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就我們的國家》全本

置頂哲學園 好文不錯過

文學經典的啟迪價值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著

黃宗英譯

選自《築就我們的國家：

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附錄2

本書第一章

本書第二章

本書第三章

本書附錄1

只有無所畏懼，努米克尤斯(Numicius)，

才能真正使你充滿力量和自信

賀拉斯，書信集，I.vi.1-2

賀拉斯的這句名言描述了一種自我保護的策略，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名作《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經常流露出的思想情調就是這種策略的具體表現。這本書有著濃厚的反浪漫主義色彩。書中的很多段落寫得令人沮喪，其中有一句是:「資產階級自我或個體單元的消逝……意味著……獨一無二的個人風格的消逝，那一抹鮮明的個人色彩的消逝。」 92後來他又說：

如果「主體的死亡」的後結構主義主旨有社會意義的話，那就是它標誌著野心勃勃的個人主義的終結，不隨波逐流的個人主義的終結，個人主義的「超凡魅力」的終結，包裹著個人主義的一整套古雅的浪漫主義價值觀(比如天才)的終結……我們現在的社會秩序中信息更豐富，文明程度更高……不管是在文化產品還是政客中，這個新秩序都不再需要高級現代主義時代那種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和占卜者。這類人物對一體化、集體化和後個人主義時代中的主體不再有任何魅力或魔力；既然如此，就毫無遺憾地向他們告別吧，布萊希特此時或許會說：讓需要天才、先知、偉大的作家或創造世界者的國家受難去吧! 93

這個思路會導致「知性」(我的詞)的出現。知性是一種靈魂狀態，一種能夠防止敬畏的顫慄的靈魂狀態。它能使人免受浪漫激情的感染。

美國大學裡的文學教師就處於這種靈魂狀態中。他們屬於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怨恨派」 。他們從詹姆遜等人那裡學會了排斥「舊式意識形態批評的奢侈品，」不再喜歡「對他者進行憤怒的道德譴責」 。 94他們也認識到崇拜英雄是軟弱的標誌，是精英主義的傾向。所以他們抑制住正當的憤怒，拋棄了社會理想，反而表現出斯多葛式的堅忍，用知性的理論闡釋代替敬畏感，不憧憬美好的未來，只埋怨過去的失敗。

我喜歡「知性」這個詞，不喜歡布魯姆的詞「怨恨」 。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他完全相同。布魯姆認為，許多有前途的年輕文學教師嘲諷一切，無所祈望，闡釋一切，無所崇敬。他們把文學研究變成了他所說的「又一門沉悶的社會科學」 ，把文學系變成了封閉的學術死水。美國的社會學系在創建之初致力於各種社會改革運動，最終卻改弦更張，開始訓練學生如何用行話分析數據。布魯姆擔心，文學系變成文化研究系後，文化研究系的本意是從事一些迫切需要的政治研究，但最終可能只教會了學生如何用行話發泄不滿情緒。

我認為，對當代美國學院的批評分為兩種——無知的批評與權威的批評。前者的代表有專欄作家喬治·威爾(George Will)和喬納森·亞德利(JonathanYardley)，政客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和林恩·切尼(Lynne Cheney)；後者的代表有布魯姆和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前者對迪內希·德蘇扎(Dinesh D』Souza)和大衛·勒曼(David Lehman)等人的書中傳播醜聞的內容篤信不疑。他們不讀哲學書，只尋找能激起憤怒的標題和語句。他們的很多行為服務於當前保守勢力敗壞大學名聲的意圖，而這個意圖又服務於一個更大的目標，那就是讓收買共和黨的玩世不恭的寡頭集團的所有批評者名聲掃地。而權威的批評則與國家政治毫無關係。批評者是認真閱讀的讀者，他們對寡頭政治的憎恨決不亞於詹姆遜。

我既不是保守分子又不是權威的批評家。我的老本行是哲學，我對文學系發生的事情的判斷可能不準確。我弄不清楚布魯姆悲觀的預言只是他乖戾性情的表現還是說明他比那些說他乖戾古怪的人更有遠見。但過去的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我的學術活動一直與文學系有關聯，我也產生了與他類似的疑問。

