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口袋書與大眾閱讀

1939年，羅伯特·德·格拉夫（Robert de Graff）從歐洲引進了平裝書的出版理念，他借用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的平台，在北美髮行「口袋書」（Pocket Books）系列。一時間，這種廉價且方便的讀物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口袋書」這個原本作為商標的名稱，也成了英語中一個固定的說法，專指普及本或袖珍版大眾讀物。

書籍製作方式的變化

受到清教文化的影響，早期美國的書籍出版主要專註於宗教讀物。在物質匱乏、民眾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情況下，書成了昂貴而稀缺的物品，普通人家中一輩子也難得積累下幾本書。此時的作者經常扮演出資人的角色，印刷自己的作品，同時也承擔印書的風險。書籍的裝幀以手工製作的線裝書、釘裝書為主，工藝繁瑣，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工，不僅費時費力，成本也居高不下。在這種情況下，書籍的大眾市場化無從談起。

合成膠的發明極大地推動了平裝書的出版。與線裝方式相比，它方便快捷，價格低廉；與動物膠相比，它更為牢固，不容易掉頁。1931年，德國信天翁出版社（Albatross Books）率先使用標準化的方式出版平裝書。他們不僅利用合成膠進行無線裝訂，而且改良了書籍的大小規格，批量生產平裝書。此外，他們還採用顏色編碼的方式對書籍進行分類，方便讀者挑選。這些做法後來都被英國的企鵝出版社採用，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這兩家歐洲公司的啟發，格拉夫決定在美國也引進類似的做法，出版平裝書。

口袋書出版內容的選擇

「口袋書」1939年出版的《呼嘯山莊》，售價25美分。

1939年，當「口袋書」首次推出每本售價為25美分的平裝書時，進入出版名單的10本書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平衡，也預示著口袋書未來的出版選擇和發展方向。這10本書既包括嚴肅文學作品，如《呼嘯山莊》《莎士比亞悲劇五種》《聖路易斯雷大橋》，也有各種輕小說和通俗讀物，如詹姆斯·希爾頓的冒險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說《羅傑疑案》。

這套入選書目在當時獲得的評價褒貶不一，有批評家指出這些書良莠不齊，不應該混在一起出版。然而，市場的反應卻異常樂觀。在口袋書的推動下，《呼嘯山莊》竟得以擠入暢銷書榜，並拿下了數十萬本的年銷量，這在精裝書時代是無法想像的。這種情況並非曇花一現，在已有的記錄中，不少嚴肅文學作家的作品也經過口袋書的包裝和推廣，真正實現了大眾化。據統計，口袋書後來選中的書目，通常起印數都在10萬本。可以說，它對大眾閱讀口味的變化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推動作用。

口袋書對大眾閱讀的影響

口袋書不僅定價低廉，而且在銷售渠道方面猛下功夫，最終得以深入民間。1939年，當格拉夫開始出版口袋書的時候，全美的書店數量只有2800家左右。面對口袋書動輒上千萬的印數來說，書店的分銷能力顯然無法滿足需求。況且格拉夫看中的目標受眾，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經常逛書店的精英讀者，而是那些很少進書店的人。他將口袋書放在報攤、雜貨店、車站、香煙商店等地方售賣，這種做法吸引了往來的行人，許多家庭主婦也開始注意到這些讀物。按照格拉夫的說法，口袋書就是要吸引人們進行「衝動」消費。

此外，口袋書還盯上了長期訂購雜誌的讀者。在美國歷史上，雜誌曾在大眾閱讀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雜誌的分銷網路可謂龐大而深入。格拉夫也需要這樣一個現成的分銷渠道，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適的合作夥伴——美國新聞公司（American News Company），後者曾雄霸全美的報紙雜誌分銷王國數十年。19世紀末，美國曾立法認定報紙雜誌在鐵路運輸方面享有特殊的便利和優惠的價格，因此報紙雜誌的郵費遠遠低於書籍的運費。格拉夫利用美國新聞公司的運輸網和分銷網，極大地降低了口袋書的經營成本，同時讓它也打入了雜誌讀者的市場。

