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明的試錯

獨立歷史學者 劉剛 為《經濟觀察報》撰稿

有一本書，書名是《氣候改變歷史》，其中有一篇，叫做「發明熱帶性」。我認為，這篇文章里的說法，對我們理解河姆渡人的得失，或許有幫助。

河姆渡人是幸運的，但幸運靠不住，猶如熱帶的妖嬈，「福兮禍之所伏」。熱帶有著天然的美麗和富饒，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竟然發明了這樣的熱帶性——伊甸園。他說「小鳥的歌聲是那樣的動聽」，「沒有人願意離開這個地方」……他的熱情，在歐洲引發了有關「富饒熱帶的神話」，對於來自寒冷地帶的歐洲人來說，熱帶的誘惑，一如天堂般，揮之不去。

在自然王國里，熱帶，無疑是一片「幸福的國度」，萬物在自然的統治下生長，生機勃勃。對此，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我覺得，那彷彿是我置身於人間的極樂世界，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而德國哲人洪堡，則一再聲稱，熱帶「偉大壯麗」的景色，是多麼的令他「驚詫和敬畏」！沒有哪裡可以像熱帶那樣，讓他感到自然是如此壯麗；沒有哪裡可以像熱帶一樣，讓他感到自然是如此的強大。

受了洪堡的浪漫主義的影響，達爾文對熱帶的考察也變得浪漫起來，他說道：我第一次看到了熱帶雨林，它是如此雄偉，只有親眼目睹才能真正體會它是多麼神奇，多麼偉大……那時的達爾文，一點也不像個進化論者，倒像個屬於上帝的伊甸園的擁躉者，他本來應該在熱帶雨林里發現天競物擇的自然進化的競技場，不料，他在此驚呼一個天人合一的綠色烏托邦。

他說，用盡了一個接一個的形容詞，都無法向那些沒有來過熱帶的人，準確表達他的強烈感受，表達他精神上的愉悅和震撼，這裡整個就是一個偉大而純天然卻又散亂而繁茂的溫室。自然把這裡變作它的小小動物園，但是人類卻佔為己有。看起來，一個多麼讓人滿懷愛的地方啊！對於歐洲人而言，它就是另一個星球，在和他們家園差了幾個緯度的遠方，另一個世界的光輝正在照耀大地。

文明要有禁忌

他用「另一個星球」稱呼熱帶，顯然是把熱帶劃在了文明世界以外。但他沒有說明，這「另一個星球」，究竟是神創的，還是自然進化而成的，總之，它肯定不是人類的產物，不屬於文明世界，用莊子的話來說，便是「天而不人」。人們對熱帶情不自禁的讚美，或多或少有幾分「天而不人」的味道。一旦用人的尺度來衡量，將人本主義的文明世界的原則用於熱帶，便「七竅開而混沌死」，熱帶崩潰了。

我認為，洪堡、達爾文等人對熱帶性的讚美，也適用於我們對河姆渡人的看法。在熱帶性里文明初曙的河姆渡人，曾經享受了洪堡、達爾文等人極力讚美過的熱帶性的美麗和富饒，同時，也因了小冰川期的到來導致熱帶性退出，使得河姆渡人也隨著「文明的熱帶性」不適，而退出了文明的進程。寒流入侵，終結了「文明的熱帶性」，文明轉向溫帶和亞熱帶發展，向著以農業為主導的新型產業文明轉型，終於撕裂了脆弱的熱帶性，就如同伊甸園，經不起蛇之誘惑，竟然因為一個小小的禁果而墮落。

難道全能的上帝會不知道人類終將偷吃禁果？知道而不能避免，有幾種可能，一是上帝不想保全人類，二是想保全也有所不能，三是給人自由讓人類自己選擇……如果我們確認了上帝全能的假設，就不會對上帝能保全人類有所懷疑；如果我們確信上帝關愛人類，就不會對上帝想保全人類產生疑問；以此，我們就能確定，上帝是要給人以自由，讓人自己去選擇，這一點很重要，決定了文明的本質。