產生這些疑問的主要原因是，我注意到在自己的學科領域內同樣悲觀的預言變成了現實。我這一代的哲學家都知道只需半個世紀一門學科就能變得面目全非，尤其在謀得職位的才能類別上變化很大。一門學科很快就能吸引來全新類型的人才，而對過去青睞過的那個類型的人纔則態度冷淡。

布魯姆之於詹姆遜猶如本世紀30年代的懷特海(A.N.Whitehead)之於艾耶爾(A.J.Ayer)。懷特海魅力超凡，天分很高，是個華茲華斯式(Wordsworth)的浪漫人物。他與布魯姆都贊同歌德的觀點——畏懼的顫慄是人類的本質特徵。而艾耶爾則看重邏輯、探究和知性，他希望哲學象科學一樣，依靠集體協作，而不依靠天才的奇思妙想和創見。他認為，神學、形而上學和文學沒有「認知意義」 ，還認為懷特海是個出色的邏輯學家，但是被詩歌毀掉了。艾耶爾把畏懼的顫慄看成是神經質的癥狀，他參與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風格。艾麗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在其名篇「反對抽象枯燥的哲學風格」(Against Dryness)中對這種風格大加撻伐。

在兩代人的時間裡，艾耶爾戰勝了懷特海，抽象枯燥的哲學風格戰勝了浪漫的哲學風格。英語世界的哲學注重分析，反對形而上學和浪漫主義，而且高度職業化。分析哲學仍然吸引著一流的人才，但其中大部分人都致力於解決那些外界不認為是問題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學科外的世界毫無關係，95所以英語國家哲學系的學術活動基本上不為外系所知，也與整體的文化失去了聯繫。這也可能是文學系面臨的命運。

嚴格地講，分析哲學不是又一門沉悶的社會科學，但它力求抽象化和科學化。它認為文學系盛行多情善感的思維方式。與其不同，分析哲學刻板、生硬、孤立。欣賞分析哲學的人經常說，現在的哲學教授思維比過去抽象多了，也精幹多了。我對此不敢苟同。他們不過是變得有些平庸。現在的哲學更加喜歡爭辯和對抗，但其理性化程度並沒有提高。

隨著分析哲學的出現，很有抱負的研究生們的閱讀習慣也改變了。這個變化與文學系研究生閱讀習慣的變化頗為相似。學生很少閱讀經典名著，讀得多的是最近的文章。早在本世紀50年代，象我這樣的哲學系學生都一本正經地選取艾耶爾式的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比如虛擬條件句專論，而讀本科時，我們是因為迷戀柏拉圖、黑格爾或懷特海才喜歡上哲學的。艾耶爾式的題目的確很有趣。但更主要的是，不寫這種廣為認可的分析性很強的題目，我就找不到好工作。其實，不是我們這一代的哲學博士玩世不恭，而是我們都很清楚什麼選擇可以使自己過上好日子。有人告訴我(我不能肯定這就是事實)現在的文學系研究生經常出於同樣的動機來選擇論文題目。

如果有人讓分析哲學家們解釋一下他們的文化作用和學科價值，他們一般都搪塞地說研究哲學有助於我們識別出自命不凡、多情善感的思維方式。確實如此。分析哲學培養出了我理性的思維動向。這種思維動向很有用。譬如，我一聽到「問題化」和「理論化」，就會想到該用分析哲學了。

分析哲學興起以前，譏諷自命不凡、多情善感的思維方式只是哲學教授所做的事情之一。只有一些哲學家才把這當成專長：比如霍布斯、休謨和邊沁。斯賓諾莎、黑格爾、格林(T.H.Green)和杜威並不這樣。過去有一種哲學家——浪漫主義哲學家，現在至少是在英語國家已經找不到這樣的哲學家了。英語國家的哲學系不鼓勵那些想做第二個黑格爾、尼采或懷特海的本科生以此為目標來搞研究。這就是為什麼在我的求學過程中，既經歷了哲學方向的轉換，又經歷了個性的變化。浪漫、天才、超凡的魅力、個人色彩、先知和占卜者在英語國家的哲學領域中已經過時好幾代了。這一切恐怕很難回潮了，就象美國的社會學系很難再成為本世紀早期的那種社會活動中心一樣。

