知『民主』為何物。」(《祭秦論》)


筆者按:後一段較之前一段語意來得隱晦收斂,估計修改時心裡有點虛。每涉及近現代,往往欲言又止,說得不暢快,與全書行文風格極不一致。但讀者還是可以體會得到,這正是孫氏最想要說的話。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是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揭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歷史事實永遠處在被解讀的過程之中,是「現在與過去從不間斷的問答」,背後都有編寫者的當代訴求及其思想文化傾向參與其中。因此,孫氏以自己的角度與方式批評現在的史學缺乏「意義」的追求,我認為對專業工作者不失為是一種提醒,僅僅「獨善其身,潔身自好」(孫氏語) 是不夠的。史學專業理應有所自我反省,並作出必要的改進。


然而,以我從業經歷與閱讀的經驗來看,覺得有兩點還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一) 不要過分誇大史學的現實功能。社會在不斷的變動中,歷史的經驗畢竟都有具體的時、地、人的特定條件,不可能完全直接用來代替當代人的思考與行事方式。無論是「影射史學」的比附,還是庸俗的「古為今用」,都曾經給我們造成過危害,過來人記憶猶新。記得「文革」結束後,我們這些人曾經發過這樣的感慨:寧願史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冷一些,也比那時全社會「熱浪滾滾」好。過熱,高熱,往往預示國家的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可能不正常。


(二) 對於從歷史事實中引出富有現實意義的解讀,需要特別嚴肅謹慎。因為這是一項極為艱難而又會產生社會影響的事情。我常常體驗到,自己對現實有多深的理解,對歷史也會有多深的解讀;自己的思想方法有多少毛病,也會不自覺地反映到歷史解讀上來,由此擔心會給讀者、特別是青少年帶來可能自己意識不到的負面影響。俗話說「別誤人子弟」,這是我們做教師的,常常因此而自責、而警惕的。我們必須有自知之明。限於經歷和地位,我們對現實狀況的了解以及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很難達到有充分自信的程度。我個人的態度是:與其狂狷,毋寧木訥,不如認真地做好歷史事實的清理,為讀者提供更多的可信史實,以增加對中國過往歷史的閱歷。千萬不要主觀過甚,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歷史,更不能因此扭曲歷史真實,以諛史、誣史、謗史誤導讀者。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理念,第一次讀到孫氏的「啟示錄」就驚詫莫明,怎麼還有這樣的極端看法?也對主流媒體熱烈捧場感到疑惑不解。我必須承認,與孫氏的「歷史意識」存在許多嚴重分歧,而且特別擔心他的價值取向可能在今天產生不好的社會影響。我將會在後續的駁文中較為細緻地逐一檢討。這裡先簡略地陳述一、二,以供讀者思考:


(一) 中國歷史上的思想文化資源非常豐富,是我們有獨特長處的地方。整理與利用這些思想文化資源的時候,理應持批判繼承的基本立場。必要的前提,是以現代意識透析他們各自的長處與短處、精華與糟粕,創造性地傳承轉換,包括必要的批判與揚棄。孫氏對法家的頌讚與肯定,哪裡還找得到有一點批判與揚棄的意味?戰國法家過分地認可與倚重人性之惡,肯定欲求的無限正當性,提倡以惡制惡,大爭特爭,把荀子的「禮法並治」由相互包容與限制引向片面與對立,丟棄了人性向善、慾望有節的基本要求。一旦久久浸淫其間,不能把持內心良知,「法家」自身就會變成人格扭曲、惡欲膨脹的「畸人」,李斯、趙高的例子就十分典型(我在前此文章中抄錄了孫氏在小說中寫李斯赤裸裸內心讀白一段,為正面渲染,我擔心青少年讀了以後,心靈上會受到影響———筆者按)。司馬遷在相關人物傳記中體現出來的人性洞察力,對人格與道德原則的堅守,不值得我們三思嗎?


(二) 孫氏在《啟示錄》里鋪敘了「原生文明」幾個方面的價值內涵,同時也表達了對當代社會矛盾、人心混亂、國際施壓等等現實問題的關切,提出「直接對接」論。在我看,這種「應對」方案,不合乎歷史邏輯,善意地說也是病急亂投醫。所以,那次我當著孫氏的面,特意念了一段呂思勉先生的警語:「當國家社會遭遇大變局之時,即系人們當潛心於學術之際。因為變局的來臨,非由向來應付的錯誤,即由環境急變,舊法在昔日雖足資應付,在目前則不復足用。此際若再粗心浮氣,冥行摘塗,往往可以招致大禍。」除非真的到了「大禍臨頭」之時,孫先生無論如何是聽不進去的。


孫氏說,我們現在正處於與戰國十分相似的時代。我認為,這種判斷是「反時代」的,完全忽略了我們與秦代處於完全不相同的時代環境和社會發展路徑之中。當代遇到的困難與問題,只有採用不斷深化改革,通過實踐求得逐步解決。用秦始皇的國家主義,「爭」字打頭的鬥爭哲學,高壓的「鐵血政策」,以及「戰國與秦帝國的強勢生存大仁不仁」的精神氣質,人人都要有「血氣」,不惜戰爭犧牲的代價保持「民族的強勢張力」,等等,只能把事情辦砸,把人心搞亂。我覺得一個對當代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不會輕率地提出這種應對方案的。對此,輿論界已有比我尖銳得多的批評,可孫氏執意堅持,主流媒體也不加覺察,豈非咄咄怪事?!


作為系列駁文的「序言」,旨在提出問題,起個頭。為了能給讀者提供較多的思考空間,所以在這裡不惜篇幅將孫氏「名言」照錄,以付諸公論評判。孫氏為堅持自己的觀點,肆意曲解史實,必須以史實駁之,這就決定了筆者只能以專題系列形式逐次展開,規模不小,不惜工本。許多朋友都在勸我不必徒費精神,年歲不饒人。我非常清醒,這不是為了說服或者規勸孫氏,沒意思。但我決不忍看到謬種流傳,貽害年輕一代,特別是剛剛開始接受中國歷史教學的中學生。我這一輩子就是當個教書匠,從不敢以學者自居,兩袖清風,別無所求。學生能否在精神方面健康地成長,則是我一生所寄託的意義追求之所在,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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