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東勃評《餵養中國小皇帝》：「小皇帝」的新問題

雞年春節過後的電視熒屏上，從文藝晚會到嚴肅的時政新聞，總不時見到帶有鼓勵生育二孩暗示的各種片段。回望1980年到2015年這三十五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區間，品味宣傳報道基調的這種跳躍性，真有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感覺。

景軍主編：《餵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

前不久翻到一本景軍教授主編的新書《餵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實際上，該書英文版在2000年已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推出，其後陸續被一百六十多名外國學者引用，這是該書中文版的首次出版。如果對時代語詞稍有記憶的話，不難判斷，這是一部有關獨生子女話題的作品。

用「中國小皇帝」來專門指代新出現的獨生子女一代，這是八十年代的一種社會主流聲音，大意是認為這一代人因為人口學意義上的稀缺，在「四-二-一」（四個老人、一對父母、一個孩子）倒金字塔式家庭結構的畸形籠罩下，成為家庭的重心，被長輩驕縱溺愛，說一不二，儼然皇帝做派，缺乏獨立性、適應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1987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專門拍了一部《中國的「小皇帝」》。1995年，孫雲曉那篇著名的報告文學《夏令營中的較量》出爐。八〇後尚未從「小皇帝」的陷坑爬出，一頂「垮掉一代」的新帽子就結結實實壓了下來。《較量》的重要推論，就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成功學」大棒胡蘿蔔和心靈雞湯。「你們不行！你們嫩著呢！你們還差得遠呢！」這幾乎就是對當時的青少年兒童一代的社會主流意見。

電影《中國的「小皇帝」》

如此大規模的獨生子女群體的出現（而且不可預期其持續性），當然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現象。它差不多引發了當時人到中年、身為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的五〇後一代人的集體焦慮和過度反思，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催生了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八〇後一代人的集體叛逆乃至集體自卑。直到2008年，幾樁大事發生，輿情就忽然間逆轉了：先是說八〇後富有社會責任感，後又捧為國之棟樑。到如今後浪追前浪，當初的「小皇帝」們早已「親政」——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上有剛剛「退位」的「太上皇」要頤養天年，下有剛剛「立儲」的「小小皇帝」要野蠻生長。在「奔四」的道路上而立未立、不惑仍惑，似乎就這麼莫名奇妙闖進了人生的「下半場」。

從這個角度說，這本實際上調研和寫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系列論文集，呈現給世人的是一個特殊群體在特定時代背景中的橫斷面，它所做的是一種社會人類學的描摹。從內容上說，書中涉及的很多方面，在今天確實已經過時，或不成其為問題了。但是它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視角。

報告文學《夏令營中的較量》

人類的活動時空延展成為歷史，今天呈現的結果必有其歷史上的路徑依賴。譬如我們用歷史的視角去講一個書包的故事。從最開初的用手絹包裹，到後來的單肩軍用包，再到後來的雙肩包，再到雙肩包的各種花哨變種，再到如今小學生都開始用的拉杆箱式書包，這就是一個歷史演變。它所對應的書桌結構的變化就是，從幾十年前的書桌里沒有什麼書本，更不要說輔導教材；到十幾年前，中學生幾乎也不用把書本每天在家與學校之間搬來搬去，而是直接堆在書桌上，能把頭埋進去；再到如今的拉杆箱做整日的書籍託運旅行。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歷史過程。這背後反映的有教育政策的變化、有同學關係的變化、有社會結構的變化。

那麼，兒童、食物和社會變遷之間又能講出什麼有趣的關聯呢？

其一，兒童食品，與兒童一樣，也是一個歷史範疇。對食品來說，最開始是「人無分老幼」的，並不存在什麼專為兒童定製的食品，一如最開始也沒有對何謂兒童的嚴格區分。法國歷史學家埃利阿斯認為，兒童的「發現」，本身是工業化的產物。在前工業社會，孩子的成長環境其實與大人別無二致，他們不被認為是「珍稀物種」或特別值得呵護。人們對兒童也只懷有一種非常淺薄的情感，或可稱之為「溺愛」。十七世紀末開始，學校成為教育的普遍方式。這意味著兒童不再通過直接接觸和模仿成年人來學會生活，而與成人世界相隔離，開始與同齡人一起，接受專門的規訓。