但人類畢竟在上帝的保全下過了一段伊甸園的日子，這段日子，也許有兩千年，也許更長，要把整個仰韶大暖期都算上，總之，人類沒有辜負這一段時光，在應有盡有的幸福日子裡，將各種文明的要素都具備了。禁果吃與不吃，看似誘惑，實為選擇，是選擇神的恩寵，永遠在上帝的保全下生活，還是選擇自由？上帝本以自由造人，人類選擇自由，便是實踐上帝造人的原旨，讓自由成為人的本質。

就此而言，人類的始祖並未辜負上帝，「偷吃禁果」一說，是人類對「偷」這一「原罪」的懺悔，可是，如果上帝旨在讓人選擇，「原罪」豈非就要消失？也許「原罪」的根源，並不在於禁果，而在自由本身，也就是說，自由本身已有「原罪」，一旦選擇自由，便同時選擇了善與惡、是與非、利與害……等等，對立性中，本就含有「原罪」的因子，有所偏倚，即生「原罪」，所以，要「適度」，要「止於中道」，而這就是法治的根源——守住「原罪」的底線，「禁果」的原教旨，理應在此——文明要有禁忌。

河姆渡人是否也偷吃了伊甸園的「禁果」？也許那一粒農藝的種子，便有著「禁果」的意味。河姆渡人天真活潑的農藝活動，培育了稻種，萌芽了稻作農業，其於河姆渡人，福耶禍耶？

有一位美國學者，在其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談起「牲畜的致命禮物」時，就提到了「農業的出現如何會成為群眾傳染病形成的開端」，據說，農業社會的人口密度和農業生產方式產生的病菌，對於從狩獵採集向著農業生產轉型的族群來說是致命的。以此，我們猜想，河姆渡人消失，很可能就是遭遇了農業文明產生的病菌入侵，在文明的試錯中，農業文明的始作俑者，成為了犧牲品。

農業生產方式對自然經濟發動了致命攻擊，刀耕火種，毀林開荒，破壞自然形態是顯而易見的，由此帶來的生態系統的變化對自然秩序的破壞性影響隱蔽而深刻，尤其農業微生物引發的病菌，對自然界微生態循環系統的破壞，可以說是人類以文明的方式不經意的開啟了傳染病的一個源頭。

疾病流行，對於初民是災難性的，他們不知疾病為何物，其於生死，所習知者，乃是習慣性的自然生死，誰知病菌帶來生死，怎見死亡還會傳染？在文明開化中，不知不覺，死亡就來了！他們不知死亡從哪裡來，還要往何處去，更不知死亡幾時來幾時去……文明緣起，原非福祉，乃不得已。

但凡新生事物，初始多為文明禁果，人類好奇，而欲嘗試，或引發文明衝突，或修成文明正果……河姆渡人便如此，以其不斷的試錯，而發現稻子，發明農藝，而後因了好奇而自食其果。

被熱帶性恩寵了兩千年的河姆渡人，根本不知農業文明的病菌為何物，要是早知如此，難道就會何必當初？在「牲畜的致命禮物」里，列舉了一些農業文明的動物性疾病：與牛有關的疾病，有麻疹又叫做牛瘟、肺結核、天花；與豬、狗、鴨有關的疾病，有流行性感冒、百日咳；與禽鳥有關的疾病，有惡性瘧疾等。這些動物，都被河姆渡人馴養為「牲畜」，同樣也給河姆渡人留下了「致命禮物」？

河姆渡人消失，有多種說法。或曰為異族入侵，可遺址未見有殺戮痕迹；或曰為海侵，然而，說一個能獵鯊捕鯨善於航海的族群亡于海侵，理由似乎也不夠充分；能否有一種新的說法呢？

受那位美國學者的啟發，我也想到了「病菌」，也許真的是因為文明自身產生的病毒毀滅了那個創造了該文明的族群。如果說上帝創造世界，是一個完美的一次性的理性安排，那麼人類締造文明，則必須在不斷的試錯中進行，或經由某個族群，或出自某一部分人，因其好奇，總是嘗試，所以，不斷成為試驗的犧牲品，而「禁果」的意蘊，便註定了那些偷吃的人，必須在文明的試錯中承受厄運。