英語系內文化研究的興起和哲學系內邏輯實證主義的興起之間的類比就談到這裡。我毫不懷疑，30年後，文化研究將成為明日黃花，如同邏輯實證主義得勢30年後就衰落了一樣。邏輯實證主義的得勢對我的學科產生了無法逆轉的影響。哲學喪失了浪漫和靈感，只剩下專業能力和複雜的思維。由於太熟悉這些後果了，我不禁擔心，布魯姆的預言——文化研究的得勢對文學研究會產生無法逆轉的惡劣影響——可能會變成現實。

為了闡明文化研究造成的惡劣影響，請允許我解釋一下什麼叫「啟迪價值。」我只需引用小說家多蘿西·埃利森(Dorothy Allison)在「信奉文學」這篇文章中的一段話。她描述了自己「無神論者的宗教」——「文學」和「她的寫作夢」建立起來的一種宗教。在文章的結尾，她寫到：

有一個地方，那裡我們一直形單影隻，獨自面對不可避免的死亡，那裡我們必須堅守某種比我們自身更偉大的事物——上帝、歷史、政治、文學、對愛的療效的信念，甚至可以是正義的憤怒。有時，我認為它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它們都是信仰的一個理由，與命運抗爭的一種方法，此生有超乎想像的意義的堅定信念。96

我認為文學作品有啟迪價值。我的意思是,這些作品使人認識到此生有超乎想像的意義。產生這種效果的常常是黑格爾或馬克思而不是洛克或休謨，是懷特海而不是艾耶爾，是華茲華斯而不是豪斯曼，是里爾克而不是布萊希特，是德里達而不是德·曼，是布魯姆而不是詹姆遜。

一種方法、一門科學、一門學科和一門職業產生不了啟迪價值。只有非職業的先知和占卜者的個人色彩才有啟迪價值。譬如，如果你把一個文本看成是文化生產機制的產品，你就不可能發現它的啟迪價值，因為你獲得的是理解而不是希望，獲得的是知識而沒有完成自我改造。所謂知識就是把一部作品放置在一個熟悉的情境中，將它與已知的事物聯繫起來。

一部作品要想有啟迪價值就必須能夠把你自以為了解的大部分事物進行重構：你不能，至少一開始不能，把作品重構進你所熟悉的情境中。如果你認清了一個人是某種類型的好人，見了這個人你就不會很激動了。同樣，你對一部作品了解得太透徹，你就不會受它的鼓舞了。只是在後來，當初戀變成婚姻時，你才能兼顧二者。但真正美滿的婚姻、心有靈犀的婚姻都是以狂熱的一見鍾情開始的。

一門人文學科的健康發展既需要啟迪性的作品，又需要分析性的作品。分析性的作品將啟迪性的作品放置在熟悉的情境中，就此去除其浪漫色彩，揭示其奧秘。所以我認為，哲學作為一門學術性很強的學科既需要有人讚賞懷特海又需要有人讚賞艾耶爾，這樣才能健康發展。同樣，當布魯姆和埃利森之類的人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在教學生涯中對最喜歡的先知和占卜者充分表達個性色彩濃厚的崇拜熱情時，文學系才能健康發展。而詹姆遜卻認為這類人過時了，因為他們仍執迷於「資產階級自我」 。他們的箴言是華茲華斯的「我們熱愛的／他人也會熱愛，我們來教他們如何去熱愛」 。他們的教學方式與培養知性、技能和職業素質的教學方式大相徑庭。

誠然，只有這樣魅力型的鑒賞家作教師，文學系會有誤人子弟的嫌疑。但只重理解探究而對什麼都態度漠然的教師同樣會有誤人子弟的嫌疑，他們善於理解事物卻沒有任何祈望，善於將文本放置在熟悉的情境中卻不會讚歎它的原創性，善於識別胡言亂語卻連胡言亂語也不會說。每一門學科都需要這類人。職業化和學術化的學科自然會青睞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才能而不是想像力，自然會摒棄熱情，鼓吹枯燥無味和冷嘲熱諷的知性。許多社科著作和分析哲學著作中瀰漫的沉悶氣氛證明了徹底的革新帶來的不良後果。

