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阿兄間有不合：曾國藩與曾國荃之間的多次爭執

《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清末年畫。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為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著彭玉麟、曾國荃等湘軍統帥。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在祁門忙於平定太平軍的曾國藩收到一封十萬火急的寄諭。原來，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後，英法聯軍不斷取勝，此時已經逼近北京，咸豐皇帝倉皇出逃承德，發文命各地迅速興師勤王，其中命曾國藩火速派鮑超帶三千人「兼程前進，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接到命令後，「忠義素著」的曾國藩陷入了煩惱之中。為什麼呢？

第一，現在正在圍攻安慶的緊要關頭。安慶之戰是整個鎮壓太平天國戰局的關鍵。要是調勁兵北上，安慶勢必撤圍，鎮壓太平天國的功業將功虧一簣。

第二，如果有損於鎮壓太平天國大局但是能夠救皇帝於水火，那當然也划算。但問題是他派鮑超北上其實也幫不了皇帝什麼忙。第二次鴉片戰爭進行到此時，形勢已經非常明朗，英法聯軍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來只有議和一途。派幾千人北上，根本改變不了這個大局。所以曾國藩說，「此事無益於北，有損於南」。

第三，他不願意將湘軍猛將鮑超交到滿族將領勝保手中，因為這很可能導致這支勁旅有去無回，從此列入旗人帳下。

但是，「勤王」事關人臣大節，又不可討價還價，曾國藩說：「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若不赴君父之難，則既詒後日之悔，復懼沒世之譏，成敗利鈍，不敢計也。」

想來想去，曾國藩決定採納李鴻章的建議，用「拖」字訣，拖以待變。李鴻章說，如果拖上十多天再回復皇上，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經被洋人攻佔，雙方自然會議和，那時也就不用湘軍北上了。

曾國藩認為此計可行，所以他八月二十六日接到上諭，九月初六日才回復了一道奏摺。曾國藩在奏摺中說，鮑超品級太低，不能勝任勤王之舉，所以他請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選一人帶兵進京。

當時奏摺一次往返，需要二三十天，李鴻章預計在二三十天內，肯定會大局已定。果然，英法聯軍不久攻入北京城，與恭親王奕達成和議。十月初四，曾國藩接到朝廷寄諭，稱不必北上。這一拖字訣用得可謂非常高明。

不過，雖然用了此計，但是素來慮事周全的曾國藩也做了多手安排。因為萬一皇帝真的指派他親自帶兵北上，他得考慮一下到底帶哪些將領前去。九月初七日，拜發了奏摺後，曾國藩又給曾國荃寫了一封信：

不知皇上果派國藩北上，抑系派潤帥北上？如系派我北上，沅弟願同去否？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為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

也就是說，如果皇帝派我北上，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兄弟一起勤王，倒也是體面之舉。請你做一個預案，如果帶兵北上，從你的部隊中抽取哪些人，事先計劃好，開個單子告訴我。如果皇帝真的再次下旨，我們馬上就可以出發。

曾國藩知道，帶兵北上是小概率事件，此舉只是以防萬一而已。沒想到曾國荃一接到這封信，一下子炸了。

此時正是曾國荃圍困安慶的緊要之時，正如同一隻獵狗，全神貫注地咬住獵物。要讓他撒開嘴，怎麼可能？他才不管天下大局會怎麼樣，只有拿下安慶，才能保證他功成名就。

所以接到曾國藩的這封信，他一下子就慌神了。生怕大哥真的北上勤王，讓自己的圍城之功毀於一旦。於是他心急火燎地寫了封信，不但堅決反對勤王，還對天下大局發了一通牢騷，把皇帝以下的政治人物都罵了一通。

曾國荃的這封信現已被銷毀，但是從曾國藩的複信來看，應該是涉及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絕不能撤安慶之圍。不僅如此，曾國荃在信中應該還表示過類似「不怕大清亡國」之類的意見。在曾國荃看來，大清亡了，沒了朝廷的瞎指揮，說不定能更快地平定太平天國。

第二，曾國荃認為恭親王奕之才，遠在咸豐皇帝之上，如今咸豐跑了，恭親王留在京中，處理中外事宜，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如果皇帝死在承德，恭親王當了皇帝，說不定更是好事。

第三，是批評咸豐皇帝不會用人。曾國荃聽說因為皇帝不重用僧格林沁，有意不使其建功，所以中國軍隊才在天津一敗塗地。如果皇帝當初放手讓僧格林沁去抵抗外夷，也許洋人本打不到北京。所以咸豐北逃，是咎由自取。你皇帝北逃就北逃，還連累得他曾國荃放棄就要到手的戰功，真是可恨！

