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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作者:秦暉(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黑山的《晴朗早晨》:動聽的國歌和有污點的作者


而「後南斯拉夫時代」的塞爾維亞恢復了當年塞爾維亞王國國歌,只是「上帝保佑國王」改成了保佑塞爾維亞和人民。黑山國歌則採用了《五月里晴朗的早晨》,這是一首民歌風格的多聲部歌曲,前面類似詠嘆調,後邊逐漸激昂成為進行曲,在各國國歌中別具一格:


五月里晴朗的早晨,晴朗早晨薄霧消散,


五月里晴朗的早晨,晴朗早晨太陽初升。

照亮我的母親黑山。


我是你那群山的子弟,誓死捍衛你的榮譽。


我們愛你峻峭的山峰,我們愛你深邃的峽谷,


我們永遠也不會屈服,掙脫捆綁奴隸的鎖鏈,


飛向洛夫琴山的山巔!

驕傲祝福我們的祖國,


祝福祖國偉大的復興!


說實話我是比較喜歡這支曲調的。在我膚淺的音樂審美水平看來,在前南地區過去與現在十多首「國歌」中,這首歌與斯洛維尼亞的《頌歌》、斯爾普斯卡的《我們的共和國》是旋律比較優美的幾首。在只有不到60萬人的巴爾幹第一小國黑山,很多人也以這首動聽的國歌自豪。



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黑山共和國聖斯特凡島(攝影:Auguste)


但是這首歌也有兩個引起爭議之處。其一,它的曲譜在倒數第二句處規定要接續一個過門然後從頭重複,第二次才接到曲終,因此全曲要花2分多鐘,遠超奧運會規定的國歌不超過80秒的限度,被認為過於冗長。第二,更重要的是它的詞作者塞庫勒·德爾列維奇在二戰中曾依靠法西斯義大利來對抗塞爾維亞人,是個「污點人物」。這還不算,我們知道由於地緣政治史的影響,正如18世紀前南部斯拉夫地區對抗奧斯曼的力量大都親奧匈,反之亦然。19~20世紀之交這一地區反對塞爾維亞的力量也大都親德意。而德爾列維奇在那時寫的歌詞中「永遠不會屈服」云云指的正是「不屈服」於塞爾維亞,這就可以理解何以在2006年黑山擺脫塞爾維亞而獨立的運動中它被選為國歌。但是我們知道歷史上黑山人以「比塞爾維亞人還要塞爾維亞」著稱,認同塞爾維亞、至少與塞結盟的傳統是很有影響的。儘管由於當代「親歐洲」思潮的強大,而米洛舍維奇又做得太過分,使得多數黑山人選擇了離塞獨立,但是親塞反獨立的黑山人仍然不少,他們顯然不會喜歡這首帶有「反塞」色彩的歌詞。


不過,主要的爭議還是在於歌詞(詞作者),而這首歌的曲調歷史悠久,德爾列維奇不過是填詞而已,歐洲人對歌曲的民族象徵性意義主要是放在曲調上,歌詞則往往只是同一民族內各派思想的體現。政治劇變後歌詞改寫而曲調沿用是很常見的。德國從威廉帝國、魏瑪共和、納粹時期到戰後聯邦德國國歌都是沿用同一曲調,只是歌詞多次改寫,蘇聯與俄羅斯、阿爾巴尼亞從索古王朝、「社會主義明燈」時代到如今的民主時代,等等,也都是如此。所以只要黑山仍然獨立,《五月里晴朗的早晨》大概仍然會是國歌,可能變化的只是歌詞。至於曲調太長也很簡單,在像奧運會那種需要限時的場合取消重複就可以了。


二、「歐洲在召喚」:科索沃人高歌《歐羅巴》

前南地區與斯爾普斯卡有點類似的另一個地方是科索沃。在前南亂局中,波黑塞族要歸併到「大塞爾維亞」,而科索沃的主要居民阿爾巴尼亞族則希望與阿爾巴尼亞共和國合并為「大阿爾巴尼亞」。但科索沃在前南是一個聯邦主體(前南聯邦8個主體包括6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自治省在聯邦中的地位除了沒有自由退出權以外和當時的波黑等「共和國」是差不多的),波黑塞族則不是。塞族在作為聯邦主體的波黑只佔人口30%,而科索沃這個聯邦主體的人口中阿族要佔90%以上。在波黑亂局中塞族是強勢的,他們欺負別族遠甚於別族欺負他們。而科索沃阿族在塞族人的南聯盟軍隊鎮壓下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被戰火摧殘後的科索沃



