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女英雄：瓊縱女兵拆屋殺頭誓要趕走日寇

日寇實施「三聯」囚籠統治

1939年2月10日日本侵略軍從海口市登陸後，分兩路向瓊崖東、西兩線進犯。

我家在萬寧龍滾的鯉跳村。1939年8月7日上午，我和母親欲出遠門投親逃難。剛走不遠，突然聽見空中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我仰頭觀望，見三架日本軍機從東南方向飛來，俯首沖向龍滾鎮，瘋狂掃射轟炸。接著敵機在空中盤旋迂迴，輪番轟炸分界、和樂、萬城等重鎮，這是日寇侵佔萬寧縣的前奏。

8月13日，日本侵略軍鐵蹄踏進三亞、榆林、加積等重鎮及港口後，便長驅直入進駐萬寧縣城及和樂、龍滾等重鎮，萬寧縣淪陷了。

日寇佔領龍滾鎮後，便招降納叛，組織傀儡偽維持會。日軍和偽維持會為強化治安，限期當地民眾一個月內歸順日軍領取「順民證」，否則就要毀村拆房，概殺不論。並勒令：凡要領取「順民證」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要親自到偽維持會登記;每人要交款20元「軍用手票」或10元大洋的手續費。分明是絞榨人民骨髓，大刮民脂民膏。偽維持會並強制各村莊建立保、甲政權：每戶設戶長，每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保長多為敵人指定。實行聯村、聯座、聯保的囚籠統治。

當年我還不到14歲，在村中私塾讀五年級課程，日軍來後無奈被迫輟學，與村中十幾個男女青年逃難到山區，開始過難民生活。後來這些青年中僅有四個人堅持不回村領順民證，我是其中最小的一個。我們幾個青年商量應付對策，買布模仿做假「順民證」，以假亂真，不仔細看很難辨別。

鯉跳村一帶的村民有端午節「洗龍水」的習俗。1940年端午節這一天大清早，中、青年男女都擁到村邊的鯉溪「洗龍水」。正當大家戲水正歡時，看到對岸很多人慌張朝溪邊跑來，邊跑邊大喊：「牛下田吃秧啦!大家快去趕牛呀!」這是村民放哨發現敵人的暗語。大家驚慌地蜂擁上岸，連濕衣都來不及換就拚命往山裡逃。我和一個同伴沿著岸邊小樹林走，邊走邊窺探對岸的動靜。

果然看到日寇和偽軍的隊伍突襲我們村邊的端熙圩。接著聽見乒乒乓乓和「轟隆轟隆」如天崩地裂的拆房的巨響聲，夾著人群混亂嘈雜的叫喊聲。不到半天時間，已將端熙圩一條街兩旁20多間小店鋪及民房全部夷為平地，居民的財物洗劫一空;拆毀的房梁、椼條及石頭磚塊等建材，全部集中用船載回龍滾據點，用以建築炮樓。端熙圩變成一片廢圩滿眼瘡痍。我家在端熙圩上的那間小店鋪也在那天被毀，使家庭經濟生活頓陷困境，母親和叔公經受慘重打擊。

端熙圩位於六連嶺的東部，是六連嶺根據地通往外線的交通要道及重要聯絡點，也是六連嶺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物資供應站。顯然日寇摧毀端熙圩，是要切斷人民群眾與六連嶺抗日根據地的聯繫和物資援助。遺憾的是我近年參閱不少抗戰史料，卻不見有任何揭露日寇摧毀端熙圩的資料，此事也許已被人們遺忘。然而這確是日寇侵略罪行的鐵證之一，不應被忽略和被忘記。

不能忘卻的「北岸大血案」

1940年初冬，我在當地共產黨組織的指引下走上抗日道路。當時我還未滿15歲，在村中第一個參加「民眾抗日救國會」(簡稱「民救會」)，不到半個月我秘密發展幾個女會員，在村中成立第一個「民救會」小組，組織指定我任組長。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民救會」在村中先後發展中、青年男女會員38人，並分男女組成4個小組，在北龍鄉第一個成立「民救會」，並選我為「民救會」主任。1941年初，組織調我到萬寧縣「民救會」工作(後調入瓊崖抗日獨立縱隊)。

1941年6月24日，日寇滅絕人性地製造樂(會)萬(寧)兩縣「北岸」大血案。日寇借口偽維持會一名職員(漢奸)在北岸村中被殺，懷疑北岸、大洋等村有共產黨抗日分子，認為這是「皇軍」統治下的大隱患，於是糾集龍滾、中原、博鰲及樂城等據點300多名日偽軍，深夜包圍北岸、大洋兩個大村莊，挨家逐戶搜查。不論男女老幼全部趕到村中廣場集中，用機槍掃射。有的把一家人關在屋裡縱火燒死;有的青年婦女被強姦後，用刺刀插入陰道，赤身裸體慘不忍睹。猙獰獸兵對躺在母懷中的嬰兒也不放過，從母懷中搶過嬰兒用刺刀捅著高高舉起，狠狠地摔到地上致死;或是從小腳提起拋進熊熊烈火中焚死。

「北岸大血案」中，北岸、大洋兩村死難者有400多人，被燒毀房屋40多間，財物被搶光，真正被「三光」。這是日寇血債的鐵證。解放後，愛國華僑在北岸村中建立「北岸大血案紀念碑」，緬懷親人，啟示後代勿忘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