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觀和悲觀交替而來，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沒有什麼人的遭遇比起那個在知乎上講述自己憋屈小故事的高三學生更適合作為我們這個系列的結尾了。

那個據稱是來自西安工業大學附屬中學的同學講述了他的同學向當地教育局舉報了學校在霧霾天里繼續補課，教育局將電話轉給學校，老師、學校和家長都指責了這個學生。

在他的那個帖子中，通篇都是對成人社會的不解。

這個社會，對年輕人真的太好了嗎？

當我們考慮會留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給未來時，最直接的反應是，年輕人是受害者。但當更年輕的如那幾位委屈的高中生去看這個社會的時候，現在的我們可能同樣是施害的一方。

媒體人許知遠在寫梁啟超的傳記，對於梁的「新民說」他有很多感受，「我們是新民嗎？我們肯定不是新民呀。這麼多喜歡聽謠傳的人，這麼多缺乏個人權利意識的人」。

跟他一樣，法律學者鄭戈在採訪中也提到了「新民」，當制度層面的建設受挫，或者走樣的時候，梁啟超提出的新民說還是寄希望於人的進步。

這是整個社會漫長轉型的一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每一代人都會忘記上一代人。中國轉型時間比較長，一直處在轉型之中，沒有完成。」許知遠說，「我們現在所有的困境，他們（梁啟超時代）當時都有。不同的是，現在中國是個強大的國家，那個時候是個弱國。這會使這個國家更加傲慢，轉型變得更困難。」

來自：亞馬遜

在我們採訪的所有 20 個人中，他們的年齡和身份各異，但都具備知識分子的抱負和希望社會向善的信心。

劉波覺得，一個人作為穆斯林的宗教身份不影響他的發言權；周保松希望不要輕易放棄對美好生活和公正社會的追求，不要落入一切都是金錢與權力的思維中，參與更多的公共生活；劉擎說那些不迎合你的聲音和東西，可能更會刺激你的理性與思考；許知遠說，更多時候可能要多問自己應該做點什麼，是不是更主動，更有行動力。

在過去的 6 篇文章里，我們和這些人一起討論了所有 79 個問題——如何面對異議和跟你不同的聲音；如何避免陰謀化的思維方式；如何保護自己的隱私，如何面對他人的隱私；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世界時發現真相……

它們不一定成為解答我們困惑或指導行為方式的靈丹妙藥，但我們相信它會促進持續的思考。如陸銘，這位經濟學者所提倡的，我們在面對更多更複雜的問題時，是否掌握接近真實的思維方式。如周保松，這位來自於香港年輕的政治學學者，他希望每個出征 Facebook 的愛國者，可以想一想，為什麼要翻牆去別人那裡表達愛國？容許更多的資訊進來，不用翻牆，不是更好？

「拉塞爾·雅各比在 1980 年代寫過《最後的知識分子》，就是講整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發聲越來越少，不被重視了。這東西在 『 911』 之後就變得很明顯了。1980 年代他們對里根很有看法，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抗議。然後 『911』 之後，他們也在聯署，但對現實世界的衝擊不大了。」許知遠把美國社會走到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的今天，部分地歸結到娛樂化的社會和知識分子的缺位。這同樣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這個系列的最後一篇文章，「這個社會，對年輕人真的太好了嗎」？沒有最後的答案。我們能確認的只是：這個社會是我們自己來參與、建設、完成，並最終定義的。

「911」事件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在美國本土的一起系列恐怖襲擊事件。來自：維基百科80. 即使聲音微弱，也要做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梁文道

作家、媒體人

我覺得，說到底，你就是本分地做人。所謂「本分地做人」意思是說，儘管世界是這個樣子，局面是這個樣子，但是有什麼是你力所能及能做到的，還是要做。儘管這個聲音多麼微弱，也就是說，我們可能都要做一些明知註定要失敗的事，因為那不是一個為了成效的問題，那是一個道德責任問題。我常常舉的例子是，假如你看到一個小女孩掉到河裡，直接下去救她。你不會有時間在岸上計算，我現在下去，救到她的幾率有多大，我算了一下，我救到她的幾率只有 23%，就是說我有 77% 的機會是救不到她的，那算了，我還是不救。不會，你會想著無論機會多大，都想辦法先救她再說。

為什麼？這是道德責任。道德責任不是看最後你做這件事的成果怎麼樣，而是你該做什麼事的問題。

81. 不要太小看自己，覺得自己做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副教授

我覺得第一，不要低估個人的力量。不要說我們看起來很渺小，我們在面對一個巨大的制度很多人覺得做什麼也沒有用，有很強的無力感，很容易就變成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我經常強調社會是由每個人構成的，每個人都活在這個世界裡，不要太小看自己，覺得自己做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第二，不要那麼輕易放棄對美好生活、公正社會的追求。不要太落入一種一切都是金錢權力去判定的思維中。大家要一起努力才有可能。 如果大家都那麼輕易放棄，那很可能就會陷入自證預言。大家都覺得這種社會是不可能的，那這樣的社會就永遠不可能出現。那我們就慢慢接受現實，現實就是不可改變的，結果就真的不能改變。