由於這些不同,導致國際社會在兩地的干預方向也是相反:在波黑,國際社會壓制了塞族,而在科索沃則是幫助了阿族。兩地的政治結局也因此大不相同:在戰爭結束時兩地的「政治實體」間關係都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經過若干年的演變,波黑塞族終於接受了與另一方聯合,而且聯合的程度從邦聯深化成聯邦,只以在聯邦中保留自治實體為滿足。而科索沃阿族則堅決不肯再與塞爾維亞共處一國,經過聯合國數年調解無效後,科索沃於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至今世界上已有109個聯合國成員國承認,甚至塞爾維亞也於2013年簽訂布魯塞爾協議,在不正式承認的狀態下與科索沃恢復正常的「雙邊關係」。


顯然,國際社會,具體說即歐盟在波黑與科索沃的影響是相反的:在波黑它支持波斯尼亞人維護波黑國家的完整,阻止塞族的「分裂」,在科索沃它阻止塞爾維亞對阿族的鎮壓,事實上為阿族的「獨立」創造了條件。人們當然可以指責這種「雙重標準」,但現行的國際法和慣例的確有支持「民族自決」和保護一國「領土完整」這兩項經常矛盾的原則。歐盟可以辯解說它在兩地都是抑強扶弱主持公正,壓制強勢的塞爾維亞人保護兩地的穆斯林(波斯尼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抑制基督徒保護穆斯林既迴避了關於歐洲人宗教偏見的指責,希臘保加利亞等東正教國家都站在歐洲一邊也避免了把事情解釋成基督教東西教派的矛盾,歐洲完全可以聲稱他們在兩邊做的事都是符合「政治正確」的。而且他們也盡量調和上述兩項原則:在波黑它在維護國家「完整」的同時仍然允許存在兩個自治的實體,在科索沃它也在戰後為塞阿雙方進行了長達9年的斡旋,只是最終未能成功。


但正是這未能成功顯示了兩項原則確實常常難以調和,也使得歐洲沒法完全避免「雙重標準」之譏。不過需要指出:在「民族自決」與「領土完整」的矛盾之外還有一個無爭議的原則,那就是一國不能兼并另一國的領土。這一點是沒有什麼雙重標準的。甚至俄羅斯過去也知道這一點。在克里米亞事件之前,前蘇聯範圍內在蘇聯解體後相繼出現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河東岸、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梯等分離事件,這些分離背後都有俄羅斯支持,其中後兩地都與俄羅斯接壤,而且居民也絕大部分是俄羅斯族,但俄羅斯都只是讓他們「獨立」,而沒有使之合并入俄羅斯。原因就在於:支持「獨立」雖難免「雙重標準」之譏,畢竟還有「雙重」之一可為口實,而兼并一個公認主權國家的領土可就什麼「標準」都沒有,其侵犯國際法的程度就遠非「雙重標準」可比了。


正是基於這一點,波黑塞族可以有自治實體,但絕不能歸併到「大塞爾維亞」,科索沃阿族可以「獨立」,但同樣絕不能歸併到「大阿爾巴尼亞」。如前所述,斯爾普斯卡就是因此改了「國歌」,把塞爾維亞的《正義之神》換成自己的《我們的共和國》。


科索沃也遇到了同樣問題。「大阿爾巴尼亞」思想在這裡影響很大。科索沃2008年「獨立」前,阿族自行宣布的「共和國」已經存在十多年,這期間阿族政黨、武裝與抵抗政權都以阿爾巴尼亞國歌《旗幟頌》作為「國歌」。這首歌的曲譜其實就是羅馬尼亞音樂大師基普里安. 波隆貝斯庫的名作《聯合寫在我們的旗幟上》,阿爾巴尼亞人建立的國家從最早獨立的索古王朝就用它填上阿族歌詞作為自己的國歌,歷經共產黨和民主化時代都是只改歌詞不改曲,已經被視為阿爾巴尼亞民族精神的象徵。


然而,科索沃阿族獨立運動最早的領導人魯戈瓦是個溫和的非暴力主義者,號稱「科索沃的甘地」,他不但反對武裝鬥爭,希望和平獨立,而且意識到「大阿爾巴尼亞」主張會過分刺激塞族人並招致國際社會的反對,因此很早就承諾獨立後科索沃不會與阿爾巴尼亞合并,並反對使用阿爾巴尼亞國旗國歌。他推薦的國歌是一首民歌《當庫斯特里木降臨科索沃》。