我們可以想像曾國藩接到這封信是什麼樣的反應。

曾國藩是京官出身，對大清王朝的政治紀律非常了解。所以他讀到曾國荃此信，「且懼且惡」，冷汗直流。這個老九，也太不成熟了！如果這封信流傳出去，不但曾國荃這一輩子的政治前途完了，他們曾氏一族人的命運都堪憂。

曾國藩馬上把曾國荃的來信放在火上燒掉，然後在當晚，也就是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趕緊寫了一封家書，對曾國荃嚴加訓斥。口氣之嚴厲，在曾國藩家書中可謂空前絕後。

曾國藩說：

初九夜所接弟信，滿紙驕矜之氣，且多悖謬之語。天下之事變多矣，義理亦深矣，人情難知，天道亦難測，而吾弟為此一手遮天之辭、狂妄無稽之語，不知果何所本？恭親王之賢，吾亦屢見之而熟聞之。然其舉止輕浮，聰明太露，多謀多改。若駐京太久，聖駕遠離，恐日久亦難盡愜人心。僧王所帶蒙古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蓋已挾全力與逆夷死戰，豈尚留其有餘而不肯儘力耶？皇上又豈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儘力耶？力已盡而不勝，皇上與僧邸皆浩嘆而莫可如何。而弟屢次信來，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處消息，謂僧邸見疏見輕，敝處並未聞此耗也。

分兵北援以應詔，此乃臣子應盡之分。吾輩所以忝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於友，謂之義。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萬一京城或有疏失，熱河本無銀米，從駕之兵難保其不嘩潰。根本倘拔，則南服如江西、兩湖三省又豈能支持不敗？庶民豈肯完糧？商旅豈肯抽厘？州縣將士豈肯聽號令？與其不入援而同歸於盡，先後不過數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後不自悔於九泉，不詒譏於百世。弟謂切不可聽書生議論，兄所見即書生迂腐之見也。

曾國藩的複信，說了三層意思：

第一，曾國荃這樣露骨地輕論國事，驕妄滿紙，不慎不智，是從政的大忌。以後絕不能再這樣做，即使在家書中也不行，搞不好會惹來滿門災禍。

第二，曾國荃聽到的小道消息並不可靠。咸豐皇帝用人並不如他所說的不明，恭親王和僧格林沁也未必靠得住。所以他的分析是荒唐之談。

第三，不能放棄對清政權的忠誠。從道理上來說，忠誠是為臣之本。從現實來說，他曾國藩創建湘軍，正是以忠義的旗幟號令天下。如果大清滅亡，天下大亂，國家前途就更不可測。

曾國藩在信尾還說：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之聞本不多，而疑則全不闕，言則尤不慎。捕風捉影，扣槃捫燭，遂欲硬斷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弟如此驕矜，深恐援賊來撲或有疏失。此次複信，責弟甚切。嗣後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複信耳！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是孔子的話。意思是遇事要多聽取意見，有懷疑則加以保留，知道的部分也要謹慎地說出來，這樣才能減少自己犯錯誤的概率。這確實正說中了曾國荃的缺點。曾國藩為人的缺點是不夠自信，而曾國荃則是過於自信。

其實在內心深處，曾國藩未必不認為曾國荃的說法有幾分道理。但是他絕不能容許曾國荃把內心的想法形諸筆墨。如此一通聲色俱厲的痛罵，就是要老九牢牢記住，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

因為曾國藩的這封信內容如此特殊，所以曾氏後人一直深藏不露，曾紀澤等人整理的各種曾國藩文集均無收錄，直到20世紀80年代嶽麓版的《曾國藩全集》才公開此信。

接到這封信，曾國荃是什麼反應呢？從曾國藩的下一封信，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曾國荃被曾國藩這通罕見的怒火給嚇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唐突之處，不再貿然頂嘴。他老實向長兄承認錯誤，表示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了：

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于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國藩在複信中，再次要求曾國荃「總以除傲字為第一義」：

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

丹朱是堯的兒子，象是舜的弟弟，桀是夏朝最後一個王，紂是商代最後一位君主。他們都是三代的惡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傲。曾國藩用這些例子，說明傲慢、傲氣是一個人身上最可怕也最容易出現的毛病。

