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全面改革須紮根於文明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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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即將到來的大時代之基本主題，可用兩句話概括：「全面改革，文明復興。」 這兩個事業絕非兩不相干，相反，兩者有密切關係。全面改革，目的是為了實現文明復興。而這個目標反過來又框定全面改革：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來的種種制度，須有助於中國文明之偉大復興。為此，新制度當具有中國文明屬性。中國需建立起有效運轉的種種現代制度，以回應種種現代問題。但這些制度要在中國大地上有效運轉、在中國人中間有效發揮作用，就須順乎中國之民情，紮根於中國文明。

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應保持開放心態，積極理解、學習他國創製立法之經驗；但同等重要的是，對我們的祖先過去五千年來艱苦卓絕的社會治理探索，當保持溫情與敬意，探究、思考其中恆久有效的制度經驗；更為重要的，要始終立足於中國之道，以構想中國式現代治理模式。

論社會治理經驗之豐富，全世界各大文明，無過於中國。今日我們享有如此龐大的政治與文明共同體，也證明了中國人治理超大規模共同體的技巧和智慧。這些有待於我們認真發掘，並予以創造性轉用。這裡謹舉出幾點：

第一點，風俗至關重要。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有正規制度、非正規制度之別。對於塑造優良社會秩序而言，國家可通過頒布法令等方式予以建立和調整的正規制度固然重要，社會自發形成的非正規制度同樣重要。儒家向來重視的「風俗」就屬於後者，風俗承載著社會主流價值，能於不知不覺中普遍地教化人、約束人。風俗的形成和維繫有賴於精英的表率、社會教化體系之完善。應當說，打擊腐敗，初步改變淫靡之風，有助於塑造良好風俗。接下來，則應建立和完善社會教化體系，其中的關鍵是教育之更化：教育體系當教化青少年仁義禮智信等中國核心價值。

第二點，士大夫是達成優良治理之根本。儒家十分重視制度，但「為政在人」：改革期的創製立法有賴於改革者之智仁勇，制度之健全運轉同樣有賴於官員之公明廉恥。傳統中國社會之治理主體是接受過儒學教育之「士大夫」群體，今日一些官員有知識而乏德行，當通過改革重建士大夫群體。重點還是立足教育，改革官員養成機制。

第三點，社會自治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政治共同體，單靠國家權力是無法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故儒家反對法家短視的國家主義，主張多中心治理的觀念。關於「改革六十條」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總體改革構想，中國悠久的社會自治傳統可為我們提供諸多經驗。

上面只是舉了幾個例子。歸根到底，制度變革需要價值支撐，全面改革須依託仁義禮智信等中國核心價值，新建制度須有助於恢復和維繫普通中國人想像的美好生活。五千年來，中國聖賢思考、揭示了社會治理之大道，中國人積累了豐富社會治理經驗。對這些應以溫情與敬意予以發掘、創造性地轉用。如此，全面改革才能嵌入文明復興框架中，才有堅實的價值支撐，才有明確的方向，也才有可能成其事、見其功。脫離中國文明的所謂制度創新，不可能帶來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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