人們起初認為，孩子斷奶之後的飲食結構就應該與成年人無異，從流食逐漸過渡到固態食物。中國傳統社會中貌似有一些所謂兒童專用的食物，比如干糕粉、老米粉，但其實那往往是有助於孕產婦增乳的食物，兒童食之不過搭了便車。魯迅先生「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還說那「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今天看來也不過是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而已。至於說計劃經濟年代的麥乳精之類營養品，那差不多是為年高德劭的老同志們量身定做的，孩子們能蹭一杯羹只能說是「沾光」。

麥乳精

其二，兒童成長特別是兒童食品消費的國家干預，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副產品。兒童食品政策的設計，既受到改革開放之後人們收入水平上升的需求端拉動，同時也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當然推論。計劃生育政策如果只聚焦於數量控制，而不向後續撫養質量的提升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構去延伸，其合法性基礎無疑要大打折扣。因而，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素質，是同時喊出的兩個口號。對兒童的呵護與照顧，由此超出個體自覺的層面上升為國家意志。在底層農民呼之為「要人、要錢、要命」（出工、繳稅費、嚴打超生）的計生年代，這多多少少帶了點「父愛主義」的補償意蘊，對重建基本國策的政治合法性當然有重要的作用。

國家通過一套現代、科學的話語體系和制度設計，深度介入家庭的生育決策並影響子女撫養方式。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官方發起了宣傳科學生育和撫養的運動，構建更加完善的婦幼保健體系，同時推出愛嬰醫院項目來教育公眾，旨在提高母乳餵養率。時至今日，孕婦都會從社區和待產醫院兩個體系中接受相關的培訓和教育。國家倡導的生育和撫育理念貫穿於這些免費提供的培訓項目中，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也會有其他力量的介入。比如，九十年代的一些社區和公立醫院孕婦培訓教育中，時常會有外國奶粉企業的國內代理人走進課堂，於是有一面倡導母乳餵養、一面間接推銷奶粉的尷尬場面。拜「三鹿」事件所賜，現在這類橋段倒是少了，但其他各種推銷DHA、胎心儀之類的環節還是層出不窮。個中貓膩，大概不足為外人道。而社區培訓的真正功能，也已經主要地轉變為一種產婦共同體的情緒舒緩和經驗交流的平台，抑或是夫妻雙方通過共同學習撫養孩子的技能和情景模擬增進感情的一種方式。

《餵養中國小皇帝》英文版封面

其三，兒童的食品消費行為，深受工業文明和全球消費文化的影響。一般認為，父母對兒童的食物選擇有較大的影響和干預能力。事實上發揮作用的是另一種機制，即同輩間的互動和攀比，進而通過食物的分享與饋贈，形成一種社會交往體系，並在這個過程中尋求他者的認同，為承認而消費。這本書中講了一個小孩子請求他的父親買和路雪冰淇淋的故事，只因為他的同學問他「吃過這種冰淇淋嗎」，他撒了謊，誇口說「吃過，味道好極了」。他的父親猶豫再三，為了不讓孩子在其他同學面前「低人一等」，還是決定給孩子「補上」這種消費體驗。這位父親是熱淚盈眶地講述了上述情節。顯然，這種因食品價格問題引發的消費糾結，帶有明顯的時代痕迹。這種情形在當下向兩個方向轉化：一是會更加精細和聚焦到某些特定的兒童食品，於是有所謂「賺奶粉錢」的說法；二是會從食品轉向其他一些服務消費，比如魚龍混雜的孕產婦保健、胎教、早教、幼教市場。至於在一般性的兒童食品方面，也早已成為普遍的「產能過剩」中的一個部分，因而在這方面捨得投入與否，也就不再是個令人糾結的問題。

食品加工行業在八九十年代異軍突起，那種求新求變的新鮮感，也不斷刷新人們對「何謂食物」的認知。今天我們對加工食品談虎色變，又開始追求「純天然」，當時卻不知不覺地神農嘗百草般體驗過很多匪夷所思的「食品」。對於剛剛經由匱乏年代步入豐裕年代的整整一代兒童來說，對食物的好奇與貪婪，或可視為一種集體的「口唇期」——聚焦於口腹之慾的滿足。每天放學，就在學校門口巴望著小商小販又拿出什麼可供一吃的新花色品種。記得有一段時間，很流行用香精兌水自製飲料，這種過於「粗糙」的喝法回想起來令人訝異，至今我想不明白它是怎麼興起又怎麼驟然退潮的。類似的案例還有果汁，人們還不及細看它到底是怎樣的壓榨工藝、何種成分標識（廠商似乎也無意說明），在廣告力量的生拖硬拽中，喝果汁就很快被塑造為一種健康又不失品位、甚至還帶有一點對抗外來文化符號（即「可口可樂」）意蘊的消費行為。更加「惜命」也更懂「養生」的我們現在知道，大自然僱傭的「搬運工」其實不多，要想吃得健康，還是得自己動手。

