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人為什麼變得如此浮躁

文 | 維舟

近些年來，浮躁，看來已超過當年的所謂「貧、弱、愚、私」四大病，成為中國「國民性批判」中最頻繁出現的辭彙。很多罵他人浮躁的人，如果仔細觀察其言行，就會發現他自己甚至都很浮躁。不必奇怪，在這樣一個社會，「定力」又會因其稀缺性而日益成為受人推崇的品質。

在看到一句刺眼的廣告語「這個世界在殘酷懲罰不改變的人」後，馬立明先生寫了一篇《世界將懲罰缺乏定力的人》作為回應，堅信「那些一直堅守原地、一直堅持初心的人，最後會獲得時間的禮物」。這兩種看法相信都有不少人支持，不過，它們看似對立，其實卻具有相同的功利主義取向，那就是：他們相信「只有……才能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成功」，只不過一方認為需要通過不斷改變自我，另一方則堅持認為需要通過堅持不變。

這並不是真正的「定力」，因為當現實證明他們的做法無法獲得成功時，他們遲早會動搖。那些真有定力的人，不會計較一時成敗，甚至明知道自己長年累月做一件事並不會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且自己有其它名利雙收的選擇，但卻仍然心甘情願地做了。

很顯然，在一個充滿誘惑、變化乃至動蕩的社會中，這是罕見的品質。這不僅需要能經受得起一時的挫敗，還得對自我實現的價值有著極為堅定的信念。不難看出，這種看法源於一種「強者哲學」，關心的是自身內在價值的實現——用倫理類型學的術語，它在意的是「完善論」，而非「後果論」。

《功夫熊貓》電影劇照，與內文無關。

但對普通人和弱者而言，在一個多變的環境中追求這樣的理想，不免有些奢侈。畢竟，在可變可不變的時候選擇寧可付出代價也不變，這如果是基於頭腦清楚的判斷，那需要當事人有強大的內心和抵禦風險、抵制誘惑的能力，有時甚至是一種特權。

僅僅聲討當下中國人「浮躁」是很廉價的，通常也無助於我們理解這一社會現象。一個原本安土重遷、講求「安分守己」、「君子務本」的農業文明社會，忽然變得如此不安分，這不可能只是「這一代人品性出了問題」這麼簡單。

這麼說是因為，幾乎每個現代文明社會都是很「浮躁」的——實際上，最不浮躁的社會，就是那些身份最固化、人生看不到變化和希望的社會，在那裡，宿命論是唯一可取的人生哲學。與任何一個傳統社會相比，近代早期那些滿世界尋找金銀和貿易機會的歐洲資本主義者都充滿了「不得安寧的勁頭」，至於美國人，托克維爾在兩百年前就說過，他們在享受了繁榮富裕的同時「永遠想要更多」且「看到別人有他們沒有的東西的時候感到痛苦」。馬克·吐溫在《鍍金時代》中說得更直白，他說內戰後的美國人一門心思「籌謀宏圖大業，進行各種投機鑽營……為了暴富而慾火中燒。」

就此而言，這種浮躁的心態並不是一時一地某個群體的現象，只不過是某種歷史階段下不可避免的體驗，尤其多見於那種在現代化進程中驟然繁榮起來的社會。因為在這個過渡時期，一切尚不明朗，舊有的一切都煙消雲散了，而未來則看起來觸手可及，從而激發起每個人的慾望去儘可能地撈一把。既然一切都在快速變化，而又沒什麼能阻止人們不擇手段，那麼很自然地就會助長追逐短期利益的投機行為。浮躁，正是因為每天都想著要改變，要追趕，為慾望而焦躁不安。

如果說原先的傳統社會無不都是強調等級森嚴、人人各守其本分的靜態文明，那麼新的現代社會則是充滿了流動性、可能性，生活快節奏、多變化的好動的文明，推崇的是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上敏捷地捕捉機會。這可不是一種鼓勵人平靜下來的文明——你倒是試試看在人潮湧動的十字路口長時間看書？

既想要外在的功利，又想要內心的平靜，由此成為現代人不可避免的矛盾體驗。從傳統中獲得了解放的人們開始擁有自己的夢想，然而正如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清楚預見的那樣，誰若問自己「如何實現偉大理想」這類問題，誰就勢必不得安寧。何況形勢比人強：當你看到連小時候全班考倒數第二的二狗子都人模人樣地發財了的時候，即便自己內心還平靜，家人也會在飯桌上埋怨你是不是應該「上進」一點了。