第三，當我們去參與公共生活，我們去實現一些價值的時候，我覺得要看到的是，不僅僅是為了別人、為了外在的世界，我們是在完善自己。假如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生活，我們需要很認真地去問一個問題，我們做一個正直的人，不僅僅為了別人，而是為了完善自己。說起來好像很虛無，這是我們儒家文化里十分重視的一點：完善我們自己才能活出一個比較好的生活來。

其實我一直在做一個例子。你看我的微博，開了五六年，其實我在微博里一直在鼓勵和推動在這個平台大家可以進行比較有水平的討論，我們不要人身攻擊。我一直在做這樣的工作，我一直沒有放棄這個平台，一直在和一些年輕人做一些比較重要的討論。我沒有那麼悲觀啦，很多年輕人其實是在進步的。形成一個互相尊重的氛圍吧，沒有人一上來就要和你撕 X 的，除非他別有用心。

兩年前我發起了一個關於自由的討論，結果有上百萬的人在觀看，幾千個留言。大部分人一方面能夠有自己的觀點，也能夠意識到別人可以跟自己的觀點不一樣，在這個討論過程中也要慢慢學會容忍、聆聽，接受不同觀點的人，這個需要去學習。在我們中學大學裡面，也要去培養這樣的「公民德性」。作為一個公民，慢慢去培養一些尊重他人、跟人對話的（品質）。這在中國是非常缺乏、又很需要去做的事情。

我覺得跟學游泳一樣吧，在水裡才能學游泳。要建立一個好的討論空間，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回到知識分子或者所謂意見領袖，他們其實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一個公共空間如何去進行一些比較理性的辯論，需要大家一起來做。

胡適曾說：「 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現狀，敢說老實話。」 來自：亞馬遜82. 你真以為你天天看真人秀節目是無害的？

許知遠

我覺得最缺的是自省的思維方式。我也看到很多知識分子說起別人來，好像非常義正辭嚴，但他自己犯的可能比誰都多。如果你不能對自我進行批評的話，怎麼能批評這個時代呢？

中國社會我們談了一百多年，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每個人都在談別人，很少人願意從自我出發——我做到個人責任，我去成為那個行動者。大家都希望我說完後，你去成為那個行動者。我們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好像你沒問題似的。

普通人應該建立起基本的是非價值觀，包括他崇尚什麼，他欣賞什麼，一種樸素的東西。但在中國社會這種樸素的東西也消失了。

解決需要漫長的時間。大家會遇到困境，就和美國選了特朗普一樣。你真以為你天天看真人秀節目是無害的？你每天看這種大言不慚的東西不會一直無害的。這個社會當個傻瓜開開心心的，沒有後果？都會有後果的。特朗普就是美國這十多年，高度娛樂化的後果。然後他們會把美國帶到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況，每個人都會承受這個災難。

中國社會不應該傲慢，不應該封閉，這是最應該警惕的。整個中國必須進行基本的人文主義教育。人文主義教育本質上是理解自我和理解他人。中國教育巨大的失敗讓所有的都凸顯出來了，我們都是種機械的教育，所以我們對自我，對人沒有感覺沒有感受，人像動物一樣生活。

作為個人，我應該警惕不再用微信了，太分散我注意力了。還要警惕自己不夠勇敢，滑向和社會妥協。

美國總統特朗普，來自：維基百科83. 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盲點和無知，你不覺得自己一定正確，這時才能夠跟別人溝通。

仝宗錦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

首先我們每個人都有盲點。當你作為媒體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好像覺得受訪者是清醒的，其實可能是不清醒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受蒙蔽，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要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無知的，以及可能是在某些事情上會受蒙蔽。我覺得知道這一點才是自己可能不被蒙蔽的開端，就是你要始終相信自己，可能是無知，在任何事情上，可能自己不是絕對正確的。當你開始懷疑自己的時候，你才能夠在一個事情上懷疑其他人的聲音，懷疑官方的聲音，懷疑某些人的聲音。你懷疑那些東西是以懷疑自己為前提的。我覺得這是可能第一點。也只有你不覺得自己一定正確，這個時候才能夠跟別人溝通。

第二點，還是要讀更多的東西。因為當你被一個東西佔領頭腦的時候，可能你就會覺得他都對了。我們每個人都是盲人，當你摸象摸得更多的時候，那象是什麼樣子，才逐漸出來了。

84. 用身份來尋找立場，最終可能影響你對一件事的正確判斷。

劉波

FT 中文網言論及公共政策主編

一個人作為穆斯林的宗教身份不影響他的發言權。我的觀點是，它是一個正常的宗教。

今年我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寫了篇《中國人染上了「伊斯蘭恐懼症」？》。伊斯蘭教是個世界性的主流宗教，有 16 億人，在中國，穆斯林和中國人已經共同生活了一千多年，總而言之它是一個正常的宗教。穆斯林都有說話的權利，不應該被認定為有犯罪嫌疑，被毫無理由地懷疑。

