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爭新娘」的美國夢

美國佔領軍被禁止與日本人交往，但他們難以抵擋異國女性的魅力。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數以萬計的日本女性與美國佔領軍結為連理，告別了滿目瘡痍的祖國，來到種族歧視依然盛行的美國，她們中的許多人並未過上想像中的美好生活；在政治與文化夾縫中掙扎的記憶，伴隨這些「戰爭新娘」走向生命終點而消失。

許多日本女性到「新娘學校」學習美國的生活方式。

二戰結束後，數以萬計的日本女性嫁給了駐紮在日本的美軍，「戰爭新娘」是她們共同的名字。身處政治和文化的夾縫中，她們被親朋好友視為恥辱，又無法融入異國社會。美國學者約翰·康諾指出，種族歧視和文化差異，是造成「戰爭新娘」悲劇的最主要原因。

理想中的美國與現實迥異

1951年，21歲的津子·托爾伯特跟著丈夫塞繆爾來到美國時，滿心期待著給婆家留下最好的印象。她穿著自己精心挑選的和服登上了前往紐約北部的火車，在她的想像中，那是個人人都有美麗衣服和漂亮大宅的地方。

然而，她弄巧成拙，將丈夫一家人嚇壞了。

「公婆要求我改變，穿上西方人的衣服，丈夫也這麼想。我默默換上了洋裝，再也沒碰過和服。」津子向英國廣播公司（BBC）回憶，「他們還給我取了新名字，叫蘇茜。」

大洋彼岸的日常生活同樣與她的想像大相徑庭——全家人住在郊區的一處養雞場里，雞舍近在咫尺，雞糞隨處可見，進屋時沒人脫鞋。和許多「戰爭新娘」一樣，津子來自一個非常富裕的日本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的娘家人進門時只穿襪子，房間里一塵不染。

婆家人不斷告誡津子，美國人會因為她的出身而對她另眼相看。1941年12月7日，2400多人在珍珠港事件中喪生，超過11萬日裔美國人隨即被關進美國西海岸的集中營。集中營在1945年陸續關閉，但接下來的10年里，美國民眾的反日情緒仍然高漲。

「殘酷的戰爭讓雙方陷入了難以置信的仇恨和恐懼，何況，那時的美國是個種族主義相當嚴重的地方，歧視無處不在。」加州大學亞裔歷史學家保羅·斯皮卡德說。

津子是幸運的。她分娩時，醫生為照顧她感到驕傲，醫生的妻子還成了她的好友，邀請她去家中觀賞聖誕樹。但更多「戰爭新娘」融入種族主義盛行的美國異常困難。

斯皮卡德稱，上世紀四五十年代，3萬餘名日本女性通過婚姻移居美國，其後多數人從事收銀、整理貨架等低級工作。無處不在的歧視和文化差異，使她們很難獲得公正待遇。

「記得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公交車上，人們界限分明地坐成了兩部分——黑種人和白種人。」22歲時嫁到美國的敦子·克拉夫特回憶說，「我無所適從，只能坐中間。」

在丈夫阿諾德支持下，敦子在大學裡進修微生物專業，此後找到了一份在醫院的工作，但她仍然會遇到白眼。「我去看房子時，人們總會說它已經售出了。」她說，「他們認為我會讓社區掉價，這太傷人了。」

美日混血的彌生·溫弗瑞一直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母親帶著她和妹妹去禮品商店，在那裡工作的日裔美國員工態度很冷淡，似乎不願意接待她們。

「他不喜歡我。」同樣來自日本的溫弗瑞夫人操著蹩腳的英語告訴女兒，「他看到我有兩個混血女兒，就知道我是『戰爭新娘』。」

不少人並非為了愛情結婚

身為日軍高官的父親死後，過慣了養尊處優生活的津子的家境一落千丈。她失去了女傭、舞蹈教師和司機，也不再有人每天早上來家裡，把她父親的皮靴擦得鋥亮。

高中畢業後，津子在東京銀座一家商場當珠寶售貨員，幫助美軍士兵挑選送給女友的禮物。1950年，她在回家的有軌電車上與後來的丈夫托爾伯特邂逅。津子喜歡托爾伯特的安靜和彬彬有禮，但她從未幻想擁有浪漫的愛情，只想離開滿目瘡痍的故鄉。

在一片殘垣斷壁的東京，她看不到未來。

「一切都在戰爭期間的轟炸中崩潰了，街道、商店再無蹤影，就像噩夢一樣，我們為了一食一宿艱難掙扎。」她告訴BBC，「我不了解塞繆爾的背景和家庭，但我只能抓住他向我求婚的機會。我沒法在那裡活下去，我必須走出來。」

