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鵬的奮鬥史：睡馬路，只為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那是在1999年的暑假，我十七歲的時候，我第一次離開自己的家鄉，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和我一起去的是我的好朋友康斌，我們是同班同學，也是鄰居。他比我大兩歲，他晚上學一年，我早上學一年，所以他各個方面的能力都在我之上。我很依賴他，什麼事情只要有他在，就會變得很容易。

可能是因為年紀比我大吧，他的很多想法在我眼裡都是很瘋狂的。比如有一年東北發大水，他半夜突然背了一個包出現在我家門口，我問他幹啥，他說：「你趕緊收拾行李，我們去抗洪救人。」我問：「你爸你媽同意嗎？」他說：「他們不知道，不管我們能不能真的救到人，難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嗎？」

「難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嗎？」這句話確實很有誘惑力，我立刻做了一個決定，打電話給他媽，把他從我家拎走。

康斌最大的愛好是寫字，這和我也有關係。小學時我進入少年宮的繪畫班，我媽怕我沒有動力，就讓康斌陪著我一起去學。結果他不好好學畫畫，總跑去隔壁的書法班蹭課，蹭來蹭去蹭得一筆好字，我現在的簽名就是他給設計的。

他還喜歡講大道理，總是對我夸夸其談，很有見識的樣子。他迷戀一本雜誌，叫《演講與口才》，他不僅自己練，還找我一起陪練。為了鍛煉口才，我們經常會玩一個很無聊的遊戲，就是隨機進入一個飯店，不吃飯，待一會兒再出來，我們輪流進去，看誰待的時間比較長誰就獲勝。我不知道他用了什麼樣的方法，反正我的方法是一進門就問服務員：「請問有一位姓康的先生在這裡吃飯嗎？」服務員就會讓我找一找，我找不到就說自己先等一等，這個方法屢試不爽。

有一次我進了一個大飯店，照例問服務員：「請問有一位姓康的先生在這裡吃飯嗎？」服務員馬上說，有啊有啊，康先生在包廂里等了半天了，一邊說一邊把我領進一間全是陌生人的包廂。我嚇得不行，連忙說我找的不是這位康先生，是另外一位，然後狼狽逃走了。

1999年暑假的某一天，康斌再一次在半夜背著包出現在我家門口，連台詞都是一樣的：「難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嗎？」

我說：「想。」因為過了這個暑假就高三了，就要考大學了，可是我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怎麼報考志願呢？他說：「那就好，我已經計劃好路線了，我們從家裡坐汽車去通化，然後坐火車去大連，再坐船去上海，看看大上海的樣子就回來。這一趟差旅食宿我們能省則省，各自出一些錢，加一起就夠了。」

我問他：「我需要和家裡要多少錢？」他說八百塊。我繼續問：「那你有多少錢？」他說他有一百塊。

第二天，我們拿著加在一起的九百塊錢就出發了，我帶著我的木吉他，他帶著他的紙和筆。我和家裡說要跟康斌去他在通化的親戚家玩幾天，康斌和家裡也是這麼說的。我不敢告訴他們，我倆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因為我十七年都沒有離開過通化地區，而且又是兩個孩子一起，他們肯定不同意。

不過我對康斌是信任的，我想他這麼有把握，應該是去過不少的地方吧。誰知道他和我一樣，都是第一次出遠門，以前的那些「見識」都是從書里看來的。一路上他激動得和每一個坐在附近的乘客搭訕，留聯繫方式說會給他們寫信，連我都覺得他很幼稚。他也確實制訂了一個很周密的計劃，但是根本沒有按照計劃行事。他說，既然都已經出來了，就不妨多去幾個地方。於是我們第一站並沒有去到大連，而是在沿途的撫順和金州各住了幾天。

我們在撫順成功潛伏進一個旅行團，蹭團和人家一起遊覽，還在金州觀看了四川隊和大連隊的一場足球比賽，之後才到大連。大連火車站的對面，正建著一棟高樓。那天霧很大，我看不到樓的頂端，家鄉的樓沒有超過六層的，但是那棟樓一直蓋到天上，讓我很驚訝。那是我對大連的第一印象。

我們「下榻」在一個錄像廳，那天晚上是女足世界盃的總決賽，中國隊對美國隊，錄像廳里通宵直播。我們睡了一會兒起來看球，結果中國女足輸了，所有的人都特別沮喪。我們倆更加難過，因為錢已經花得差不多了。

康斌說要理智一些，剩下的錢就算可以繼續走下去也回不來了，還不如就此打住，然後返程；不過既然來了，我們還是要去看看海，大連金石灘的海是最美的，我們就去金石灘吧。

我都不知道他是哪兒得來的這些訊息，我倆又坐了車去到金石灘。我們都是第一次看到海，激動得還沒走到沙灘，就給傻瓜相機照得沒有膠捲了。金石灘的大海確實很美，一望無際，康斌說：「你看到了嗎？我們走了這麼遠，已經來到了世界的盡頭，這裡就是天涯海角。我決定了，以後我就要到這個地方來，你要不要一起來？」我沒有答應他，因為總覺得可能還有更遠的地方，只不過現在看不到而已。

我把一直跟著我的吉他的背帶解下來，扔到海里，一邊扔一邊嘟囔，希望它可以替我去看看更遠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它會漂到哪裡，沒準兒我剛一轉身，就被別人撈起來了也說不定。

