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吏，預見朱元璋為政弊病被殺，災難二十年後應驗

由士兵而將軍，由將軍而統帥，由統帥而吳王，由吳王而皇帝，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自從戎到稱帝，用了十七年時間。成功的巨大喜悅，讓朱元璋越發躊躇滿志，志在打造一個全新的大明帝國。

朱元璋早年讀過書，且身邊活躍著劉基、李善長、宋濂等名士，日受熏陶，深諳馬上得天下而不可馬上治天下的道理。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祭祀孔子，倡導儒學，並下令訪求各地賢士，搜羅天下儒生，讓他們聚集在南京，教授太子及眾皇子讀書。浙江海寧籍名士葉伯巨（字居升）有幸入選。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諸子，次子朱樉封秦王，三子朱棡封晉王，四子朱棣封燕王，五子朱橚封吳王，六子朱楨封楚王，七子朱榑封齊王，八子朱梓封潭王，九子朱杞封趙王，十子朱檀封魯王，多封於北方邊境和各個要地，使其「夾輔王室」（《明史紀事本末》），以此來鞏固朱氏的統治地位。

皇子們有了封地，南京的大批儒生們沒了用武之地，也被朱元璋法派到各地任職，主要負責宣政教化，廢元末輕文陋俗，興民間讀書風氣。葉伯巨被分發山西，任平遙儒學訓導，相當於平遙教育局局長，一個沒有品階的小吏。

在基層做事，更容易發現問題，葉伯巨就看到了朱元璋分封諸藩王的弊病。朱元璋雖然規定諸王拱衛朝廷，但藩國權力太大，僅「下天子一等」，遠遠超過了地方的行政權力。諸王在各自封地上，設置官署，監視和控制當地將士，「凡朝廷調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明史紀事本末》），必須經過藩王點頭。此外，藩王還擁有護衛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萬九千」（《明史》）。

強大的藩王勢力，無疑對朝廷構成巨大威脅。對此，忠君愛國的葉伯巨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但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公務員，又如何對國家大計指手畫腳呢？

洪武九年（1376年）閏九月，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天象出現異常，朱元璋象徵性地「以災異詔求直言」（《明史》），各級官吏均可以大膽說話。消息傳到平遙，葉伯巨來了精神，立馬上書言事，而且一口氣說了三件事。

在葉伯巨的萬言書中，指出了朱元璋為政的三大弊端，「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明史紀事本末》）。這三件事，反映了葉伯巨在國家大政方針方面的深思和遠見。

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在為政方面有三個缺點，一是急於求成，二是嚴刑峻法，三是以國為家。葉伯巨所言之事，恰恰戳中了朱元璋的軟肋，特別是在「分封太侈」方面，葉伯巨指出藩王「賜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明史紀事本末》）。

西漢時期的「七國之亂」，西晉時期的「八王之亂」，都是因為藩國權力太大所引起的。葉伯巨旁徵博引，以史為鑒，指出朱元璋慷慨分封藩王這一政策潛在著重大弊端，大明帝國在數十年後難免會重蹈西漢、西晉爆發內亂的覆轍。

葉伯巨說得很對，但朱元璋作為主宰天下的皇帝，不肯認錯，也不能認錯，於是以「離間吾骨肉」（《明史》）的罪名，將葉伯巨逮捕，從平遙押解至南京，關進刑部大獄。當年，葉伯巨受盡折磨後，在獄中活活餓死。

雖然不肯認錯，但朱元璋對葉伯巨的諫言還是引起了重視，他規定，藩王之間不許相互往來，沒有詔令不許入朝，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時前來，必須一王離京後，另一王才能啟程。朱元璋此舉，目的在於防止諸王相互串聯，避免對朝廷造成威脅。朱元璋雖然用心良苦，但歷史無情地教訓了執意逆流而行的朱元璋，因「分封太侈」造成的後遺症在日後還是以災難的形式應驗了。

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炆即位，鑒於各藩王權力過大，實力雄厚，決定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也就是葉伯巨被囚死二十多年後，無法忍受削藩的燕王朱棣起兵反叛朝廷。「靖難之役」打了四年，雖然朱棣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戰爭導致數百萬蒼生喪命，大明帝國經受了一次特大災難，正如葉伯巨所預見。葉伯巨雖然冤死獄中，但他以先知卓見、耿直敢言之譽載入史冊。（劉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