津子嫁給美國人，給她的家庭造成了海嘯般的打擊。離開日本時，母親是唯一送她離開的親人。許多日本人將「戰爭新娘」視為被社會拋棄的、墮落的女性，時至今日，這個詞在日本仍然帶有恥辱的烙印，有人將它與酒吧女郎甚至性工作者畫等號。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許多日本人將美國佔領軍視為敵人，「戰爭新娘」面臨社會和家庭的強烈抵制，許多人被逐出家譜，但成千上萬的日本女性仍然嫁給了美國大兵。

1953年，21歲的山本弘子被閨蜜拉著去京都一家百貨公司，見到了長相酷似知名電影演員蒙哥馬利·克利夫特的美國大兵唐·羅伯特。這個時髦的城市女孩覺得，羅伯特是個「可愛的鄉巴佬」。

彼時，21歲的弘子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沉迷享樂，不願思考未來。「我們不關心昨天或明天，因為我們發現自己過去相信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們只活在當下，不停享樂。」她這樣告訴大女兒夏爾曼·羅伯茨。

據美國「Kickstarter」網站報道，美軍駐紮在橫須賀海軍基地時，漁家姑娘福本惠美子身邊一直不缺乏追求者，美國人總是面帶微笑，主動埋單，請她跳舞。

惠美子約會了許多次，她的母親覺得叫史蒂夫的士兵最可靠。兩人移居美國後，家人經常給她寄去航空信和裝滿日式特色食品的棕色盒子。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言，戰爭造成的隔閡難以磨滅，但對貧困的日本家庭來說，把女兒嫁給富有的美國人是個艱難但很實際的決定。

美國大兵給日本女友帶來她們從未見過或買不起的禮物——巧克力、希爾斯·羅巴克公司的時裝、肉罐頭。他們看起來高大帥氣、出手闊綽、軍服嶄新筆挺；而日本在戰爭中失去了太多的年輕人，那些僥倖撿回命的男人垂頭喪氣。

西方式的騎士精神和「女士優先」的概念，令傳統的日本女性深陷前所未見的「魔法」。幾乎所有「戰爭新娘」都曾用「紳士」來形容自己的追求者。

只不過，那時的她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眼中帥氣多金的「紳士」，可能只是北達科他州的農民、威斯康星州的伐木工，或是羅德島小雜貨店的老闆。

有人痛苦抑鬱，有人改變自己

凱瑟琳·托爾伯特一直不明白，母親津子為什麼每天早上都要拔掉眉毛，然後用眉筆重新描畫一番。她是個性格堅韌的女性，卻不是個溫柔慈愛的母親。

她從來不對孩子們說「我愛你」，偶爾的擁抱也顯得十分僵硬。她痴迷於教育，願意花大價錢請家庭教師，甚至自學孩子的課本再輔導他們。她渴望把自己的雜貨店越開越大，住進嶄新的大房子，把孩子們送進最好的大學。她從來不說日語，努力成為「真正的美國人」。

托爾伯特並未想到，他帶回家的是個固執己見、意志堅強的女性，永遠不可能安心做農夫的妻子。美國大兵們期待的，是比美國女人更溫柔順從的異性。紅十字會一度在日本開設了頗受歡迎的「新娘學校」，教女青年如何鋪床疊被、烘焙蛋糕、化妝和穿高跟鞋。

津子也沒想到，嫁到美國並不意味著光明的未來。鄉村生活的苦悶遠遠超出了她的想像。共同生活30多年後，她和丈夫的婚姻畫上了句號。

遠涉重洋的孤單、語言文化障礙和異鄉人的排擠，讓許多「戰爭新娘」的人生失調。有人陷入痛苦抑鬱，也有人改變自己、適應現實。

86歲的敦子·克拉夫特慶幸地說，現在時代變了，美國更加人性化，她不會再遭遇歧視。另一位日裔女性驕傲地告訴《華盛頓郵報》，她當年孤身來到美國，如今有了28個家庭成員。

津子依然喜歡定期回日本探親，母親和弟妹十分歡迎她，但她從來不會告訴家人自己離婚了。她不能破壞自己多年來努力經營的美式生活，而幸福的婚姻家庭似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訴別人和自己，當初離開日本是正確的決定。

「我學會了不再對4個孩子那麼嚴厲，也學會了省錢，成了一名成功的店主。我過上了好生活，有了漂亮的房子。」她告訴BBC，「我為自己的人生選擇了正確的方向，成了個地道的美國人。」

但此時此刻，她不再是「蘇茜」，而是「津子」。

（摘自《青年參考》2016年12月14日 C08 版，高珮莙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