果汁廣告

其四，兒童食物觀念的塑造，反映了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的代際傳承。食物和語言一樣，是人們日用而不知、渾然而不覺卻須臾不可離棄的。食物的文化傳承和教育意蘊，深埋在食物的功能與時代的變遷之中。在收入拮据、物質匱乏甚至饑饉不斷的年代，成年人只能在節衣縮食的實踐中，反覆教育孩子「粒粒皆辛苦」。然而，人的胃口並不會隨著自己收入的提高和食品供給的充裕而同比例增長，食品消費的價格彈性是很小的。一個人可以從一貧如洗到億萬富翁，但他的肚子還是那個肚子，並不會為此增加多少食物的消費，甚至可能還會（不自覺地）降低這種消費。因此，在食品極大豐裕的背景下，由老一輩人去向年輕一輩傳諭單調的「節衣縮食」的食物觀念，無疑是雞同鴨講。這是一種豐富的悖論。

在傳統社會，兒童的食物觀念和成年人不至於相差太多。小孩子斷奶之後，一旦能夠吃固體食物，就會被大人們抱在餐桌上，在咿呀學語中即學會辨認各種食物。與此同時，逐步掌握食物之間的搭配和出現的頻率，懂得區分何謂日常食物、何謂節慶食物，掌握什麼節氣、什麼場合、為了什麼目的吃什麼食物。這裡必須插一句，「上車餃子下車面」這種說法至少還有一個具體的語境，多少能夠自圓其說。相比之下，那種但凡過節就吃餃子的習慣，實際把餃子從節慶食物變為日常食物，從食物觀念的角度來看，造成了一些紊亂。

這一套食物觀念的形成，往往伴隨人的一生並代代相傳。《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中有一集叫做《主食的故事》，講了大江南北的四五個故事，最後以一個大年三十吃年夜飯、包餃子的場面收尾。在鏗鏘綿長的音樂襯托下，最後的解說詞娓娓道來：「對於他和他的家人來說，這一刻，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時光。其實在這樣一個晚上，吃的是什麼都不重要。在這個時候，中國人心裡，沒有什麼比跟家人在一起吃飯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這就是中國人關於主食的故事。」

《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

不過，紀錄片中一團和氣的團圓場景，越來越像是一種理想類型。我們的現實生活，卻可能漸行漸遠。第一，家庭規模越來越小、越來越核心化，天各一方的空間區隔更加普遍，代際之間莫說傳承，就是傳書、傳話也都得仰賴手機，距離產生美？不信。第二，家庭內部分工深化，不要說一個人操辦一桌滿漢全席，就是做一手漂亮的年夜飯，甚至從和餡兒、擀皮兒到包餃子的一整套流程，也都要流水線操作，年輕的全能型選手越來越少。更加「簡單粗暴」的選擇於是出現——到賓館、酒店、餐館、會所去過年，上面這些活計就統統外包給大師傅了。第三，家庭的重心向兒童傾斜後，同輩交往逐步替代了代際交往，當然也就減少了代際之間達成諒解和傳承文化的機會。以往的小孩子慶生是很少見的，除了過滿月、過周歲，長者為中心的活動則比較多。如今則是小孩子每年都要過生日，而且主要邀請的是孩子的朋友（可能只是同一個社區中玩得來的小朋友）。在這個時刻，長輩已然成為多餘的人，代際的接觸與文化的浸染就更無從談起了。

需要恐慌嗎？大可不必。畢竟，當下初為人父母者是做過「小皇帝」的一代，見得多了，自然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和「戰略定力」，想必不會如他們的父輩那般手足無措。也許還會有一點「本領恐慌」，但親子溝通本領必能更勝一籌。加之全面放開二孩後，天無二日——兩個「小皇帝」，也就不再有「皇帝」。「餵養」的問題已成歷史，在終結「帝制」、走向「共和」、全面小康之際，如何破解物質「餵養」背後的情感孤寂和精神空虛，是這個時代子女教育需要思考的新問題。(文/曹東勃)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