口袋書的成功也吸引了其他出版商加入競爭。雖然格拉夫創立了「口袋書」品牌，但是他卻沒能擁有這種書的獨家專利。美國新聞公司後來就在1941年成立了埃文圖書（Avon Books），試圖在平裝書市場中分一杯羹。「口袋書」認為埃文圖書侵權，並將其告上法庭，然而法院的最終裁決是這種類型的平裝書並不屬於「口袋書」專享。自此之後，各家平裝書出版機構就開始各顯神通，在閱讀內容上適應、迎合乃至改造大眾的閱讀口味。

羅斯瑪麗·羅傑斯的小說《甜蜜野蠻的愛》，在出版後引起轟動。

容納了不同出版品牌的廣義口袋書專註於研究大眾的閱讀趣味和取向，積極調查讀者的意見反饋，調整出版模式乃至書籍的生產模式。許多出版商發現，偵探、哥特、言情小說是最受讀者喜愛的類型，其銷量可以得到穩定的保障。於是他們就開始組織作者和營銷團隊，分析讀者的潛在需求，設計寫作模式，將相似的故事改頭換面反覆兜售。例如，1974年埃文圖書推出了羅斯瑪麗·羅傑斯（Rosemary Rogers）的小說《甜蜜野蠻的愛》（Sweet Savage Love），由於出版後銷量巨大，類似的小說接踵而至，一時間市場上充斥著各種仿製品，甚至形成了「甜蜜野蠻言情小說」這種新的通俗文學類別。

戰場上的口袋書

1943年到1946年間，受到口袋書的啟發，美國民間的「戰時圖書委員會」（the 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為戰場上的士兵出版了1322種不同的特供書，又稱「部隊版平裝書」（Armed Services Edition）。實際上，此前軍隊圖書館也曾號召人民捐贈圖書，且收到了來自各方的上百萬冊圖書。然而，盲目捐贈的圖書往往不盡如人意。一方面是內容不受控制，捐贈者經常將家中廢棄無用的圖書拿來捐贈，類似自行車修理一類的書，捐贈者不想看，戰場上的士兵也同樣不感興趣；另一方面，這些捐贈圖書往往不夠輕便，既不方便長途運輸，也不適合戰時艱苦的閱讀環境。

格拉夫的「口袋書」系列給書商和軍方提供了靈感。他們為海外的士兵製作和出版了一批便於攜帶的平裝書，規格大小適合插入軍裝的口袋中，印製紙張採用了新聞紙，造價十分低廉。書目的選擇也與格拉夫的「口袋書」一樣，既包括偵探、懸疑類的暢銷書，如雷蒙德·錢德勒的小說，也包括一些嚴肅文學作品，如麥爾維爾的《白鯨》和康拉德的《吉姆爺》。

這批戰場口袋書受到了戰士們的熱烈歡迎，許多人在閱讀中忘記了戰場上的痛苦和煩惱。甚至有的時候，一本好書會被撕成幾半，供幾個士兵同時閱讀。《布魯克林有棵樹》的作者貝蒂·史密斯（Betty Smith）就曾收到大量的士兵來信，說這本書為他們帶來了寬慰，讓他們想起了家鄉的美好。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在1945年之前幾乎已經停印，而部隊平裝書15萬冊的印量讓它在年輕戰士中廣為流傳，甚至幫助它奠定了現代美國經典的地位。

戰場上的口袋書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士兵的閱讀習慣，也更加穩固地確立了平裝書在美國大眾書籍市場中的地位。許多退伍士兵回到美國本土之後，一生都保留了良好的閱讀習慣，甚至有的人又重新回歸校園，修讀了文學學位。

從歷史上來看，口袋書對美國的大眾閱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所引進的平裝書出版方式革新了書籍的物質形態，降低了圖書普及的門檻，讓更多人養成了閱讀的習慣，進而改變了閱讀必須在書齋中進行的傳統模式。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它雖然也試圖兼顧嚴肅經典文學，但其主流仍是閱讀市場中重複率頗高的快速消費品。不過，口袋書的「部隊版」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現象，它依靠特殊的時空環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激發了一大批年輕人的閱讀興趣，並改變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樣貌。（文/程匯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