學院內，人文科學一直是充滿激情的人的避難所。如果哲學系和文學系都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他們將來可就很難再找到避難所了。布魯姆和埃利森之類的人從剛剛學會閱讀時起就如饑似渴地遍覽群書，書籍拯救了他們的生活。如今文學系的嚴寒要將他們逼得無法棲身。如果他們出走了，人文科學研究將繼續生產知識，但不再能激發希望了。人文教育或許會回歸到19世紀70年代改革以前的牛津和劍橋的狀態：只是進入上流社會的旋轉柵門。

我希望已經闡明了「啟迪價值」的含義。現在我想談談「文學經典」這個詞。人們常以為這個詞已經陳腐了，因為柏拉圖主義已經陳腐了。柏拉圖主義的一個觀點是，歸根結底，所有文學經典宣揚的都是同一個主題，這也正是它們成其為經典的原因。它們宣揚同一套永恆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它們使我們認識到了人類際遇的本質特徵。柏拉圖主義認為，只有永恆的事物才有啟迪價值，經典的源泉一直就在那裡，就在表象的面紗之後，已經被描述了很多次。先知和占卜者的最大願望就是再一次講述別人已經講述過很多次的道理，但要換個說法，適應不同的聽眾。

我同意，我們最好拋棄這些柏拉圖主義的預設，但不能就此拋棄埃利森、布魯姆和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共同夢想——建立文學的宗教。富有現世想像力的作品取代聖經而成為每一代人靈感和希望的主要源泉。我們應該欣然承認，標準是暫時的，是變化的。但不能就此拋棄經典的概念。我們應該因為文學經典啟發了很多讀者而視其為經典，而不能因為它們經典才認為它們啟發了很多讀者。

這看起來象詭辯，但這正是實用的功能主義和柏拉圖式的本質主義的根本區別。一些公認的經典作品激發不起一些讀者的熱情，功能主義者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的，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期待同一把鑰匙能打開每一扇心扉。對布魯姆這樣的功能主義者來說，文學經典的標準「規定了一生的閱讀範圍」 ，而制定標準的主要目的是告訴年輕人去哪裡尋找激情和希望。本質主義者認為，作品的經典地位表明它是通往永恆真理的一座橋樑，對經典作品缺乏興趣是道德上的一個瑕疵，而功能主義者則認為經典地位象歷史情境和讀者的個人情境一樣是可變的。德·曼這樣的本質主義批評家們認為哲學教會了他們如何閱讀非哲學作品。而艾布拉姆斯(M.H.Abrams)和布魯姆這樣的功能主義批評家們則象讀詩一樣讀哲學作品，他們是在尋找激情和希望。

柏拉圖主義者認為，時間臣服於永恆，希望和靈感臣服於知識。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文學對抗哲學：從柏拉圖到德里達》（Literature against Philosophy: Plato to Derrida）中批評了這種觀點。「你包裹文本的術語越多，闡釋得越徹底，甚至到了過度闡釋的地步，文本就越無法理解你的闡釋。」 97埃德蒙森批判的是這種預設：如果你不能把正在閱讀的文本放置在一個已經形成的理論框架內，你的解讀就不夠充分、不夠全面，你就不能象詹姆遜一樣將最近時間的誕生看成不過是重複已知類型的又一個樣品。

雪萊在《詩辯》(Defence of Poetry)中反對的也是這種預設。他說，「詩人是不可領會的靈感的祭司長，是映照未來投射到現在身上的巨大影子的鏡子。」的確，雪萊的思想中有很多柏拉圖的痕迹，甚至比阿諾德受柏拉圖的影響還大。但在雪萊以後的各代人中，柏拉圖的影響越來越小。這要感謝馬克思、惠特曼和杜威等人，他們是浪漫的空想家，他們預言的人類未來既不模仿過去也不模仿永恆。