該隱後遺症

河姆渡人過著「富饒熱帶的神話」生活，「天放」了大約兩千年。文明古國初曙時，他們還在「拒絕成長」，享受「不發展的自由」。

但他們終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良渚人，良渚人用生產代替採獵，將河姆渡人的遊戲規則發展為良渚文化的生產方式，使以採獵為主的自然經濟轉向以農業為主導的產業經濟。

在河姆渡遺址的最上面一層，覆蓋著良渚文化的遺存，這說明良渚文化取代了河姆渡文化，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河姆渡人被良渚人征服了，也許取代是以經濟轉型的方式完成的。

河姆渡人為稻作農業的興起準備了一套成熟的農藝，當農藝活動向農業經濟轉型時，河姆渡人卻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我們認為，很可能是由文明試錯引發的病菌所傳染的疾病。如果說文明試錯的病菌曾經逆襲了河姆渡人，那麼當下的生物技術轉基因是否同樣也包含了試錯的成分？河姆渡人就是在文明試錯和經濟轉型的關頭上消失的，它提醒我們，能否採用文明保守主義來保衛基因？

經濟轉型，其實是最為深刻的革命，尤其從自然經濟向產業經濟轉型。從自然的食物鏈之外，開闢新的食物來源，這表明人類從自然王國向著自由王國邁出了第一步。

禁果，歸根到底，就意味著新的食物來源，雖然上帝說了是禁果，但還是讓人類自己選擇，因為在上帝那裡，自由是比權威更高的原則，而自由的根柢就在上帝，在於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的樣子，把自由作為了人的本質。

如果只是為了禁止，要禁的就不是那果子，而是人的自由意志，可上帝偏袒的，恰恰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上帝之所以要弄個禁果出來，就是用它來檢驗人的自由意志。在此之前，上帝並不知道自由意志是個什麼樣子，它在創造世界時，按照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安排了天地萬物，設定了日月星辰，賦予一切存在以時間和空間的屬性，唯一具有不確定性的就是人，因為只有人分有了上帝的自由意志，上帝要通過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現來認識它自己，人是上帝的鏡子。因此，禁果的存在，是用來提醒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作為個人應有的權利和責任，應視為上帝對人類的第一次啟蒙。人應該留在伊甸園裡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生活，還是走出伊甸園憑藉自由意志開始文明試錯的生活？

湯因比在其所著《歷史研究》之「波利尼西亞人、愛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一節里，提到了古代敘利亞人的一個傳說，說亞當和夏娃，生了該隱、亞伯兩兄弟，一個種田，一個放羊，一個向耶和華奉獻農產品，一個奉獻頭生的小羊和羊脂油。對此，耶和華並未一視同仁，而是表現出明顯的價值偏好，對亞伯的奉獻示以感謝，對該隱的奉獻卻無動於衷。使人不禁要問，何以會有如此差異？

湯氏書中給了一個解釋，那就是「游牧生活，的確是人類技藝的一個勝利」，他認為，牧人比農夫「擁有一門更好的技藝」，因為「馴化動物比起馴化植物來，是個較為高級的文明形態」，而這也就是亞伯的奉獻能得到上帝稱謝的原因了。湯氏這一說法，有想像力，但有些隨意，未曾深慮。

首先，牧人與農夫，技藝孰優孰劣，不是基於想當然的常識立論，用一兩句話就能打發，而要從文明的源頭去看，對文明的進程，要用一把歷史的尺子，去做不同階段的深入考察。談歷史，不是有個「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嗎？試問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哪一個不是以農業為主導而立國呢？若此言不虛，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農夫的力量和技藝，對於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更為有利呢？

其次，湯氏何以見得上帝對亞伯奉獻的稱謝，是對牧人技藝的認可而非一種價值取向呢？須知古國方興之日，正是人類異化之時，那些原本要追求自由的人，反而都在追求權力，把個神權、王權特供起來，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在鬥爭中，都通往奴役，從神話到歷史，便是個這樣的結局。