然而曾國荃的傲氣和燥氣豈是曾國藩的一封家書可以消除的。在那之後，兄弟兩人仍然不斷地發生爭執。

作者（張宏傑）

摘編自《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2》，中南博集授權轉載

《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清末年畫。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為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著彭玉麟、曾國荃等湘軍統帥。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在祁門忙於平定太平軍的曾國藩收到一封十萬火急的寄諭。原來，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後，英法聯軍不斷取勝，此時已經逼近北京，咸豐皇帝倉皇出逃承德，發文命各地迅速興師勤王，其中命曾國藩火速派鮑超帶三千人「兼程前進，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接到命令後，「忠義素著」的曾國藩陷入了煩惱之中。為什麼呢？

第一，現在正在圍攻安慶的緊要關頭。安慶之戰是整個鎮壓太平天國戰局的關鍵。要是調勁兵北上，安慶勢必撤圍，鎮壓太平天國的功業將功虧一簣。

第二，如果有損於鎮壓太平天國大局但是能夠救皇帝於水火，那當然也划算。但問題是他派鮑超北上其實也幫不了皇帝什麼忙。第二次鴉片戰爭進行到此時，形勢已經非常明朗，英法聯軍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來只有議和一途。派幾千人北上，根本改變不了這個大局。所以曾國藩說，「此事無益於北，有損於南」。

第三，他不願意將湘軍猛將鮑超交到滿族將領勝保手中，因為這很可能導致這支勁旅有去無回，從此列入旗人帳下。

但是，「勤王」事關人臣大節，又不可討價還價，曾國藩說：「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若不赴君父之難，則既詒後日之悔，復懼沒世之譏，成敗利鈍，不敢計也。」

想來想去，曾國藩決定採納李鴻章的建議，用「拖」字訣，拖以待變。李鴻章說，如果拖上十多天再回復皇上，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經被洋人攻佔，雙方自然會議和，那時也就不用湘軍北上了。

湘軍火槍隊

曾國藩認為此計可行，所以他八月二十六日接到上諭，九月初六日才回復了一道奏摺。曾國藩在奏摺中說，鮑超品級太低，不能勝任勤王之舉，所以他請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選一人帶兵進京。

當時奏摺一次往返，需要二三十天，李鴻章預計在二三十天內，肯定會大局已定。果然，英法聯軍不久攻入北京城，與恭親王奕達成和議。十月初四，曾國藩接到朝廷寄諭，稱不必北上。這一拖字訣用得可謂非常高明。

不過，雖然用了此計，但是素來慮事周全的曾國藩也做了多手安排。因為萬一皇帝真的指派他親自帶兵北上，他得考慮一下到底帶哪些將領前去。九月初七日，拜發了奏摺後，曾國藩又給曾國荃寫了一封信：

不知皇上果派國藩北上，抑系派潤帥北上？如系派我北上，沅弟願同去否？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為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

也就是說，如果皇帝派我北上，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兄弟一起勤王，倒也是體面之舉。請你做一個預案，如果帶兵北上，從你的部隊中抽取哪些人，事先計劃好，開個單子告訴我。如果皇帝真的再次下旨，我們馬上就可以出?發。

曾國藩知道，帶兵北上是小概率事件，此舉只是以防萬一而已。沒想到曾國荃一接到這封信，一下子炸了。

此時正是曾國荃圍困安慶的緊要之時，正如同一隻獵狗，全神貫注地咬住獵物。要讓他撒開嘴，怎麼可能？他才不管天下大局會怎麼樣，只有拿下安慶，才能保證他功成名就。

所以接到曾國藩的這封信，他一下子就慌神了。生怕大哥真的北上勤王，讓自己的圍城之功毀於一旦。於是他心急火燎地寫了封信，不但堅決反對勤王，還對天下大局發了一通牢騷，把皇帝以下的政治人物都罵了一通。

曾國荃的這封信現已被銷毀，但是從曾國藩的複信來看，應該是涉及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絕不能撤安慶之圍。不僅如此，曾國荃在信中應該還表示過類似「不怕大清亡國」之類的意見。在曾國荃看來，大清亡了，沒了朝廷的瞎指揮，說不定能更快地平定太平天國。

第二，曾國荃認為恭親王奕之才，遠在咸豐皇帝之上，如今咸豐跑了，恭親王留在京中，處理中外事宜，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如果皇帝死在承德，恭親王當了皇帝，說不定更是好事。

第三，是批評咸豐皇帝不會用人。曾國荃聽說因為皇帝不重用僧格林沁，有意不使其建功，所以中國軍隊才在天津一敗塗地。如果皇帝當初放手讓僧格林沁去抵抗外夷，也許洋人本打不到北京。所以咸豐北逃，是咎由自取。你皇帝北逃就北逃，還連累得他曾國荃放棄就要到手的戰功，真是可恨！