我認為，德里達正是這樣一個浪漫的空想家，而福柯和詹姆遜則不是。布魯姆正確地認為，柏拉圖主義一直試圖讓理性統御想像力，而目前的「福柯和馬克思怪異的混合物」不過是「柏拉圖主義的漫長歷史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插曲。」 98埃德蒙森說的一句話很有道理，他說，最近知性哲學家們想要建立霸權來統御富有靈感的詩人，英語世界文學系發生的變故與此有很大關係。我希望這些哲學家們永遠都不會成功。但我認為文學系抵禦不住哲學的進攻，除非文學評論家們象布魯姆一樣看待文學——文學與永恆、知識和穩定毫無關係，卻與未來和希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與世界抗爭，並堅信此生有超乎想像的意義。

遺憾的是，當代美國的學院文化中，人們普遍以為一旦你看透了柏拉圖、本質主義和永恆的真理，你就會自然而然地轉向馬克思。在詹姆遜和其讚賞者的心目中，與世界抗爭的努力是與馬克思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我倒覺得這個聯繫象詹姆遜的術語「晚期資本主義」一樣離譜。這個術語在經濟史和千年希望之間巧妙而謹慎地迂迴。當代學院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繼承了一個信念——合作性的共和政體應該建立在科學的行動而不是空想的基礎上，應該建立在知性而不是浪漫的基礎上。

我覺得這個觀念完全錯誤。福柯拒絕沉湎於空想不是出於遠見和洞察，而是因為他看不到人類獲得幸福的希望，進而也就不把美看成是幸福的前奏。這實在令人遺憾。福柯的追隨者努力模仿他。他們看不起布萊克和惠特曼之類的詩人，看不起受這些詩人啟發的人，看不起讓·饒勒斯(Jean Jaurès)、尤金·德布斯、瓦茨拉夫·哈韋爾(Vaclav Havel) 和比爾·布拉德利之類的人。當代美國福柯式的學院左派正是寡頭政治夢想中的左派：這個左派只顧揭露現實的本質而無暇討論還需要通過什麼法令才能使未來更加美好。

愛默生將政黨分為回憶政黨和希望政黨。布魯姆認為，這個著名的分法現在已經不適用於美國學院政治了。現在，回憶政黨就是希望政黨。他的意思是，文學系的學生中，只有那些贊同荷爾德林「詩意地棲居」(what abides was founded by poets)的人才會憧憬未來。至少在這個意義上他是正確的：只有那些仍為獲得靈感而讀書的人才有可能在建立合作性的共和政體的過程中有所作為。所以我認為詹姆遜之類的人和布魯姆之類的人的區別並不在於前者重視政治而後者不重視政治。他們的真正區別在於，前者去理解現實以保護自己，而後者在浪漫的空想中構建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92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15頁。

93 同上，第306頁。

94 Jameson,Postmodernism，第46頁。

95 然而，最出色的思想家喜歡消解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他們質疑目前哲學界研究的問題的預設。Ludwig Wittgenstein在他的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就提出了這種質疑，在我最欽佩的當代分析哲學家(譬如Annette Baier、Donald Davidson和Daniel Dennett)的著作中可以發現類似的質疑。人們總是帶著有些懷疑的目光審視這些革新者：思考著古老問題長大的那些人自以為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聰明的回答是對人類知識的永久性貢獻。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問世四十多年以後仍使許多哲學家緊張不安。他們認為Wittgenstein很敗興。

96 Dorothy Allison，「Believing in Literature,」收入Allison，Skin:Talking about Sex,Class，and Literature (Ithaca,N.Y.:Firebrand Books，1994)，第181頁。

97 Mark Edmundson, Literature against Philosophy: Plato to Derrid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第128頁。

98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4),第18頁。遺憾的是，Bloom將最新版的柏拉圖主義歸之於「當今我國的新歷史主義者」。我認為Stephen Greenblatt的著作中找不到支持Bloom的證據。Greenblatt 是個非常出色的批評家，不可能迷信理論。但Foucault的普通追隨者卻認為Foucault和Marx提供了足以打開任何文本的萬能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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