但是,「科索沃的甘地」沒有遇到「科索沃的蒙巴頓」 ,他的和平獨立願望得不到回應,米洛舍維奇把他抓了坐牢,使他沒法實際參與阿族政治。作為精神領袖他的塑像雖然立在了普里什蒂納的中心廣場,實際上他卻並沒有真正做過政治領袖。後來阿族人越來越激進,「科索沃的曼德拉」取代了「科索沃的甘地」,「科索沃解放軍」也取代了魯戈瓦的非暴力。相應地,他在國歌問題上的溫和主張也曲高和寡,阿族政權仍然高奏阿爾巴尼亞國歌。


科索沃戰爭結束後,聯合國特派團在9年的過渡期中為阿塞雙方斡旋未果,科索沃最終自行「獨立」,但國際社會也為科索沃阿族和阿爾巴尼亞共和國設了底線:阿國不能吞併科索沃,阿族要放棄「大阿爾巴尼亞」主張,科索沃必須是個世俗、民主、公民權利平等、充分尊重少數民族權利的共和國。


經過這些年的磨難,前南各民族的有識之士也逐漸明白民族關係的事不能以「誰戰勝誰」的方式解決,他們都把化解這「一團亂麻」的希望寄托在大家最後都要加入歐盟,成為「歐洲」的一部分上。前南地區的兩個穆斯林民族為主的國家,波黑和科索沃,不約而同地都迴避「星月」之類伊斯蘭符號,而採用歐盟式的「藍天白群星」元素設計國旗,顯得比基督教國家還「親歐」,就體現了這種心理。因此早在過渡期阿族就常在政治儀式上使用歐盟的盟歌,即貝多芬的名曲《歡樂頌》。獨立後也有人建議就用《歡樂頌》為國歌。但多數人還是覺得即便歐盟成員國也不都有自己的國歌嗎?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有呢?



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貝多芬



2008年3月12日,科索沃議會在報刊和網站上宣布公開徵集國歌,並由總理哈西姆·塔奇領銜成立評選工作組。徵選標準是:國歌應該是獨特和原創的,不得雷同於他國;演奏時間必須在30-60秒之間;歌詞應該包括科索沃共和國的所有官方語言(按:即阿語和塞語);而且應該不要「類似於任何國家的聖歌或流行歌曲,或讚美任何政黨、運動或機構,或暗示對科索沃任何特定民族的忠誠」。亦即歌詞必須是高度中立、無爭議而且要得到塞族的認可。顯然這樣的曲譜已經有難度,這樣的歌詞在當時幾乎是無法產生的。最後議會於6月間表決通過阿族作曲家赫迪·門迪伊奇的曲譜《歐羅巴》為國歌,但歌詞至今難產。


《歐羅巴》又名《科索沃共和國國歌》,其風格與歐盟的《歡樂頌》很類似,都是熱情奔放的頌歌體而且同一調式,雖然按徵選規則避免直接摘用後者的旋律素材,但嚮往「入歐」主題是鮮明的。與波黑的《間奏曲》一樣,它雖然至今沒有法定歌詞,但民間經常配詞演唱,最流行的的歌詞大意如下:


啊,親愛的祖國,我們勇敢地築成友愛的家園在歐洲。


啊,山鷹高翔,星光閃耀在我們祖先的土地上。


啊,我們的母親,年年歲歲祝福,多美好——歐洲在召喚!


啊,親愛的祖國,勇士在捍衛友愛的家園!


這首歌詞既強調「友愛家園」又提出「勇敢捍衛」,戰爭遺風與和解願望合二而一,歌中沒有提到任何民族,但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兩國國徽國旗都以鷹為素材,兩族都可以從「山鷹高翔」讀出自己的民族情懷,而「歐洲在召喚」則是他們的共同願望——可嘆的是,每當哼唱這首充滿熱情希冀的《歐羅巴》,歐盟深陷危機、令人失望的現狀就不免讓人「欲說還休」了。


