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放棄外國國籍，華天轉為中國國籍……令誰新奇又令誰焦慮

娛樂觀

騰訊娛樂專稿（文/楊時暘）

一條科學界的新聞默默攻佔了很多人的朋友圈：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楊振寧和姚期智已經放棄外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並正式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顯然，那些轉發和議論的普通人，並不關心楊振寧和他們不太熟悉的姚期智在晚年到底還做出了哪些學術成果，或者推動了哪些科研進步。人們在乎的是他們放棄了「外國國籍」而變成了一個中國人這件事。這種國籍的轉換，仍然會觸到某些人敏感的神經。

不同心態的人們對於這條消息有著完全迥異的解讀。比如，有的人認定，這是又一樁中國大國崛起的證據，而有些憤世嫉俗的人們則覺得，以這兩位科學家所處的地位來說，國籍對他們而言早已經無所謂，更何況他們的子女都在國外。他們加入中國國籍不過是使現實生活更加便利。當然，還有會用「落葉歸根」進行慨嘆。

我不得不承認，這條新聞之所以能夠刷屏，是因為一個重要的背景——那些刷著朋友圈的看客們通常還都夢想著早發財早移民。絕大多數中國公民還是認為發達國家的生活水準、財務負擔、環境等等仍然優於中國，而這兩位科學家卻選擇逆向回歸。這其中的況味非常微妙。

其實，無論學術界還是文藝、體育界，這幾年，外國公民選擇入籍中國的事已經屢見不鮮。除了楊振寧等諾貝爾獎得主的頂級學者，早些年回國的科學家饒毅等人也已經回歸了中國國籍，而在不久前在奧運會上創造中國賽馬運動歷史性成績的運動員華天，也是從英國國籍轉為中國籍的實例，更不要提言必稱「國家」的功夫片明星成龍，他曾多次表示過，「不但我自己是中國國籍，我還要我的家人孩子都變成中國籍。」而人們也確實發現，房祖名在一些節目的片尾演員表上已經不見了外籍的注釋。

對於外國人入籍中國的情況，各有各的原因，有一些是出於工作需要的便利，比如很多已經將工作重心移到中國大陸的演藝明星，在對合拍政策、簽證條件等進行綜合考量之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成為一個持有中國大陸護照的普通公民；而有一些則出於更加實用主義的考量，比如馬術運動員華天，他原本只是有著一半中國血統的英國人，無論教育還是文化習得都與中國本土沒什麼關係，甚至他的中文水平也只是可以簡單寒暄罷了，以他的水平，在馬術運動發達的英國不太會有機會能夠出征奧運會這樣的最高級別賽事，但如果轉為中國國籍，則能夠脫穎而出。這無論對於他本人還是對於想推廣和發展這項冷門運動的中國來說，都是利好。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他選擇加入中國國籍並代表中國出征奧運會，更偏向於某種策略。

人們對於變換國籍的敏感，其實還是因為在很多人的慣性意識中，認為國籍本身首先所涵蓋的是政治意味。其實，國籍的政治內涵，伴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在來去自由的世界中正在漸漸變得淡漠。反而，國籍身上附著的經濟屬性卻在不斷增強。

中國人如今對於國籍問題仍然敏感，是因為一些歷史原因。在1949年之後，中國的第一位外來移民是阿拉伯裔美國人馬海德，他於1949年加入中國國籍，並協助中國致力於麻風病和性病的研究。在那之後，陸續有數位外國人紛紛加入中國籍。彼時，這些人的選擇更多的是出於某種「革命友誼」。冷戰時代，國籍的選擇首先意味著對於意識形態的抉擇與認同。如今，殘留的敏感，顯然來自於那個非常時代的慣性。實際上，現在對於國籍的抉擇，除卻難民等特殊境況以外，更多的都是出自經濟和文化選擇，而非政治表態。

多年以來，「入籍」這件事之於中國人，幾乎都意味著「出走」而不是「歸來」。1949年之後的出國潮發軔於1980年代。1985年，中國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大批學生開始走出國門。而在那之後，除去留學之外，其他形式的出國也陸續展開。無論是1990年代初的電影《大撒把》還是日後紅極一時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都精準地切中了彼時出國潮中人們的微妙心思。

而多年之後的今天，精英和富人群體又開始了以布置海外資產為模式的新型移民。1980年代開始的出國潮和移民潮，帶有某種國門初開時，見識廣袤世界的衝動和希冀，在長久的禁錮之後，人們迫切地希望能夠看到和切身體會一個更加多元化的世界。而如今，無論是技術移民，還是投資移民，那些變換國籍者都是出於更加理性的考量，就如同那些回歸中國國籍的人們一樣。

與美國等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國家不同，中國並不屬於移民國家。只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走強，中國開始成為了一些人選擇定居地的目標之一。這是一件好事，它意味著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日益正常化的交互。人們可以離開這個國家去往一個自己更適合的地方生活，同時，這裡也可以容納和歡迎其他國家的人到這裡定居和工作。

遷徙自由是人們的基本權利，那不只意味著在自己國土內的遷徙，也意味著可以在世界範圍內自由遷徙，人們有權利尋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國家定居，無論出於怎樣的原因，都應該被尊重。有一天，人們對於任何人歸化中國國籍或者某個中國名人成為外國公民都不再感到新奇或者焦慮，那才是更加正常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