在古典理性之光照亮人性之前，人性中最為燦爛的，惟有神話，其本質，乃人性之神化，以及神化過程中自由意志向著權力意誌異化，並與權力意志戰鬥因而產生英雄及其命運之傳奇。「文明古國」的出現，宣告了權力意志的勝利，權力意志獲勝，神話也就終結了，相應的歷史，隨之而開始。

文明以農業為主導，國家以農民為主體，這當然就可以說是農夫的勝利。勝利，取決於糧食，能穩定的生產足夠多的糧食，不但要靠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藝，更要靠聚族而居的社會生活和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用組織化和制度化的文明體系，確立權力對土地與人口的支配——為江山立國體。

一般來說，定居的農民能集中反映權力意志的要求，他們是權力的締造者，也是權力的崇拜者，無論神權，還是王權，無論國權，還是族權，抑或君權和民權，他們都能締造出來，轉成習俗，化為觀念，建立政權，無論種種，均安然接受，欣然想像。農民對於權力的想像，乃基於對土地的渴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非一家私有，而是公有，可以「普天之下」來分享，但前提必須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能夠分享「王土」的「王臣」，當然也就是農民權力想像圖景中的「公民」了。

這般圖景展示的，現在看來，就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本來，在人之初的伊甸園裡，既無奴役，也無自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自然法則生活，可人為萬物之靈，還有自由意志。要自然，還是要自由，人做了取捨，人非一般動物，豈能被食物鏈束縛？為了自由化的生活，哪怕必須試錯！文明一再「試錯-證偽」，不知要經歷多少個世紀，有如滄海桑田一般，方能結出那麼一個文明的正果。

第一個正果，當然是「國」。「國」的形態，從古國到方國，從方國到王國，從王國到帝國，這便是「文明古國」的發展歷程。由此看來，我們就發現，本來，向著自然宣告人類自由意志的國度——古國，在征服自然之後反過來征服人自身了。人以糧食生產擺脫了自然的食物鏈，卻以社會分工形成了新的食物鏈。人以自由意志超越了自然法則，卻又以權力意志去追隨自然法則，這樣古國就發展為帝國。也許，上帝從該隱的奉獻中看到了通往奴役的趨勢，而亞伯的奉獻里還帶有文明稚氣的自由意志。

湯因比談到游牧民族的來歷時，指出了一條從綠洲到草原的來路。當天氣變化變得越來越乾旱時，那些本已定居在綠洲上的歐亞人，就必須一而再的回應寒冷與乾旱的挑戰。他們要麼逃走，作為移民去尋找新的生活彼岸，就像被他們祖先早已捨棄的遊獵生活一樣；要麼堅守，但必須轉型，要放棄原來在綠洲上定居的那一套農耕生活方式。湯氏稱他們「孤注一擲」的帶領著家屬和牲畜，利用新的馴化技術，深入草原畜牧，把個遼闊的草原，變成了新家。但是，請別忘了，還有自由意志的驅動呀！

湯氏的說法，只說到了天災那一面，還有人禍，那也不能不說。所謂人禍，無不起於對「國」的爭奪，「國」就是伊甸園裡的那個禁果，被人拿來你爭我奪，修成了權力意志的惡果。失敗者，被「國」驅逐，太史公說起匈奴的來歷，便說是夏桀的子孫，逃亡大漠，轉化為游牧民族。遠古如此，近代以來，不也有權力意志驅逐自由意志的事件發生？例如，俄國「十二月黨人」，不就被沙皇流放到了西伯利亞？還有那些不顧一切追隨丈夫而來的美麗而高貴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即便到了現代，不是依然還有著《古拉格群島》和《日瓦格醫生》那樣的事件不斷發生？也許這就是上帝稱讚亞伯的原因。

該隱殺死亞伯，不僅是個宗教信仰的寓言，更是一個有關政治文明的預言，它不但預言了農耕和游牧的文明的衝突，更預言了禁果——「國」的權力意志與自由意志鬥爭的歷史的發展道路。

在文明起源時留下的那個病根，我們稱之為「該隱後遺症」，曆數千年，仍以一種原型的力量發揮其統治的機能，如此原型，或應同樣出現在中國的史前文明，我們不妨到良渚去做一番探尋。

刊於經濟觀察報《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