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物出土，可證古日本為我國所冊封，有人存疑，又出土了兩大旁證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擁有生命力強盛且永不會衰的中國漢字，更有優良而完美的官史制度。

就因為這樣，古代的亞洲許多國家都視中國為天朝大國、稱中國軍隊為天兵；而現代的亞洲許多國家為了研究本國歷史，也都不約而同地來借閱中國史料，追根溯源、刨根問底，探求自己國家的前世今生。

現代日本雖然自稱世界強國，但日本文字出現很晚，並且還是在中國漢字的基礎上變異產生出來的，則其對自己國家古代的歷史情況實在沒有底，要研究日本古代歷史，不得不翻閱中國古代史料。

中國古代史料中對於日本的記載，較早的是《漢書?地理志》上所記：「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

樂浪，是郡名，為漢武帝在公元前109年攻入衛滿朝鮮後所設四郡之一。樂浪海，就是指朝鮮東面的日本海。倭通矮，倭人即是指身材矮小的人。這些身材矮小的人竟然分出上百個小國，每國每年都爭先恐後來中國奉貢朝賀。

《後漢書?東夷列傳》又記：「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

建武中元是東漢皇帝漢光武帝劉秀的第二個年號，也是他的最後一個年號。事實上，光武帝劉秀就歿於建武中元二年。這一年，有日本小國的國王遣使入漢都洛陽進貢，自稱願為漢臣藩，求中國皇帝賜名。光武帝以其人矮，賜名「倭國」。「倭國」國王又求中國皇帝賜封。光武帝於是賜其為「倭奴王」。「倭奴王」認為抱上了漢朝的大腿，可以在日本揚威立萬，歡喜不盡。

對於中國史料上這一段記載，一些日本學者認為不能採信。

他們說，《後漢書?東夷列傳》不是說「光武賜以印綬」了嗎？這印綬何在？拿印綬出來！印綬才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甭說，這印綬中的印，還真有人拿出來了。

日本福岡市博物館收藏有一顆邊長2.3厘米，印台高約0.9厘米，台上附蛇形鈕，通體高約2.2厘米的金印，金印上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

福岡市博物館的館長說，諾，這顆金印，就是當年光武帝劉秀賞賜給倭國國王的。

但這顆金印實在太小了，只有指甲蓋那麼大，讓人難以置信。

但更多日本學者是把質疑的目光鎖定在金印上所刻的「委」字上，說這是「委」字而不是「倭」字，所以，並不是光武帝賞賜給「倭奴王」的金印。

儘管有人指出，這「委」和「倭」相通，「委奴國」即「"倭奴國」，但還是有學者認為「委」只能作委任解，即將印上刻的是漢朝委任的是奴國國王。

也就是說，這是只是「奴國」國王的金印，並不是史書上記載的劉秀賞賜給「倭國」國王的金印。

還有人乾脆懷疑這顆金印是別有用心的人偽造出來的。

那麼，福岡市博物館怎麼會有這樣一顆金印的呢？

日本漢學家竹內實曾在北京大學的一場演講會上詳細講述了這顆金印的發現過程，他說： 「漢倭奴國王」金印的出土非常偶然。在日本的江戶時代，福岡市志賀島上的一個農民在拓寬水路時，從一塊大石下面發現了這顆金印。消息傳到福岡城內，被當時一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儒學家龜井得知，龜井馬上寫信給這個農民，願用黃金十兩買進。農民很奇怪，沒有回信，龜井再次寫信，出價一百兩黃金。農民與村人商量，就上報了。金印就被當地的領主黑田付白金若干獲得。現在這顆金印陳列在福岡市博物館，但博物館沒有說明它究竟是誰的，黑田的後裔說是暫時借給博物館的。

竹內實說，雖然發現了金印實物的存在。但日本的中國史專家很長時間對此不敢相信，認為是偽造的。京都大學已故中國歷史研究專家宮崎市定對此也深表懷疑。

除了竹內實說的宮崎市定等人對此有懷疑之外，日本千葉大學教授三浦佑之還出了「金印偽造事件」一書，完全否定這顆金印的歷史價值。

然而，1956年，雲南省博物館在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西漢古墓群的滇王墓發掘過程中，發現了一顆漢武帝劉徹賜給滇王嘗羌的金印「滇王之印」。 劉徹賜印給滇王，史書也是有記載的。《史記》明確記有「西南夷長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的字樣。

這顆「滇王之印」同樣是純金鑄成，蛇鈕，長寬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

「滇王之印」的質地、字體、印鈕和尺寸大小，均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相同。

不過，「滇王之印」是西漢武帝時的產物，而「漢委奴國王」印是東漢光武帝時的產物，二者相差了一百六十多年，它們越是相同，越讓人覺得其中有假。

但過了二十五年，即1981年，揚州市邗江縣一婦女在甘泉二號漢墓附近的田間，發現了一顆漢代諸侯王璽「廣陵玉璽」。

這顆印雖稱玉璽，其實也是純金鑄成，和「滇王之印」、「漢委奴國王」印的質地、字體和尺寸大小相同，但台上附龜形鈕。

由相關史料可知，漢制賜給太子及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龜紐，賜給臣服國國王的印紐則多用蛇、芋、駱駝等造型。所以「滇王之印」、「漢委奴國王」為蛇紐，「廣陵玉璽」為龜紐，完全合理。

這顆「廣陵玉璽」在《後漢書.明帝紀》也有記載：「永平元年(58年)，八月戊子，徒山陽王荊為廣陵王，遣就國。」即這顆金印是光武帝劉秀的兒子東漢明帝劉庄於永平元年封劉荊為廣陵王時所賜給劉荊的。

永平元年(58年)與光武帝劉秀所賜漢倭奴王印的建武中元二年(57年)只相差一年，而這兩顆金印的字體和手法極為相似，極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兩枚金印的出土，特別是「廣陵玉璽」的出土，大大的增強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度。

竹內實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會上還講了一段「廣陵玉璽」和「漢委奴國王」印之間的一段奇妙緣分。

他說，1989年，福岡市舉行亞太博覽會，要把兩印同時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間名古屋博物館要借展廣陵王璽，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岡博覽會後，廣陵王璽轉到名古屋。此前，要準備一個圖錄，名古屋方面派照相專家來福岡拍照。當把兩顆印擺得很近的時候，兩印之間出現了在北極和南極常見的那種極光，此後極光慢慢消失。從這個故事來說，出土文物是死的、過去的東西，但當人發現它、研究它、喜愛它時，它又復活了，好像恢復了生命。所以出土文物不是死的。那麼它的生命從哪裡來呢？它本來是有生命的，但是研究家的熱情和仔細分析才能給出土文物以新的生命。

通過與史籍的參照印證以及和與「滇王之印」、「廣陵玉璽」的對比分析，「漢委奴國王」印的可靠性已得到證明，由此也進一步證實了中日兩國交往的淵源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