我們可以想像曾國藩接到這封信是什麼樣的反應。

曾國藩是京官出身，對大清王朝的政治紀律非常了解。所以他讀到曾國荃此信，「且懼且惡」，冷汗直流。這個老九，也太不成熟了！如果這封信流傳出去，不但曾國荃這一輩子的政治前途完了，他們曾氏一族人的命運都堪憂。

曾府三傑圖（從左至右：曾國荃、曾國藩、曾紀澤）

曾國藩馬上把曾國荃的來信放在火上燒掉，然後在當晚，也就是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趕緊寫了一封家書，對曾國荃嚴加訓斥。口氣之嚴厲，在曾國藩家書中可謂空前絕後。

曾國藩說：

初九夜所接弟信，滿紙驕矜之氣，且多悖謬之語。天下之事變多矣，義理亦深矣，人情難知，天道亦難測，而吾弟為此一手遮天之辭、狂妄無稽之語，不知果何所本？恭親王之賢，吾亦屢見之而熟聞之。然其舉止輕浮，聰明太露，多謀多改。若駐京太久，聖駕遠離，恐日久亦難盡愜人心。僧王所帶蒙古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蓋已挾全力與逆夷死戰，豈尚留其有餘而不肯儘力耶？皇上又豈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儘力耶？力已盡而不勝，皇上與僧邸皆浩嘆而莫可如何。而弟屢次信來，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處消息，謂僧邸見疏見輕，敝處並未聞此耗也。

分兵北援以應詔，此乃臣子應盡之分。吾輩所以忝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於友，謂之義。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萬一京城或有疏失，熱河本無銀米，從駕之兵難保其不嘩潰。根本倘拔，則南服如江西、兩湖三省又豈能支持不敗？庶民豈肯完糧？商旅豈肯抽厘？州縣將士豈肯聽號令？與其不入援而同歸於盡，先後不過數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後不自悔於九泉，不詒譏於百世。弟謂切不可聽書生議論，兄所見即書生迂腐之見也。

曾國藩的複信，說了三層意思：

第一，曾國荃這樣露骨地輕論國事，驕妄滿紙，不慎不智，是從政的大忌。以後絕不能再這樣做，即使在家書中也不行，搞不好會惹來滿門災禍。

第二，曾國荃聽到的小道消息並不可靠。咸豐皇帝用人並不如他所說的不明，恭親王和僧格林沁也未必靠得住。所以他的分析是荒唐之談。

第三，不能放棄對清政權的忠誠。從道理上來說，忠誠是為臣之本。從現實來說，他曾國藩創建湘軍，正是以忠義的旗幟號令天下。如果大清滅亡，天下大亂，國家前途就更不可測。

曾國藩在信尾還說：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之聞本不多，而疑則全不闕，言則尤不慎。捕風捉影，扣槃捫燭，遂欲硬斷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弟如此驕矜，深恐援賊來撲或有疏失。此次複信，責弟甚切。嗣後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複信耳！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是孔子的話。意思是遇事要多聽取意見，有懷疑則加以保留，知道的部分也要謹慎地說出來，這樣才能減少自己犯錯誤的概率。這確實正說中了曾國荃的缺點。曾國藩為人的缺點是不夠自信，而曾國荃則是過於自信。

其實在內心深處，曾國藩未必不認為曾國荃的說法有幾分道理。但是他絕不能容許曾國荃把內心的想法形諸筆墨。如此一通聲色俱厲的痛罵，就是要老九牢牢記住，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

因為曾國藩的這封信內容如此特殊，所以曾氏後人一直深藏不露，曾紀澤等人整理的各種曾國藩文集均無收錄，直到20世紀80年代嶽麓版的《曾國藩全集》才公開此信。

接到這封信，曾國荃是什麼反應呢？從曾國藩的下一封信，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曾國荃被曾國藩這通罕見的怒火給嚇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唐突之處，不再貿然頂嘴。他老實向長兄承認錯誤，表示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了：

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于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國藩在複信中，再次要求曾國荃「總以除傲字為第一義」：

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

丹朱是堯的兒子，象是舜的弟弟，桀是夏朝最後一個王，紂是商代最後一位君主。他們都是三代的惡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傲。曾國藩用這些例子，說明傲慢、傲氣是一個人身上最可怕也最容易出現的毛病。

然而曾國荃的傲氣和燥氣豈是曾國藩的一封家書可以消除的。在那之後，兄弟兩人仍然不斷地發生爭執。

作者（張宏傑）

摘編自《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2》，中南博集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