這可能是現代人所付出的必要代價，它之所以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容易消除，是因為這源於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結構性矛盾。我們難以忍受經濟停滯（更不用說衰退了），想要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這就意味著社會得持續進步，而這就得不斷地「創新突破」以刺激需求，強調拋棄既往經驗來開創新的機會點。為了造就這樣的不斷成長，消費社會激發了人們的慾望，使人感到不斷地需要那些商品，甚至缺乏了它們就坐立不安——因為那種渴望本身就被商品化了。

[美]理查德·桑內特/李繼宏/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

按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在《新資本主義的文化》一書中嚴厲批評的，這勢必會造成一種膚淺的文化，「避開了感官的印象，隔開了分析和信任，忽略了情感的黏合力，而且還懲罰鑽研」，因為這種社會氛圍給個人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求他們不能落伍。

這就像是一個迴旋鏢：你想要往前走，但因為每個人都這麼想，結果匯聚成巨大的力量，讓你發現自己想不往前走都難，甚至被身不由己地裹挾著向前，而此刻，你卻又想要靜下心來。

就此而言，「浮躁」可說正是中國式「現代性體驗」的組成部分。如果要說有什麼不同，可能是由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壓縮在極短的時間內高速完成，因而心態上顯得更為浮躁，人們已開始習慣極快的變化。

在這個新的消費文化中，一家超市和一個藝術畫廊之間已沒有什麼差別，人們已不大能容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奇怪的是，他們既無法忍受沒有變化的生活，又想要內心的平靜。人類學者項飈將「懸浮」作為中國社會心態的關鍵詞，也正是看到了其普遍存在：「中國的整個社會，很多人都在懸浮著。一切都是為了未來的某一個目標，你要努力，不然就達不到目標，但是未來是什麼，能不能達到，完全不知道。它的本質不是對未來的追求，而是對現狀的否定。」

這不是偶然的。固然，這種浮躁受到中國文化中一貫的世俗功利主義取向推波助瀾，但也應看到，傳統文化在本質上是從容好靜的，以社會的穩定不變和身份秩序為基本假定，所以才會推崇「以靜制動」、「以慢打快」，與現代人沉不住氣的好動勁頭截然相反。

近代的一連串慘敗使這種傳統價值觀掃地以盡，在急迫形勢之下，一種推崇行動力的激進主義遺產留存至今：行動先于思考，尚未看清就想搶先動手，乃至還未細讀就已批評。人們不耐煩計較過程，直接就想要結果；又因為深深恐懼「落後就要挨打」，那種急迫的心情下不斷地變換和調整自己的行進路線。最終，幾乎無論在什麼領域，普遍存在的心態是恨不得跳過中間那些曲折的探索過程，就希望能趕快出結果。

這恐怕也是當年「大躍進」的思想根源之一：當時之所以各地浮誇風盛行，就是因為全社會都想要快速實現某些常規方式根本無法達到的目標。這種心態並未在1978年之後消除，而是悄悄地延續了下來。常常被人遺忘的一點是：飽受詬病的「浮躁」，與那種備受讚揚的變化快、反應靈活迅速、勇於創新的時代精神，其實是一體兩面。

美國作家何偉曾在《尋路中國》中恰如其分地評價中國人這種驚心動魄的生活：「新發現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發現，就是中國人普遍具有這種感覺：一切都在快速地變化著，沒有幾個人敢自誇自己的知識夠用，人們隨時都會面臨新的情況，需要去琢磨透徹。總會有新的形勢需要琢磨，人們來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為他們先做後想。……長遠計劃沒有任何意義：人們的目標就是有錢今天賺，有利今天獲。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變革的浪潮淹沒掉。你會有種感覺，一群人正跟在後面，緊追不捨。」

我們是一個「目的論主導的社會」，只不過以前爭的是「要達到某個目標，哪條道路正確」，而現在則是「目標不爭論，任何道路都可以大膽嘗試」。但不要忘了，在這其中，目標仍是急迫想要達到的。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就只要結果，手段不論，那採取的是一種倒推式的想法：設定目標，然後儘力達成（無論是「五年計劃」、「十五年超英趕美」還是「先定一個小目標」），總之都是定下目標後全力以赴。趕超式的心態滲透到全社會，大目標再分割成小目標，最終已顧不上長期做法的連續性。