三、從「上帝保佑國王」、「誓死捍衛國土」到「大家都是好鄰國」


總體上看,前南—巴爾幹這片宗教、民族衝突和列強爭霸中走過了幾百年的土地上,這些「國歌」的演進都可以看出兩個歷史脈絡:從專制帝國走向民主政治,從民族仇殺走向建設和平的歐洲。君主制時代的國歌幾乎都要提「上帝保佑國王」,君主制之後的天下也不太平,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下,「誓死捍衛國土」、「打敗敵人」這類戰爭隱喻仍是國歌的主題。而友愛、和平、和諧的歐洲則是人們現實的嚮往。即便今天歐洲統一的理想又遭挫折、歐盟的未來不容樂觀,人們也仍然充滿和平的希望。這在斯洛維尼亞的國歌中體現得最清楚。


前面提到當年「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聯合王國」的國歌是取三族各自的國歌部分拼合而成。後來前南散夥,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都恢復了其中的傳統國歌:塞爾維亞的《正義之神》和克羅埃西亞的《美麗祖國》,前者已如上述,後者也以民族主義為基調,其現在的歌詞是:


多麼無畏,多麼尊貴!


祖國山河美,祖先永光輝。


高山雄偉,峽谷深邃,


薩瓦河、德拉瓦河,滔滔長流水。


多瑙河,你奔騰入深海,向世人宣告祖國在我心。


無論陽光燦爛,還是朔風勁吹,


克羅埃西亞人,心與祖國永相隨!


而斯洛維尼亞的《光榮旗幟》更是所有傳統國歌中最鐵血、最孔武的:「光榮的旗幟英雄的鮮血染」,「讓我的槍說話,保衛祖國和家園」。但是與塞、克兩國如今都恢復了上述傳統國歌不同,前南解體後的斯洛維尼亞並沒有恢復使用《光榮旗幟》這首軍歌為國歌,而是採用了一首典型的和平主義歌曲《祝酒歌》。



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斯洛維尼亞銀行成立10周年紀念鈔 1,000 Tolarjev紙鈔正面:斯洛維尼亞詩人弗蘭策·普列舍仁 France Preseren 1800-1849;背面:普列舍仁的詩《祝酒歌》(Zdravljica)中的第七節手稿——自1991年起被採納為斯洛維尼亞的國歌歌詞。


這首歌的詞作者弗蘭斯. 普雷舍倫被認為是斯洛維尼亞的「國民詩人」,他於1844年寫的這首詩原來並無名稱,但其手稿中字句的布局類似一個酒杯,因此被稱為《祝酒歌》。原詩共有七段,主題除了一般的祝酒,也含有從泛斯拉夫民族主義出發,反對奧匈帝國窮兵黷武挑動斯拉夫各族仇殺的意思。為此它沒能通過奧匈的出版審查,直到1848年革命後,奧匈解除了審查制度,歌詞才得以出版。1905年斯坦科. 皮利米爾把這首詩譜曲成為一首多聲部合唱。斯洛維尼亞脫離前南獨立後,就把這首《祝酒歌》定為國歌。但歌詞只取了表達和平願景的第七段,把前面祝酒的話和帶有泛斯拉夫主義色彩的內容都省略掉了。保留下來的這段歌詞是:


上帝保佑各國為過好日子不懈工作,


那時世界上再也沒有戰爭、恐怖和折磨。


人人享有自由和歡樂,沒有仇敵,只有好鄰國。


人人享有自由和歡樂,沒有敵人,沒有仇恨,大家都是好鄰國!


在這一地區過去和現在的所有國歌中,只有這首是完全不帶民族主義色彩的「和平頌歌」。但是,在巴爾幹這幾百年、前南地區這十來年的民族紛爭、戰亂和折騰之後,這首歌真是唱出了人們的心聲!說起來,斯洛維尼亞是最早脫離聯邦獨立的,也是獨立過程暴力最少的(除黑山之外,但黑山獨立是在前南戰亂平息之後才發生),所謂「十日戰爭」遇難者只有數人,此後再無戰亂波及,與周邊各國也沒什麼糾紛。她最早加入歐盟和申根區,經濟發展水平也是前南地區最高。這都是得益於「大家都是好鄰國」啊。


前南地區這些國歌,有些相當敏感。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納餐廳吃飯時我不自覺地哼了幾句《正義之神》,就有人使眼色,表示阿族人對這首塞爾維亞國歌很反感。但在斯洛維尼亞的布萊德湖哼唱《祝酒歌》,馬上就迎來對面一位老人很驚喜的誇獎:「dobl」。當然,在那些民族混居地區還是謹慎為妙。


(作者:秦暉;編輯:李大白;文中圖片來自網路,為編者所加。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秦暉:「後南斯拉夫時代」的「敏感」國歌



秦暉,生於1953年12月,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研究生畢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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