我們和大海聊了會兒天，就返程了。可是剩下的錢不夠送我們回家，只夠買到瀋陽的票，也挺好，又多去了一個城市。在瀋陽下車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我們無處可去，就漫無目的地走，走累了，就決定在馬路邊睡下。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們特別興奮，怎麼也睡不著，也可能是水泥地實在太硬了，硌得慌。

第二天早上清醒過來，我們決定面對並解決回不去家這個嚴重的問題。康斌說我帶著吉他，可以賣唱，正好試試自己的斤兩；而他自己要去商場，給別人設計簽名，一個簽名五塊錢；大家用各自的本領去湊錢，湊齊了就回家。我們分頭行動，約好了時間地點集合。

我走到一個廣場，那裡有一個巨大的毛主席雕像，揮著手，後來知道那是瀋陽的中山廣場，我就在那個廣場上唱。我把帽子脫掉放在地上，裡面放幾毛零錢，提示路人這是在賣唱。儘管周圍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我還是相當忸怩，不敢大聲唱，也沒有人駐足停留，他們看上去都匆匆忙忙。

第一個停下來的是一個小男孩兒，大概十一二歲吧，很機靈。我給他講了我們的遭遇，孩子說他也沒有錢，但是他可以給我當托兒，就站在這裡聽，這樣就會有更多的人停下來，沒準兒可以賺錢。大城市的小孩兒就是聰明，他就一直站在我面前聽我唱歌，唱著唱著我就不再害羞了，唱著唱著聲音就大了，唱著唱著圍觀的人就多了。

那天我和小男孩兒一起賺了幾十塊錢，中午的時候我還請他吃了一頓盒飯。小男孩兒說他想到辦法幫我了，可以回家去和爸媽要錢，但是他沒錢打車，只能從我手裡拿走了十塊錢。臨走時他還誇我的帽子很漂亮，很自然地戴在自己頭上坐進計程車，叫我等著他。

我等到天黑他都沒有再回來。後來和康斌講起這事兒，他覺得我是被騙了，可是直到今天我都覺得小男孩兒不會騙我，可能是他的爸爸媽媽不允許他再出來了。那天康斌也有收穫，但是我們加在一起的錢還是不夠把我們送回家。我倆捨不得找地方住，就又在馬路上眯了一晚，熟能生巧，這一次睡得安穩多了。

第二天賣唱，小男孩依然沒回來，但是卻來了一個大男孩兒。他聽我唱了好幾首歌，突然問，可不可以把吉他借給他彈彈？他唱了一首崔健的《花房姑娘》，給他扔錢的人比給我扔的還多。

他叫郭艷東，長得很憨厚，是吉林省吉林市人，所以聊起來聽說我也是吉林省的，就格外親切。我給他講了我為什麼會在這裡賣唱，他也給我講了他的故事。原來那是他來瀋陽的第三天，他是來找工作的，和一個朋友一起，住五塊錢一晚的大通鋪，上面躺著十幾個大老爺們兒。他很認真地聽我唱了自己寫的歌，還誇我寫得好。我特別開心，因為終於找到了欣賞我音樂的人。

那天我們聊了很久，臨走時郭艷東翻遍了口袋，掏出他僅剩的三十塊錢。他說他還有朋友，也可能很快就會在瀋陽找到工作，就可以賺錢了，這三十塊錢對我更加重要，所以全都給我。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感謝他，就翻出自己隨身帶著的一盤錄滿了我寫的歌曲的磁帶送給他，還留下了我的通信地址。

因為那三十塊錢，當天晚上我和康斌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車。這一路上的人和事，我都沒敢和父母講，也沒有和其他人分享。大連那棟高聳入雲的大樓偶爾會闖進我的夢裡，我在想等它蓋好以後，人們也就住在雲上了吧，那會是怎樣的感覺呢？他們應該會看得更遠吧？我暗下決心，高三一定要更加努力，考到大城市去，住到雲裡面。

從那以後，康斌就視大連為唯一的奮鬥目標。他經常這麼說，也的確做到了。現在他定居在大連，在遼寧師範大學教外國人學漢字。我在《屌絲男士》里教一堆老外說中文的橋段，就是他給我的靈感。他娶了一個日本學生當老婆，一家人幸福地住在他的「天涯海角」。

郭艷東和我一直有書信上的來往，後來他在瀋陽的工作不太順利，就回到吉林老家；再後來他成為一家報社駐吉林記者站的記者；又過了幾年，他被調到長春。他到長春的時候，正好是我在長春讀完大學準備來北京的時候。我們一起喝了頓酒，暢想著各自的美好未來，然後分別。

某一年的春晚後台，我突然撞見了郭艷東，我倆激動地抱在一起，我這才知道他現在已經成為《新文化報》文娛部首席記者，來採訪春晚。後來我幫他牽線搭橋，拿到了趙本山的獨家專訪。過了十幾年，終於有機會報恩。郭艷東憨厚地笑著說，看來多做些好事還是不會錯的。

忘了是從哪裡看到的話了，說眼界決定視界，視界決定境界。我不太會去記這樣的名言，總覺得說教味太重，不過多出門走走，對年輕人還是很好的，就好像我們的這次遠行，經歷了坎坷，遇見了美好，開闊了視野，確立了目標。我和康斌偶爾也會聊起那段奇妙的旅程，他說得最多的話就是：「如果哪天我們有機會寫書，一定要記得把睡馬路這事兒寫進去，那也算咱們沒白睡了。」

以上內容，來自

《在難搞的日子笑出聲來》

《在難搞的日子笑出聲來》

作者：大鵬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