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姚期智為何放棄外國國籍？

楊振寧，姚期智。

楊振寧、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無疑是上周最大的輿論熱點。

楊振寧曾與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理論，共同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70年代，楊振寧作為第一個回國訪問的美籍華人，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接見，此後一直在海外為中國物理學的學科建設、學生培養等方面提供幫助。2003年他回到北京定居，入職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繼續在科研領域建言獻策，還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教授回國。

姚期智於2000年獲得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是首位獲圖靈獎的亞裔學者，也是迄今為止獲此殊榮的唯一華裔計算機科學家。他受楊振寧邀請，於2004年辭去美國普林斯頓教職，回國加入清華大學，建設交叉信息學院並創立「姚班」，有口皆碑。

因外籍院士提出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學部歷史上是首次，無先例和程序可循，中科院學部還為此專門制定了《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暫行辦法》。

新華社第一時間聯繫了兩位院士。楊振寧表示，自己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國國籍的，當時曾考慮了很久，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我曾經說我父親到臨終時都沒原諒我放棄中國國籍」。「2015年4月1日我放棄了美國國籍，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美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是一個給了我做科學研究非常好的機會的國家。我感激美國。」如今94歲的他感到欣慰，多年來為了幫助建造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友誼橋樑曾做過一些努力，「沒有這座橋樑，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與安定」。

姚期智則向新華社表示：「多年來，得以培養我們的青年才俊，促進高端科研的開展，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有意義的工作。」

楊振寧、李政道共同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兩位科學家之中，國人相對更熟悉、討論聚焦的對象無疑是楊振寧。對他放棄美國國籍的選擇，可謂議論紛紛，充滿猜疑。但是對楊振寧稍有了解就會知道，他的愛國精神早在在他歸國之前的幾十年中就是一以貫之的。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對中國和中華文化的熱愛、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可以說矢志不渝。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學者黃慶橋及時發布兩篇文章，為大家提供思考的史料依據。在《楊振寧回國記：父親曾三赴日內瓦勸其回國》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楊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國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1928年於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執教於廈門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復旦大學等，是彼時國內著名的數學家和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後，楊武之任教於復旦大學，舉家居於上海。

1957年、1960年、1962年，楊武之曾三赴日內瓦，與已成為國際知名青年物理學家的大兒子楊振寧相聚，并力勸其回國為新中國的科學建設效力。然而由於國內當時的研究環境、生活環境、政治環境等因素，正處於學術發展黃金期的楊振寧留在了美國。

然而就在1970年代初，楊振寧率先回國，為中美關係的破冰、為海外華人消除疑慮，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黃慶橋在《破冰之旅：1971年楊振寧率先回到中國 》一文中回溯了這段歷史。1971年4月「乒乓外交」大獲成功，中美關係解凍，楊振寧忽然從美國報紙的一個很不顯眼的地方，看到美國政府發布的一個通告，美國公民護照上原來印有美國公民不可隨便去的共產主義國家，包括越南、古巴、中國和朝鮮，而這個通告把中國取消了。楊振寧立即認識到這個通告的重大政治含義，他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迅速實現回到中國的願望——此時他的父親楊武之正犯重病住院。

當時中美政府高層尚未接觸，像楊振寧這樣有著重要影響的國際著名科學家，不得不由紐約飛到巴黎，從法國輾轉拿到了赴中國的簽證。1971年7月19日，楊振寧終於登上了飛往上海的飛機，26年來（楊振寧於1945年赴美）首次回國。在這近一個月的時間裡，他陪侍重病的父親，會見師友，訪問學術機構。7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楊振寧並設宴款待，整個會見前後近5個小時。

楊振寧回到美國後，曾先後四次公開發表演講，介紹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此外，楊振寧還利用各種機會在歐洲、南美洲、亞洲其他國家演講，不失時機地介紹新中國的情況，促進各國與中國的溝通。楊振寧的破冰之旅更是在華人圈裡引起了轟動和積極的反響。在楊振寧之後，大批華裔學者逐漸消除了顧慮，紛紛申請回國探親、訪問、旅遊。這其中，最有名的是以林家翹為團長、包括任之恭、何炳棣在內的20多人華裔著名學者訪問團來到中國，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

原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James Ulley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說：「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博士當年到中國大陸，對中國的現代化有促進作用，而美國目前的政策也是支持及願意協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的，楊振寧可說是首開其端。」

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會見楊振寧，7月1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對此次會見進行了報道。

1970年代，周恩來會見楊振寧。

澎湃社論則認為，這兩位科學家的歸國，可以視作中國科研事業與高等教育崛起，以及全球華人精英迴流的一個標誌。若將2008年「千人計劃」的實施作為時間節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股海外人才回歸的潮流：時至今日，已有超過四萬名的高等次人才從海外返回中國，或任教，或創業，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的前沿研究與產業發展。接下來，如何從制度上全面解決這些海外歸國精英的入籍問題，讓他們無縫融入中國的科研環境，就成了當務之急。

中國青年報發表《院士身份對楊振寧只能是榮譽而非利益》，關注學術界長期以來根據人才頭銜、身份進行學術評價，給予有顯赫學術頭銜者特殊學術權力和待遇的問題。

作者熊丙奇指出，院士在美國學術界就是一個榮譽，沒有任何與這一頭銜掛鉤的特殊利益。這是美國科學研究保持創新活力的重要原因。而反觀國內，學術評價卻高度「頭銜化」。例如一名學者當選院士後，不但能獲得對應的經濟待遇，還享有高人一等的學術特權，成為很多重大學術課題的負責人、評審人。院士評審存在「跑、要」現象，院士四處兼職，一直不退休，都是院士「頭銜化」的表現。

包括楊振寧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曾指出國內學術界的一大弊病：處於學術黃金期的學者，由於沒有頭銜，難以獲得學術資助；過了學術黃金期的學者，因為有學術頭銜，各種資源紛至沓來。

近年來，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加大了對海外人才的引進力度。可是，引進人才都存在重頭銜、身份的問題，有的學校高薪引進已過學術黃金期的知名學者，除了以此裝點門面外，對學校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並無多大實質性貢獻。而且，這種做法還會引發青年教師群體的不滿——有限經費不用於提高青年教師的待遇、改善其科研環境，卻用於謀求人才政績。

熊丙奇認為，吸引海外人才的是平等、開放的學術環境，而不是看重學術頭銜、身份的環境。（文/普芮）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