我現在很不喜歡的就是「洗地」這個詞，好像說伊斯蘭教沒有問題就是所謂的「洗地」。在法律上有一個基本原則，不經過審判、不經過合法程序，任何人都應該被認為是無辜的，應該是有完全自由權利的公民。這是一個文明共識。

中國人和穆斯林已經共同生活了一千多年了，其實穆斯林已經融入到這個社會裡了。很多人都在腦子裡構建出一個穆斯林的形象，是封閉的、暴力的，但是你跟更多的穆斯林去接觸的話，你會看到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他們有各種各樣的人，有的思維很開放。他們的思想可以傾向自由、民主，可以去研究科學，這是不違反教義的。比如說塔利班是穆斯林，但馬拉拉（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也是一個穆斯林。馬拉拉並不覺得追求性別平等跟她的宗教信仰有矛盾，相反她會覺得是宗教要求她這麼去做的，她會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伊斯蘭精神所在。

我寫那篇文章，不是為穆斯林「辯護」。罵別人和貶低別人，是很廉價的，往往陷入互相侮辱的惡性循環。你要去尊重別人，從而獲取別人的尊重，是要付出成本但同時收益也更高的事情。我們不要去做廉價的事情，要做可貴的事情。我覺得普通老百姓說一些褊狹的話情有可原，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要去調查事實，才有發言權。如果知識分子願意扮演這麼一個角色，起到溝通作用的話，對大家都有好處。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我覺得政治正確並不是一個道德上太高不可攀的原則，不是說我講政治正確，我就高人一等。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我們也完全可以從利益的角度來想這個問題。在目前經濟增長比較緩慢、社會也有價值觀真空、信仰真空的情況下，一定要警惕族群衝突，這些衝突會激化社會矛盾。所以提倡政治正確，可以減少潛在的衝突，符合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拿這次美國大選來說，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核心是一個人作出什麼樣的政治判斷，主要不是看利益，而是看身份。我是個白人，我就支持特朗普；我是一個少數族裔，我就支持希拉里。

身份政治發展到極致，就是認定你是什麼身份，你就必定抱著某種政治觀點，你就必定和我們不一樣，這就把社會簡單化了，會很危險。其實你應該這麼想，我是一個漢族人，但我不是「漢族」這個身份標籤所能定義的。我還有很多身份：是個記者，是個評論人，在家是別人的丈夫，是別人的兒子。每個人都是很複雜的，我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很可能我和少數民族朋友在很多問題上有共識，而和漢族朋友在很多問題上有分歧。很多事情是跨越「身份」的，你不能拿身份來定義我。

「身份政治」思維不僅可能導致對其他人的偏見和傷害，而且很可能對自身也不利。舉個例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最近在《紐約時報》上寫道，民主黨執政其實對白人下層是比較有好處的，醫療等福利會保持，會對富人徵稅。但白人為什麼大量投給特朗普呢？就是因為對移民不滿、對希拉里不滿，這是一種身份政治的思維，最終是對自身利益不利的。

來自：亞馬遜85. 一個強大的國家轉型是更容易還是更難？

我最近在寫梁啟超的傳記，（最大的感受）是歷史的相似性。每一代人都會忘記上一代人。中國是轉型時間比較長，一直處在轉型之中，沒有完成。我們現在所有的困境，他們當時都是有。不同的是，現在中國是個強大的國家，那個時候是個弱國。這會使這個國家更加傲慢，轉型變得更困難。

我們是新民嗎？我們肯定不是新民呀。我們還在面臨怎麼新民。這麼多喜歡聽謠傳的人，這麼多缺乏個人權利意識的人。

國家到底應該起什麼作用？市場經濟是不是該建立？他們都在討論。只不過問題是一樣，解決思路不一樣。同樣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變成一個現代社會，現代國家都沒有變成，解決思路就要我們找。梁啟超那時候也是在談公德和私德的問題，但他的思路是他的思路，我們有我們現在的思路。

你看起來那個方式都是很簡單的，外在的你要建立司法制度，建立什麼媒體自由，內在你要有個人責任感，這套系統說出來是很容易的，但每個你怎麼實現就是很難的事情，這裡面又需要新的智慧。

我覺得是種自我救贖。就是你必須創造一種讓一些人比較信任的聲音，不要依賴別人，你自己是不是能創造？比如你作為一個記者，是不是能寫出一些持續性的東西，讓大家覺得你的判斷是準確的，或者是值得信賴的，期待的。比如我是個知識分子，我這麼長時間來的分析判斷，是不是一個值得被期待的，信賴的，誠實的，可能不一定正確，但是是誠實的聲音，是不是這樣子的？如果這些點增加的都多了，那這個社會就會慢慢發生一些微小的變化。

梁啟超，來自：維基百科

（完結）

以下是我們在這個系列中提出的全部問題，如果你感興趣，可以點擊閱讀：

這是我們採訪的 20 位知識分子，你也可以繼續關注他們的發言：

題圖來自： shm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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