當這種激進主義的傳統與「致富光榮」的浪潮結合起來，便爆發出巨大的力量。曾有經濟史學者認為，儒家文化經濟體的成功，是因為擅長「長期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人民因而喜歡儲蓄並注重教育、為未來做長久準備，然而如今，正如節節攀升的房價和隨著匯率及通脹不斷貶值的貨幣一樣，如果不隨時靈活調整，那你就有麻煩了。

情況如此複雜多變，很少人能安穩地預見兩三年之後的情況，以至於只能竭力抓住現在的狀況，就像打一場結局無法預料的比賽，不得不每一分都去拼。一切都是短期目標，因為長期如何無人知道。

在得到了靈活、快速、效率的同時，這樣一個「短期社會」的弊害之大，甚至幾乎能抵消它帶來的好處。既然誰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那麼很正常的想法就是「能撈一票是一票」，管理上往往等不及長肥就宰殺鵝，因而冒出來特別多套利型的企業家，為求短期結果不擇手段，有利可圖時一擁而上，所謂「順時摧枯拉朽，逆時潰不成軍」。

這又鼓勵了一種機會主義的暴富與及時行樂的心態，從而進一步助長了投機鑽營和欺詐行徑：既然不用和你有長期聯繫、能騙一次是一次，那就難免騙子橫行；這不像以前那種人際關係長期穩固的熟人社會裡，沒人能欺騙所有人，因而老實才是最好的策略。

與此同時，各種但凡可能有用的新觀念、新機會都被拿來一試，一旦無效又迅速被棄如敝履；而很多創新研究則缺乏積累和對話，各搞一套，重複建設，形成一種「往好里說是富有活力，往壞里說是沒方向的瞎折騰」局面。

由於那些「熱點」往往都是「碰上了就碰上」，加上國內許多產業的專業化程度低，便愈加依靠短線的偶然不確定機會。中國的影視作品雖然熱鬧，但卻沒有形成像迪士尼這樣長期的IP項目，這絕非偶然。在沒有明確方向性、缺乏長期積累的情況下，那無非也就是熱鬧一下，最多一時紅了幾位明星。

無論是在創新、產品研發、營銷還是藝術新作的領域，許多人的想法往往都是「炮仗型」的：只求那一時的熱鬧，但不去想響過之後煙消雲散了，還留下什麼。

沒有幾個人能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坐得住。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中國社會對個人「定力」的考驗大得多。前兩年一舉成名的華人數學家張益唐，在日前接受採訪時就直說，他如果留在國內，肯定無法做出那樣的成績，因為就算你自己能堅持，但你周圍的價值取向容不下；相比起來美國則「比較清靜」。如果沒有這種環境的改善，僅僅斥責人浮躁，要他們具備「定力」，乃至相信有了定力才能成功，這恐怕不僅強人所難，也是天真可疑的。

這麼說是因為，缺乏制度保障的「定力」只對個人有意義，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卻難免淪為一種道德口號。歐美社會也經歷過浮躁，但正如伊朗經濟學家Homa Katouzian所言，西方卻是一種注重積累的「長期社會」。他認為，伊朗的社會變化總是趨於短期現象，因為缺乏明確的不可侵犯的法律體系來確保其長期性，人們對財產和社會地位的擁有權是短期的，原因在於這些權利被認為是個人特權而非不可侵犯的權利，其結果便是造成了一種「短期社會」：「有混亂和無序的傾向性、不同尋常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知性，又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這些聽起來都與中國很相似。在這種朝不保夕的狀態中，加上新形式、新觀念乃至一時突然奇想的衝擊，很可能就又會發生變化，雖然看著一直在變，但卻不能形成長期良性的積累。

這不僅僅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個人幸福的問題，也對某些方面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傷害：例如技術創新，雖然它要求不斷突破，但這同樣是長期積累的過程，很難通過短暫突擊的運動方式來實現。絕大部分前沿的機會點，是在前人積累基礎上不斷試錯探索的結果，且得失成敗無法預料，因而尤其需要在一個開放的架構下，以溫和堅定的方式推進變化。

如果真有所謂「定力」，那並不是抗拒變化，而是像在浪峰波谷中駕馭船隻的舵手一樣，始終以經驗和自信應對變化，那恰恰是一種「有確定信念的變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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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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